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的真相與意義

由于明治維新一再被以各種方式談論與再現，這場發生于十九世紀中后期的日本政治變革與今日的距離就顯得并不遙遠。單就這場變革近于專有的表記方式，即“維新”二字來看，人們也有理由關注它——在原本的意義上它不是當下人們熟悉的“革命”或“改革”。美國的日本史專家馬里烏斯·B. 詹森自問道：“這個從十九世紀的傳統中擺脫出來的國家如此急劇地從議會立憲主義轉向軍國主義，接著又轉向和平主義，從通過戰爭追求國力強盛轉向通過貿易追求民富國強，凡是有責任感的歷史學家都會追問：這到底是為什么？”（詹森主編：《劍橋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紀》，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38頁）。對中國讀者而言，理解鄰國史上的這一事件，幾乎在理解自身歷史時不可或缺——作為近代以來競爭、效仿、敵對、合作對象的日本，作為今日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亦敵亦友、難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維新的產物。中日關系的這種狀況也會激發讀者去思考：這到底是為什么？

不過，單純地這樣提問會讓人感到茫然無措。這種狀況與歷史敘述這一人們的行為自身有關。一方面，為了認識已然消逝的歷史，人們容易駕輕就熟地用當下似乎不言自明的觀念加以評斷。另一方面，出于天性與社會性使然，人們無論如何都要將一種意義賦予歷史，以便維持一種屬于人類的生活。問題在于，這種當下的行為往往是當下歷史意識與黨派史觀相互作用的結果，時代痕跡過于突兀。顯然，歷史無法簡單還原為當下的歷史，即一種由當下的語義所刻畫的歷史。

如同“維新”二字給我們帶來的語義上的困惑一樣，今天的人們不容易想象，幕末時期東西交涉時一個顯見的障礙正是語言自身。比如，美國海軍佩里將軍率艦隊于1853年及翌年造訪東京時，要借助多名譯員（其中包括有名的在華傳教士衛三畏以及廣東人羅森）的日語、英語、漢語和荷蘭語之間復雜的轉換，才能完成交流（三谷博：《黑船來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91頁）。這種障礙有時會引發災難。事實上，開始于1856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就與中英《南京條約》兩種語言間的重大歧義有直接關聯（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三聯書店，2011年，113-115頁）。如果借助當下歷史意識與觀念，歷史現場中出現的這些分歧、摩擦與紛爭，很容易被簡化為“殖民主義者”的“壓迫”與“侵略”行為。倘若穿透了當下歷史意識的濃霧，回到歷史現場，我們就會發現“真相”往往并非如此。

上述關于語言的事例絕非無關緊要，而是反映了遮蔽以及相反揭示歷史真相的機制自身：人們為理解歷史而每一次造就的概念與觀念，在揭示了一部分歷史真相的同時，創造出與這種真相不相上下的另外一種“事實”。在理解明治維新歷史的過程中，“文明”、“階級”、“封建”、“帝國”、“民族”、“現代化”等人們熟知的用語，都曾扮演了同樣的角色。英國歷史學家威廉·G. 比斯利撰寫的《明治維新》一書，今日人們之所以將其譽為典范，原因正在于作者在使用這些詞語時，展現了高度的審慎和克制。不過，當作者將中日兩國應對變局的模式進行比較時，其結論的迷人程度就與它遮蔽真相的程度不相上下，因為他對歷史“意義”的渴望導致了他的盲目。

如此看來，我們今天在重新認知明治維新時，有必要首先依據“維新”在當時的語義，亦即今日被稱為古典的語義上來理解。眾所周知，人們通常將“維新”二字的根源追溯至《詩經·大雅·文王》篇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一句，并大體上用其指稱“變法”。不過，無論是“維新”還是“變法”，其語義首先依賴于儒家經典中古老而恒常的天命觀念，而非純然法律或行政上的“變革”。二者分屬于不同的意義世界。

因此，對歷史真相的渴望、對歷史意義的渴望既然都是一種人類的事實，那么我們就要坦然面對并原諒曾經主導人們觀念的浮淺與虛妄。曾經規定了人們歷史意識的各種物質主義與進步主義觀念，如同歷史的風一樣既然已漸消停，塵埃漸至落定，那么現在我們就有必要透過這些觀念尚未湮滅的遺跡，探尋人類生活中更為恒久不變的事物，因為它們是秩序生發的根源所在。

英雄、時勢與歷史

《從幕末到明治：1853-1890》

在眾多的明治維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從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歷史觀念塵埃的著作。或者，與其說本書是歷史著作，不如說它是古典的歷史劇本——面對如此富有戲劇感與臨場感的描述，讀者難免會心潮澎湃，甚至擊節贊嘆。無需說，“劇本”這一比擬說法并非言其虛構，而是言其讓讀者感到身臨其境的真實感，言其畫面所呈現出的某種不染纖塵的潔凈感。這種純然的歷史敘述，如同古典戲劇通常具有偉大的教育作用一般，會給讀者提供另外一種基于真相與意義的教育。

簡單地說，本書之所以精彩紛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讓歷史人物在歷史舞臺上各自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自我表達——作者公正地對待了所有的人。在這部書中，一方面，出身于中下級武士階層的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坂本龍馬、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數十位維新英杰人物悉數出場；另一方面，被視為上層統治階層及貴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關白鷹司政通、九條尚中，公卿三條實美、侍從巖倉俱視，幕府方面的將軍德川家定、家茂、慶喜，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強藩的有力大名松平春岳、島津久光等人，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的活躍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現——他們共同上演著合作、背叛、權謀、斗爭、生死的經典人類故事。

值得留意的是，這一舞臺還有一類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國家的駐日公使、臨時造訪的官員等。這些人在促成日本政治變革過程中，可以說發揮了同樣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對1865年出任英國駐日公使的巴夏禮（Harry Parks, 1818-1885）的幾句描繪，就將當時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與角色再現了出來。1867年，長崎發生了一起英國海軍士兵被殺事件，巴夏禮率軍艦駛進土佐藩的高知討要說法。談判中，巴夏禮對時任土佐藩參政、維新后聲名鵲起的后藤象二郎處置十分不滿，“在談判中猛拍桌子，還踩在床上大聲抗議，以傲慢姿態威嚇后藤及其同行者”（15頁）。與外國公使打交道的這種經歷顯然會影響后藤對事物的判斷。

作者對巴夏禮的簡單描繪，與中國人民熟識的形象可謂全無二致。已故歷史學家蔣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鴉片戰爭》（三聯書店，2009年）中，將他列為“三個促使戰爭爆發的人”之一，認為他是“英國侵略者的標本，兇惡、狡猾、頑強”，是“中國最痛恨的惡棍”；英國學者藍詩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鴉片戰爭》（新星出版社，2015年）中，將其描述為一個“肆無忌憚地、非法地鼓吹對華戰爭”的“英國超男”；詹森在敘述巴夏禮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時，則稱他是一個“一個精力最為旺盛、性格最為暴躁，曾在中國海岸施行炮艦外交的行家”（《劍橋日本史（第五卷）》，316頁）。這樣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會引發異乎尋常的結果。比如說，咸豐皇帝就對他惱恨異常，在中英談判期間曾諭令羈留此人，從而間接引發了后來的圓明園悲劇。從幕末最富有動員力的口號“尊王攘夷”來看，這類公使扮演的角色不難想象——他們為日本的當國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為“夷賊”、“丑夷”的真實“標本”。

對于由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歷史劇的劇情，作者借助在開篇處看似輕描淡寫的幾句話，提前進行了“劇透”。作者寫道：“幕末時期，日本面對動蕩而云譎波詭的國際局勢，盡管內心倍感屈辱，它卻不得不在艱難中挺身前進，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為了重新崛起，懷揣著擺脫屈辱的強大決心，日本積極地應對復雜的國際形勢，以求正面解決自身問題。”（第1頁）——屈辱與憂國，這構成了維新戲劇的精神主調，尤其刻寫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級武士的身上。他們有另外一個名字：志士。明治維新的歷史，實則由英雄、“惡棍”與時勢共同造就而成。

志士、劍氣與功名

今天人們看到“志士”二字，通過望文生義，其意義似不難理解，但其實則不然：在明治維新史敘述中，鮮少有像這兩個字一樣讓今人感到隔膜的說法。許多研究明治維新的歷史學家，對這兩個字似乎也滿腹狐疑。比如，在一部較早刊行、由加拿大歷史學家諾曼·赫伯特撰寫的《日本維新史》（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當中，作者僅僅用“下級武士”、“最熱誠的斗士”、“瘋狂的恐怖主義者”等說法指涉這一群體。美國歷史學家安德魯·戈登在敘述明治維新時，則使用了“下級武士”、“體制內精英”等說法，認為他們是維新的主導力量。他對此分析道：“這群出身于中下階層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又郁郁不得志，極缺乏安全感……這種不平之氣是明治維新之原動力，亦觸發各種影響深遠的改革計劃。故明治維新實際是個不得志的下層精英革命。”（《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92頁）

《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

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躍的武士”，其角色“決不能被輕易忽視”；然而對于原委，其說法則多有遁詞：“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多都是負面消極的……他們只知道破壞，不懂建設；他們對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無顧忌，不懂得創建政府……然而，他們所帶來的變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終證明是不可逆轉的。”對于這個能量超凡的群體，他極不情愿地稱呼他們是“尊皇主義者”、“激進分子”或“恐怖分子”（《明治維新》，217頁）。顯然，這些稱呼并不符合歷史現場的真實情境，因為這些“志士”是隨后明治政府的主要創建者。

同樣，詹森對這個堅持“尊王攘夷”的群體也著墨不多，不過他如下的幾句話卻是點睛之筆：“尊攘派，對于同齡人來說，對于歷史來說，他們都被稱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節操的人。這些志士成為地方和國家事務中的一種爆炸性因素，最后作為一種理想道德楷模服務于現代天皇國家的意識形態，同時也在隨后的動蕩歲月成為年輕激進分子的榜樣。”（《劍橋日本史（第五卷）：十九世紀》，300頁）這幾句說法接近歷史真相，因而也是我們進一步認識歷史的關鍵所在：只有理解了這種當事者自我規定的“志士”意識與角色，才能看到維新舞臺所呈現的真相與意義。

茲舉一例。與高杉晉作、木戶孝允等被視為英雄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不同，當時幕府也獲得了支持自身的“尊王佐幕”志士。面對京都地區尊攘派志士針對幕府與外國人的暴力活動，1863年，幕府組建了由劍術高手組成的治安力量，即有名的“新選組”（意思是“全新選出的組織”），由“天然理心流”道場的第四代傳人近藤勇（1834-1868）出任局長。在近藤的領導下，尊攘派志士的暴力活動得到了抑制，京都地區的秩序得以恢復。明治元年（1868年），近藤勇向新政府軍投降，隨后被處以斬刑，成為幕末明治初期眾多殞命的志士一員（勝部真長主編：《明治維新逸史》，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60-62頁）。近藤留下的兩首辭世詩，將志士的精神世界呈現了出來：

（其一）孤軍援絕作囚俘，顧念君恩淚更流。一片丹衷能殉節，睢陽千古是吾儔。

（其二）靡他今日復何言，取義舍生吾所尊。快受電光三尺劍，只將一死報君恩。

以這兩首漢詩所流露的慷慨正氣為例，當代日本學者斎藤希史提出了一種說法：幕末時期的志士如果沒有學習當時廣泛流行的“漢文”（即文言文），就無從形成自己作為士人的歷史意識與自我意識（《漢文脈與近代日本》，日本放送協會，2007年，38頁）。這種說法的價值在于，它觸及到了幕末時期日本的意義世界。只有在這個特定的意義所建構的現實空間中，我們才能理解“志士”的前生今世。幕末時期的志士之所以舉止卓異，正源于古典傳統與武士階層性格的融合。

事實上，當源于古典文本的“志士”成為幕末下級武士自我認同、自我定義的語言時，他們已然將自己納入到了一個更宏闊的精神傳統當中。“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幕府末期被志士誦讀的古典《孟子》中的這句話，不知激發了多少青年的熱情、勇氣與智慧。實際上，因謀劃刺殺幕府老中而在隨后的“安政大獄”（即大老井伊直弼主導的對倒幕派的鎮壓）中被處以極刑的吉田松陰（1830-1859），就因率先提倡“草莽崛起論”而成為這一傳統的強力推動者。

受鴉片戰爭中國敗北的沖擊，松陰最初與當時多數熱血青年一樣熱衷兵學。在隨后的江戶游學過程中，他逐漸認識到文人儒師追逐“文采”與武士流于“粗野”的弊端，立志成為“志”、“氣”兼備的“俊杰之士”。這一點與他對王陽明追求學問與事功合一思想的激賞有直接關系（山田洸：《幕末維新的思想家們》，青木書店，1983年，50-54頁）。在其短暫的生涯中，他留下了諸如《孫子評注》《史記前后漢書明倫抄》《左氏兵戰抄》《擬明史列傳抄》《東坡策評》等十余種著作，就中《講孟札記》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跋文》中，他寫道：“余之在獄，囚徒胥居……時乃把《孟子》講之，非精其訓詁，非喜其文字，惟其一憂一樂一喜一怒，盡寓諸《孟子》焉耳。”松陰甚重此書，據說卒后其弟子高杉晉作等，尚以此書與王陽明《傳習錄》二書教人。

松陰在一首題為《肖像自贊》的詩中，表明了自己人格的完成：

三分出廬兮，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心師貫高兮，而無素立名；志仰魯連兮，遂乏釋難才；讀書無巧兮，樸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氣廿一回；人譏狂頑兮，黨眾不容；身許家國兮，死生吾久齊；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人宜立志兮，圣賢敢追陪。（轉引自朱謙之編著：《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377-379頁）

《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

佐佐木克似乎對松陰的殞命尤其心動，在書中特意抄錄了兩句松陰的辭世詩：

肉軀縱曝五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松陰主導的“松下村塾”，很快成為培育志士的搖籃。雖然因“滅賊失計”而過早喪命，但松陰仍被譽為明治政府的理論導師，緣由正在于出自其門下生們“善繼人之志”。前面提到的高杉晉作在長州藩創建“奇兵隊”， 在幕末政治中發揮了極大作用。與晉作并稱“松門雙璧”的九坂玄瑞，為京都攘夷運動的主要發起者，被譽為有總理大臣之才，可惜同樣因失計（即“禁門之變”）而被迫自殺（時年二十五歲）。據統計，前后有多達三十七位松下村塾的出身者得到了明治政府的授勛加爵。伊藤博文對此有詩贊曰：“如今廊廟棟梁器，多是松門受教人。”（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商務印書館，2001年，66頁）在這些出身松門的國家棟梁當中，伊藤博文自不待言，木戶孝允、山縣有朋等更是人中龍鳳、國之干城。幕末英杰人物的輩出雖無法簡單還原為古典思想的教育，但“志士”意識在特定語境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則不言而喻。

作為古典精神事件的明治維新

從1877年開始出任駐日參贊的黃遵憲，其《日本雜事詩》中有一首題為《愛國志士》，堪稱中國最早的明治維新論：

叩閽哀告九天神，幾個孤忠草莽臣。斷盡臣頭臣筆在，尊王終賴讀書人。

在隨后的注釋中，他寫道：“自德川氏崇儒術，讀書明大義者，始知專權之非”；“親藩源光國作《大日本史》……世始知尊王之義。后源松苗作《日本史略》，賴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張其說。及西人劫盟，幕府主和，諸藩主戰，于是議尊王以攘夷……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視死如歸……卒以成中興之業。維新之功，可謂盛矣”（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III》，岳麓出版社，2008年，669-670頁）。身處歷史現場的黃遵憲感受到了這場巨變的深層思想與精神根源。

幕末時期日本精英階層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與活力，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其動力機制正在于德川幕府時代的主導意識形態，即朱子學。前面引述過的齋藤希史對此有如下說法：

（儒家）議論的終極主旨在于論述天下國家。掌握了議論文體的日本士族獲得了類似的思考與感覺，即經世之志，可以說是自然的結果……思考的問題與文體的問題緊密相連，無法分開來談論。只有漢文才是論述天下國家最為恰當的文體。如果沒有漢文，人們就無法獲得談論天下國家的框架結構本身。（34頁）

這個說法非常精彩，但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地方，因為“文體”只是漢文的一個側面。如同“文以載道”這個說法所表明的一樣，“文”（包括“文體”、“文獻”等）是“道”在文章上的表達方式；“道”有其自身行事成事的邏輯。

因此，黃遵憲對明治維新的評斷，因其古典心智結構的類似性而把握了維新的第一要義：明治維新本質上是古典精神的自我實現。幕末時期處士橫議、志士橫行，其原因不在于后世評斷者所指出的“階級利益”、“民族主義”等說法，而在于古典話語體系建構的事實與意義空間自身。在東亞世界秩序與歐美世界相接而開始震蕩的時刻，東亞傳統的意義與現實空間出現了裂紋，并開始解體。

大風起于青萍之末。德川幕府積極導入儒學作為其統治的意識形態，自然造就了基于儒學意識形態的主體。始于水戶藩二代藩主的《大日本史》編纂事業，其編撰的動機中固然有與司馬遷《史記》一爭短長的氣概，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就是儒學觀念的產物。如同黃遵憲注意到的一樣，儒學“尊王”思想，成為此后引發大變革的種子。實際上，黃遵憲提及的另一部史書，即由賴襄、即賴山陽（1781-1832）所撰《日本外史》，在幕末傳播“尊王”思想上更是無出其右者。這部書完成于1826年，在作者歿后四年，活字本得到刊行。在幕末明治時期，據說總共出售達三、四十萬部。作者曾吟詩一首，自述心事：

千載將誅老奸骨，九原欲慰大冤魂。莫言鉛槧無權力，公議終當紙上論。

公議即權力，以今日眼光觀之，這更是不刊之論。

歷史學家周一良在評述《大日本史》時，同樣注意到了這部史書所發揮的絕大思想力量：“此種思潮傳播既廣，培植既深，幕府之倒遂成必然之勢矣。抑尤有進者，只由志士之奔走，諸藩之順從，天皇之英明，茍將軍抗不奉命者，維新之事業亦不能若是之易。而當時將軍德川慶喜之所以慨然奉還大政者，因慶喜乃水戶烈公齊昭之子，以藩侯入將軍”；“慶喜親告伊藤博文，自謂遵家教以奉還大政，是水戶學之影響殆普及于成就維新大業之各因素中也”（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學》，載《日本史記（一）》，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49頁）。在佐佐木克的維新史敘述中，志士的奔走、孝明天皇的英明皆躍然紙上；然而，不明白上述思想背景，將軍慶喜的奉還決斷就不容易理解。其實，關鍵時刻將軍“撂挑子”的行為背后，除了人們常言的形勢所迫之外，還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思想的固有功能之一就是造就自我實現的行動主體。

其實，賴山陽自身的精神世界正是儒學論述的產物。山陽五歲時即跟隨叔父學習儒家經典《大學》，兩年后入藩校，遍讀經書。這種教育與自我教育活動的結果，體現在他在束發之年前后撰寫的一篇題名為《立志論》的文章上：

男兒不學則已，學則當超群矣。今日之天下，猶古昔之民也。天下與民，古不異今，而所以治之，今不及古者何也？國異勢乎？人異情乎？無有志之人也。庸俗之人，溺于情勢而不自知，無上下一也。此不足深議焉。獨吾黨非傳夫古帝王治天下民之術者乎？……古之賢圣豪杰，如伊傅如周召者，亦一男兒耳。吾雖生于東海千載之下，生幸為男兒矣，又為儒生矣。安可不奮發立志，以報國恩，以顯父母哉。（轉引自《漢文脈與近代日本》，50-51頁）

山陽將自己同定為伊尹、傅說、周公、召公等圣賢，這正是“圣人百世之師也”、“圣人與我同類者”、“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等儒學古典觀念內化為自身精神世界結構的結果。就此而言，幕末時期廣泛活躍于日本政治舞臺的志士英杰，他們其實共有著同樣的精神世界。志士對古典世界的參與，并非表面的“文體”或“文脈”所能解釋；文體所表達的“道”，或者說思想體系的實質內容，才是理解志士精神世界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吉田松陰私淑孟子、陽明，近藤勇引唐時名將“睢陽”（即張巡）、宋末名臣文天祥以為同儔，皆因他們自我鑄就了與這些卓越人物同樣的內在精神氣質與心智結構。

古典世界當中的人們有著共同的語言。在各種基于現代意識的明治維新史解釋日顯蒼白、貧乏之際，東亞古典思想的所孕育的事實與意義空間的重要性逐漸顯現了出來。作為今日的讀者，我們有必要從這個角度重新審視東亞近代史上的各種事件，以避免曲解一些自然高貴而永恒的事物，因為它們是孕育文明的真正源泉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