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經濟的GDP在全世界占15%，1%的文章與15%的GDP，顯然是不匹配的。至少在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研究，遠遠落后于中國經濟的地位，而且我們是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本來應該有大量的研究要做。”

這是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甘犁6月6日在出席由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主辦的“學術發表如何推動經濟學研究發展高端圓桌論壇”上的發言。

參加這次討論的學者還有：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馮帥章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設計與環境學院副院長符育明、《管理世界》編輯部委員會副主任蔣東生、《經濟學季刊》副主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國恩、南京審計大學社會與經濟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孫寧。

此次論壇的主題是“中國經濟學研究向何處去？”。這是個近些年來一直被經濟學界熱議的話題。

與會的學者們從自己的感受、體會出發，一些觀點值得我們思考。

孫寧：我們要知道為什么有這樣的經濟現象或經濟規律，這就需要有理論研究。一個好的實證研究，背后必須要有比較強的理論支持。

劉國恩：我們給年輕教授的建議是在你能夠將飯碗拿住之后，可能要轉向研究中國重大問題，這個時候發表的取向可以更多偏向于中文雜志。

甘犁：現在從老師到博士，到碩士，到本科，做的都是一樣的，數據一拿來就做回歸，如果分析是正的就正說，負的就負說，然后就寫政策建議了。我覺得這是范式出現了問題，我稱它是“新八股”。

理論還是實證？

甘犁：連問題都提不出，談什么實證研究

做理論研究的人，無論是華人還是美國人，都可以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組織行為當中的普適規律，大量的理論學者在做這件事。去年我做過一個統計，2010年以來在TOP5期刊上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發表的文章只有1%，在這40篇文章中大概有100個合作者，這100個合作者當中只有二十個是本土學者，如果加上海外華人，大概就是三四十個的樣子。中國經濟的GDP在全世界占15%，1%的文章與15%的GDP，顯然是不匹配的。至少在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研究，遠遠落后于中國經濟的地位，而且我們是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本來應該有大量的研究要做。

問題出在哪里呢？中國經濟問題不是主流問題，中國經濟學家總體來說在國際上沒有太多的發言權。剛才主持人也說了，包括暨南大學、上海財大、北京大學、廈門大學、西南財大等，過去十幾年引進了差不多上千名的海歸學者，他們通過課程教學帶動了更多的年輕學者。我們經濟學研究的范式是沒有問題了，是國際化了，對方法論的掌握沒有問題了，也是國際化了，我不相信還有什么方法是我們學者掌握不了的，我們這么聰明的人，有什么好的方法都可以掌握。我們有方法，我們也知道該怎么去做，雖然我們不是名校，可能發TOP5受很大的影響，但是也不至于說只發1%，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怎樣的原因導致的。我覺得是因為沒有提出好問題。

發現問題可以靠觀察、琢磨，但是更重要靠數據，靠大量有代表性的數據去發現問題。發現問題以后，有理論框架、理論模型分析，才能講出道理來，然后才會有新的實證研究來驗證數據、驗證理論、驗證模型。因此第一階段是發現問題，第二階段是理論創新，最后是實證的數據驗證和應用。對此，大家應該沒有爭議。而我們是什么呢？我們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核心當然是沒有數據。

剛才主持人說，這么多團隊在做各種各樣的調查，好像我們數據很豐富了，完全不是的。

比如昨天晚上我在抓緊改一個公積金報告，公積金9萬億的繳存額，4萬億的余額，24%家庭的工資收入，我們卻沒有研究，幾乎是零。公積金是我們獨特的制度 但是圍繞公積金沒有提出有意義的經濟學問題 也沒人研究。我相信國際學術界是會研究的。

又比如關于時間的使用，這么寶貴的時間資源，我們沒有研究，因為沒有數據，搞不清楚中國人的時間分配是怎么樣的。再比如我們跟大眾汽車合作，大眾汽車想知道中國每年兩千萬的汽車銷售現狀下，中國汽車需求是怎樣的，中國汽車消費和住房、子女、二胎、結婚、離婚等各種現象的關系是怎樣的。再比如我們提出精準扶貧，卻沒有一個全國性的貧困家庭的調查。沒有問題，沒有數據，怎么發頂級期刊呢？在我們做中國家庭金融數據調查之前，不清楚中國老百姓有多少錢，但是我們搞了差不多接近十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不清楚老百姓究竟有多少錢，我們還怎么發展？

所以，現在我們的階段還不是做實證，我們的階段還是在發現問題，一旦發現了問題，自然大量的學者就會去跟進。好的問題，將中國問題講出來，我是相信能夠發頂級期刊的。

我回國的時候，我算是做實證的，但是我還是有純理論的研究，計量理論和經濟理論都有。我一直認為實證的主流首先是對理論的驗證，然后是對理論的應用，利用理論驗證和預測。現在的實證主流，就是對理論進行推導，然后得出變量正相關或者是負相關的推論。理論本身隱含了因果關系，實證就反復去驗證，這是國際上實證的主流，是現在年輕學者做實證的主流。現在研究中國也是這么做，我只是覺得中國本身僅僅這樣做是不夠的。在中國的研究，再往前走一步，不能說直接就從普適性理論推導到實證的檢驗，應該再往前一步發現以前中國和別的國家不同的地方。如果中國所有的東西和別的國家一樣，中國發展這么快，其他國家發展不起來，沒有這么簡單，不同可能就是環境的不同、可能就是制度的不同，可能是因為我們更加勤勞吧，可能是人的不同，或者我們更想賺錢，這些也有可能的。

孫寧：每一個好的實證研究背后，都應該有強的理論支持

甘老師所講的階段確實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過好的數據才能發現問題，我們希望搞實證的經濟學家盡可能的發現更多有趣的問題，我們在后面分析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說到理論，大家想到的就是它非常抽象，都是用數學研究。事實上理論也沒有那么可怕，其實有的理論非常接地氣。另外年輕學者可能做抽象的數理研究，其實也不要緊，給他們一些寬裕的時間，將功底再做得扎實一些。他們有了一定積累之后，肯定會在現實中找到問題，做一些更有實際意義的工作。這是我自己的經歷，我也是這么走過來的。我在研究生階段做的研究非常抽象，做一般均衡存在性的問題全部都用數學。盡管我是數學系畢業，為了做我的博士論文，還自學了很多數學。當時做這樣的研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實際意義，但是做著做著我就可以和現實結合起來，而且有非常多的現實意義。

例如上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為美國設計通訊頻譜的拍賣，原來通訊頻譜都是無償發放給運營商的，但是經濟學家幫助聯邦政府通過拍賣的方式來發放，為政府獲取了幾百億美元的收入。但在國內，我們很多都是靠行政命令發放資源，如果也可以借鑒美國的方法，用市場機制或者拍賣的方式來發放公共資源，也可以給政府回籠大量的資金。在我眼中很多東西都可以通過拍賣進行市場配置，比如說各個高校的EMBA名額，這就是資源，因為它有價值。另外像煙酒專賣的許可證，都是資源。

理論經濟學有時候和現實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地氣。現在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市場設計，可以針對一個具體的問題，例如中國的車牌，有很多城市是有償發放車牌，北京是通過搖號的方式，上海通過拍賣的方式。其實這些問題背后都需要理論經濟學家來研究，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提煉出新的經濟學概念和問題。例如，我在研究國內的車牌配置問題時，就提出配置機制的有效公平性問題。做拍賣理論的都知道，我們在評價一個機制時通常是從兩個維度來評價的，一個是效率，一個是收益。但是當我們配置的是公共資源時，除了考慮這兩個因素之外，還要考慮公平性。怎么定義公平性的概念？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所以做中國問題研究，我們也有可能提煉出一些新的問題。

另外，我講一下日本經濟學界關于理論研究的狀況。日本經濟學界有一個傳統，就是做理論經濟學，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非常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例如有宇澤弘文。我回國也有十幾年了，我了解到中國經濟學學會研究理論的還是非常少，可能也就是兩三個，而且還經常講應用經濟學。日本經濟學會有春季和秋季兩次大會，關于純理論的分會場每屆至少有四五個，所以日本是有研究理論經濟學傳統的。但是在國內，包括海外的華人，理論經濟學家的確比較少，做的特別好的學者，例如周林老師、田國強老師這樣的人非常少。其他一些國家，像土耳其、日本、印度等，做理論的非常多。美國一流高校做理論有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但是華人在美國高校做理論的，目前可能就是方漢明，但方漢明現在也是更多的從事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研究。

我不是說要將理論和實證分割開，經濟現象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理論的角度、實證的角度、實驗的角度進行研究。現在大家都說這是大數據時代，大數據給我們提供了了解經濟現象、掌握經濟規律的工具、素材，實證研究就是要利用這些數據去發現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這個階段，我們要知道為什么有這樣的經濟現象或經濟規律，這就需要有理論研究。一個好的實證研究，背后必須要有比較強的理論支持。

反過來，我們有了理論，也需要有實證研究去驗證。其實自然科學也是如此，比如說物理、天文學也是這樣。先觀察到一些現象以后，我們需要有理論物理學家做一些設想、假說，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然后進一步用觀察驗證這些物理理論。其實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也是非常類似，不要將實證和理論分割開。有一些做實證的學者說真正好的實證研究并不太多，我想這背后可能是在國內缺少好的理論研究的支持。

蔣東生：國內經濟學雜志對微觀理論的研究都很弱

中國的經濟學界討論問題的時候太偏于宏觀，經濟學的基礎性、微觀理論的討論在國內從來都沒有成過氣候。在微觀理論方面，無論哪一本雜志都是很弱的，包括《管理世界》、《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而且國內的理論學者，不喜歡給國內的刊物投稿，只看準國外刊物去投。我曾經有想法在《管理世界》上開一個欄目——中國經濟微觀分析，我專門找了一些研究者接觸這個領域，最后我發現做不下去。

如果沒有微觀理論架構的話，我們對于市場交易這些問題很難有一個學理性、深層的理解。現在我們提出實證和理論問題，可能更偏向于將實證認為是計量經濟學，更偏向于目前中國宏觀問題的研究，而對微觀有一些忽視。我個人覺得其實可以關注微觀研究，向孫寧老師學習，也許他們可以努力出一本獨立刊物。這件事我本來預想是《中國工業經濟》去做的，但他們也沒有做。

甘老師的觀點我也特別同意，我們首先從事實出發，不認識到事實就沒有辦法往下走。首先就是經驗，經驗尋找問題，然后確定事實，確定事實之后找事實與理論之間的關聯性，最后在事實的基礎上去做理論的創新。我想這樣的路徑，是符合我們認知的路徑。

中文還是英文？

蔣東生：我對經濟學期刊的前途很悲觀

這要看發表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想要達到很現實的目的比方說畢業、評職稱，甚至是否可以更好的跳槽，或者是能拿到國家級的項目等等。就中國目前的評價體系來說，我個人覺得，如果你能發外文比較好的期刊，肯定不要發中文，因為這對你追求功名更有幫助。除非你自身已經功成名就了，可以自由做學問了，想對中國大多數人說一點自己的心里話，那就發中文期刊。

另外我覺得是大家不要一心投國外期刊而不顧期刊的質量。還是要追求公認的那幾個TOP5，至少是TOP10。投國外排名較差的期刊有時候不如投國內比較好的刊物。近年來國內有學界有一些變化，更重視中文期刊，近期五年或者是十年，中文期刊在評價體系中的位置肯定在國內會上升。

再講兩個事情。第一，我覺得國際期刊跟國內期刊很大的區別是在審稿體系上。國外審稿體系更加重視國外關注的問題，國內的審稿體系肯定是重視國內關注的問題，重視的問題有差異。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國外期刊審稿更注重于學理評審。而國內期刊在注重學理評審的同時，還會自覺不自覺地對文章進行經驗性檢驗。因為文章作者和審稿人都生活在這個社會，文章所研究的問題大家都有經驗，即使沒有經驗的話也可以去問有經驗的人來討論一下你講的這件事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是這樣的道理。所以從某一個意義來說，你在投稿的時候實際上就要考慮到這一點。

中文期刊的前途是什么呢？我很悲觀。為什么悲觀呢？因為期刊有三個基本功能，期刊實際上是學術性的載體。有三個基本功能，傳播信息、創造信息、評價信息。但是由于網絡的出現，期刊傳播信息這個功能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創造信息也比較少。第三個評價信息的功能是主要的。這件事毛病肯定很多，但是反過來說誰能替代？不能光指責它，還要找一個東西替代它，因為評價功能不能沒有。如果有一天期刊的評價功能被替代了，學術期刊就沒戲了。

劉國恩：如果你處在事業上升期，請將好文章投給英文期刊

我們發表學術論文目的無非是兩個，一個是為了自己的事業發展，看看你發表論文地方的話語體系掌握在哪些人手里。目前至少現代經濟學的話語體系、評價體系是在西方人的手上。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如果你處于事業上升的階段，那還是得將特別好的文章投到現在學科評價、學術評價的西方經濟學的相關雜志。

我們發表學術論文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傳播信息、影響社會和世界，希望這一輩子沒有白活，希望能夠產生改變世界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來說，可能將很好的東西放在目前國內好的雜志上，也許產生的效果、產生的作用不一定比西方的雜志更小，因為受眾人群不同。舉個例子，周其仁老師的研究不是用西方經濟學的范式做出來的，但是對中國相關政策的影響很大。我們給年輕教授的建議是在你能夠將飯碗拿住之后，可能要轉向研究中國重大問題，這個時候發表的取向可以更多偏向于中文雜志。

為什么頂尖大學可以采用除期刊之外的評價體系這個問題，我想這些大學之所以是頂尖大學，就是因為它們已經有這么一個平臺、有這樣的隊伍、有這樣的文化傳承、有這樣的高度。如果要將這個標準復制應用到水平更低的學校，估計這種靠人評價出來的結果，要比數豆豆的問題更多了，涉及到游戲規則、把控程度等等，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應該更多的理解為什么頂級院校可以更好的使用這個方法，而比較低層次的學校不宜使用這個方法，所以還不能一刀切。

回顧與展望

蔣東生：解釋中國問題，只能期待中國學者

從1995年開始倡導學術規范化到現在，二十多年了，這期間中國期刊做了什么事呢？我覺得在前期基本上就是模仿，甚至投來的一篇文章完全是西方的套路，只是換了中國的數據，然后從簡單的模仿到復雜的模仿一步步的發展起來。再加上海外學者的回歸，這直接促進了學術規范化，學術研究范式向國際化轉軌。到今天我們試圖在摸索自己在理論上的道路問題，但是還沒有走出來，我對期刊是有一點悲觀的。

但從經濟學本身而言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在中國發展大背景下有許多中國問題是無法用西方理論解釋清楚的，而這些問題就期待著中國學者，而且只能期待中國學者。

劉國恩：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學家會有重要的世界地位

判斷未來最好多看看過去發生了什么，如果看戰后五十年，有兩個現象特別顯著。首先就是全球化，在這半個世紀的時間內全球化引領者無疑是美國，中國應該說是最大受益者之一。隨著美國新總統特朗普上臺，政策發生轉變，特別是前些天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了巴黎協定，美國頂級經濟學家基本一致地認為美國拱手將全球化的高地讓給了中國。如果中國真的有這樣的能力，能夠將全球化這個大旗扛起來，那將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爭奪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大有助益。

另外一點，如何拷貝西方學術研究，我想對蔣老師所說的做一個補充。其實內容很難拷貝，我們拷貝的只是方法。現代經濟學研究形成的這一套研究范式，除非有什么重大缺陷，我們沒有必要一定要改，要更新的一定是內容。這次歷史舞臺上全球化轉型賦予中國的機會比過去多，相信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學家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的角色會更加重要。

甘犁：今后十年，對中國的解讀一定比現在深刻

大家知道1/4中國在校學生是經管類專業的嗎？而這個比例在美國絕對不超過10%，甚至還要低。所以中國有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一定是有一個中國經濟學的市場存在，這個市場要對接國際經濟學市場，對接國際主流雜志。但是經濟學不像電影，只有大明星有飯吃，小明星沒有飯吃了，可以有一批人做對接國際市場的研究，而有大量人研究中國經濟的各種細節問題。

今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首先就是對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解讀。我們今后的十年，對中國的解讀一定比現在深刻，不至于像如今這樣無法清楚地解釋中國三十年高速發展這個問題。如果能從一個側面、幾個側面、若干側面將這個問題講清楚就不得了，這應該能夠成為高水平研究。

Q&A

提問：學術發表怎么影響政策的制定？

劉國恩：我從2006年回國以后基本上全程參與了國務院醫改工作。其實不僅僅是中國學者們在一直思考這個問題，在國際上來看，學者們要想影響政府的相關決定也是非常具有挑戰的，是很艱難的一件事。在醫改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我們一開始就像主流經濟學的爭論一樣，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究竟在這當中發揮多大的作用，以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來把握尺度。說實話，我不認為他們的決定受到我們多少影響，但是有一個貢獻是非常明顯的，我們的爭論讓他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多么的復雜、多么的尖銳。

學者不要將自己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的決定作為評判研究價值的最高尺度。這個社會有很多主體，政府是主體之一，讓相關領域的人員，包括百姓、產業界人士等通過我們的研究來加深對社會的認知，這要比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更有價值一些。我更在乎自己的研究有沒有傳播正確的東西，有沒有讓社會更了解這些問題，而不是政府是否采納了我的意見。

提問：我是跨界從公共管理到經濟學，最深刻的體會就是應用經濟學盡管做了很多實證研究，而且用了很復雜的數據模型，但是得到的結果與我實際觀察調研到的實際現象很多只是基本符合，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怎么看待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研究？

甘犁：你說的問題，我理解，這也是我在思考的問題。剛才國恩談到周其仁教授，我非常佩服，他做的工作實際上就是典型調研，他的思考方式就是深入到一個地方，然后將這個問題跟各種各樣的人交流、去談，更多是像費孝通先生的鄉村調查這么一套模式和思路，這是首先需要的。但同時也需要抽樣大規模調查的經驗，二者不可或缺。現在從老師到博士，到碩士，到本科，做的都是一樣的，數據一拿來就做回歸，如果分析是正的就正說，負的就負說，然后就寫政策建議了。我覺得這是范式出現了問題，我稱它是“新八股”。我覺得二者要結合，要有統計的樣本數據，但是同時要深入細節做調研。好的研究、好的學者需要將這兩者結合起來，不可忽視任何一方。

（以上文字由主辦方提供的速記整理稿摘編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