唐玄宗僅存墨跡全卷呈現，臺北故宮推“人氣”特展

宗和

2022-03-10 17:57

來源：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獲悉，臺北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正在舉辦“人氣國寶展”，聚焦于臺北故宮典藏的藝術史上的名品，所展文物皆為備受喜愛的人氣國寶，如臺北故宮的鎮院之寶清翠玉白菜，被認為是唐玄宗傳世唯一墨跡的《鹡鸰頌》、西周晚期的青銅器鄂侯簋、宋《蘇氏一門書法冊》等。

該展橫跨整個年度，從2022年1月25至2023年1月29日，分為四檔，定期更換展件。其中唐玄宗以鹡鸰鳥作比以紀念兄弟情誼的傳世名作《鹡鸰頌》當前也正全卷展出（1月25日—4月24日），難得一見。

唐玄宗《鹡鸰頌》（局部）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史稱唐明皇，擅長隸書、行書。鹡鸰鳥因有“飛則鳴”、“行且搖”的特性，成群飛行走動時會互相聯系，故在《詩經》〈小雅·常棣〉引申為兄弟友愛的象征。

對于這件稀世名品，既可從文章內容，也可從書法角度對其進行賞析。

開元九年（721）秋天，因臣子魏光乘獻頌贊揚鹡鸰鳥聚集宮殿一事，故玄宗俯同作頌唱和并親書此卷，以紀念兄弟情誼。唐玄宗借鹡鸰飛鳴時求其同類的本性，愿與自己的兄弟如同麟德殿翔集千數的鹡鸰鳥一樣共患難。

《鹡鸰頌》卷，紙本，縱24.5cm,橫184.9cm,由四紙接成，共四十四行，三百三十一字，每行字數不等，幅末有草書“勒”字及玄宗御押。前隔水綾絹各一段，縱24.8cm,橫22cm,后隔水為絹本，縱24.3cm，橫11cm。拖尾為紙本，縱24.8cm，橫300.9cm，有蔡京、蔡卞及王文治三跋。

《鹡鸰頌》為唐玄宗（685-762）僅存的書跡，于北宋末宣和時期（1119-1125）裝池成內府收藏的橫卷樣式，名為“宣和裝”。此種形制的顯著特征，是按照一定規格，在畫心四周鈐蓋“御書”（葫蘆印）、“雙龍”（方印）、“雙龍”（圓印）、“宣龢”（連珠印）、“政和”、“宣和”、“政龢”（連珠印），合稱為“宣和七璽”。拖尾部分，并另鈐“內府圖書之印”。在畫心前方，還會附上宋徽宗趙佶（1082-1135）以“瘦金書”親寫的簽題。本件中，未見徽宗簽題及雙龍圓印，宣龢、御書印亦僅存半，應是后代重裝時遭到裁切，但亦有學者因此質疑本件是否為唐玄宗的真跡。

唐玄宗在文章前半段的序文中介紹作頌原委，后半段是頌詩：

鹡鸰頌。俯同魏光乘作。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后。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鹡鸰千數。棲集于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名至軒檻。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贊成功。顧循虛昧。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蔥。藹周廬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棲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余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慙化踈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游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唐玄宗《鹡鸰頌》（局部）

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在位四十四年。曾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何傳馨提到，唐玄宗即皇位之初，在家族中很有糾紛，必須籠絡自己的兄弟，而又不愿他們實際干預政治，于是將五位兄弟派駐到遠離中央的地區，每年一朝見，因此藉著這篇頌文表達思念兄弟之情，也寄望兄弟間互相照應，不會發生奪權之政爭。

就其書法而言，唐玄宗的書法承襲晉代王羲之（303-361）風格，起收筆較少藏鋒，線條豐厚腴美，遒勁有力，字跡更顯沉著雄健，展現盛唐對于豐腴之美的喜好。“這卷書法自首至尾，運筆精力專注，清楚的交代每一筆畫的開始、轉折、停頓與收尾。在字形上，明顯與王羲之《蘭亭序》相似，只是筆畫更為粗壯，可以看出從初唐以來，唐太宗倡導王羲之書法對于皇室后代的影響，也反映盛唐時期，對于豐腴之美的好尚。”

唐玄宗的書法真跡，據《宣和書譜》載，當時御府所藏玄宗真跡共二十五件，其中隸書四件，行書二十一件。唐玄宗現存世的書法作品，只有本件是墨跡，而其它存世的只有碑刻，像：《裴光庭碑》《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青城山長道觀敕》《內侍省功德碑》等。

對于此件是否確為玄宗真跡，學界尚有爭議。曾有學者質疑《鹡鸰頌》為鉤摹本，最早的質疑出現在《東圖玄覽》,徐邦達也認同這種觀點。但是對這個問題更多的人則保持存疑的態度，像江兆申、何傳馨等。但是臺北故宮的侯怡利在經過目鑒和高清數字的觀看之后，認為此卷當為墨跡寫本無疑。

無論是堅持認為《鶺鴒頌》是真跡，還是認為是雙鉤摹寫或偽作，大家都認為該卷書作承襲了王羲之的書風，同時又有盛唐的豐腴之美，具有唐玄宗時期的書風特點。

對于這墨跡本的年代，徐邦達認為《鹡鸰頌》完成時間不會晚于開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歲之前的作品。江兆申在《唐玄宗書鹡鸰頌完成年歲考》一文則提出完成時間應為“開元七年”，這個說法有相當廣泛且持續的影響，臺北故宮的林柏亭、黃偉中、譚怡令等人也沿用“開元七年”之說。

臺北故宮的何傳馨和方展里等人提出“開元五年”之說。臺北故宮的侯怡利提出“開元九年”一說，并對拖尾上的跋文本身的真偽提出疑問，認為蔡京、蔡卞二人跋文書寫質量稍差，并且有較多筆誤，因此并非真跡而是有根據的臨寫本，本卷是在宣和年間由冊頁改成手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