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人的最后嘆息》是一本失敗之書。它關于魯西迪本人，關于孟買，也關于印度。

 盡管有人把薩爾曼·魯西迪稱作“后殖民文學教父”，是文學大師，然而在這本出版于1995年的小說中，魯西迪是個失敗者，文字中從頭貫穿到尾的是一片灰調，是無奈、惆悵，是失敗。在這里沒有父親。父親們要么是失敗者，要么是惡棍。

 《摩爾人的最后嘆息》的故事線索，乍看起來和魯西迪著于1981年的成名作《午夜之子》大同小異：在《午夜之子》中，來自克什米爾的阿齊茲-西奈家族的經歷，與印度從非暴力不合作到獨立建國的現代史在平原上碰撞、混合；而在《摩爾人的最后嘆息》里，主人公換成了來自印度南方西海岸的達·伽馬-佐格意比家族，歷史線索也從二十世紀初一路擴展到1990年代經歷都市暴力浪潮的孟買城。

 兩家人在許多地方格外相似：試圖西化的老祖父、堅決抵制變化的老祖母、獨立的女兒、商人父親，以及無所適從快速衰老的兒子……魯西迪似乎又一次重復、雷同，乃至自我復制著一整套文學符碼。

 但《摩爾人的最后嘆息》和《午夜之子》也沾染著截然不同的心態。相比召集起“午夜之子大會”，自命印度未來的薩里姆·西奈，《摩》的主人公莫賴斯·佐格意比是那樣平庸，在天生怪異的拳頭與快速成長又衰老的身體之外，他顯然不是那樣雄心壯志。

 不同于《午夜之子》中見證了現代印度每個宏大歷史時刻（除了甘地被刺）的薩里姆，被叫做“摩爾人”的莫賴斯和他的家族從來都徘徊在次大陸歷史的邊緣：他們是“雜種”，是伊比利亞葡萄牙人殖民而傳來的天主教徒與隨著全球商業到達印度的猶太人的混合，他們居住的馬拉巴爾海岸，今天叫做喀拉拉，是印度的極南之地，從孔雀王朝到莫臥爾的帝國版圖從未囊括這一地區；這里的居民混合了敘利亞正教徒、從中東漂洋過海而來的穆斯林、說馬拉雅拉姆語的印度教徒……不同于阿齊茲-西奈家族一次次站到歷史舞臺中央，達·伽馬家族中的人物總是和印度政治隔著一層紗膜，他們的政治參與，要么淪為批發“假列寧”劇團的笑柄，要么變成以尼赫魯總理命名家中老狗的荒誕劇。

 也許正是這種荒誕的邊緣感，讓魯西迪筆下的人物在全書前半截中分外木訥呆滯。他似乎刻意安排了種種沖突的身份：基督徒、移民后裔、猶太人、民族主義者……但這些沖突最后完全變成了概念的沖突，依靠的是讀者腦子里建立起一串串對立的術語，想象著他們彼此不同。如果要以復雜的人性與變幻的故事為基準評價小說的話，《摩爾人的最后嘆息》大概就只能從后一半處看起了。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J. M. 庫切在1996年的一篇書評中所說的那樣，在小說的中段，“新人物帶著創造力和豐富細節出現……但對情節只有些微貢獻，幾乎一下子就從劇情里滑出去了”。

或許，魯西迪把人物變得單薄而短命，是為了表述自己面對故土時的復雜心情。如果說創作《午夜之子》時他還埋首于印度的未來，試圖承擔起歷史的話，到《摩爾人》時，他已經是若即若離在次大陸之外，不斷見證卻又不斷逃避著那兒發生的一切。祖國是他回不去的故鄉。

 當然，如果我們拉近鏡頭，審視“摩爾人”的一生，我們也仍然能在他身上看到印度的歷史，只不過那是更為黑暗的一段：孟買的都市暴力。

 孟買和德里，一個是牽動整個阿拉伯海和東南亞的經濟重鎮，一個是由英國人規劃的英印帝國首都（對的，失去了德里的英國無法再維持帝國的形態）。兩座城市的歷史氣質似乎大相徑庭。德里的歷史是政治的，從《摩訶婆羅多》里的天帝城到莫臥爾帝國的王庭，再到英印政府的新都；孟買則是葡萄牙人攜著殖民帶來的城市，與商業投機和拜火教商人為伍，和政治似乎沒有什么關系。

 但孟買恰恰映照著獨立之后印度政治的發展方向。孟買屬于殖民世界。貫穿東西方的商業貿易與資本——紡織品和黃金，香料和鴉片——在這里塑造了成排的拱廊商店、貿易市場、港口碼頭，創造了城市北部連片的工業區和龐大的工人階級，它混合了最糟糕的貧民窟和最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它是不夜城，也是殖民罪行的丑惡象征。

 而1947年之后的印度，亟待證明自己和英國殖民的一刀兩斷，亟待證明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不同以往”。孟買的殖民地圖景亟待被改變，舊孟買則必須被消滅。

 然而另一邊，印度獨立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卻并非社會革命。舊的資本關系仍然維持著，舊的從屬關系仍然矗立著。佐格意比家族在書中從喀拉拉來到孟買，成為顯貴聚居的馬拉巴爾山上的新住戶，殖民時期的社會關系沒有變化，生活還是那樣向前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反殖民的口號背后，生活仍然如舊。就像魯西迪借瓦科斯之口所說的那樣，尼赫魯一心試圖在印度實行“世俗的社會主義”，國大黨全黨卻把這套東西變成了“假勞力士”。

但孟買的確在變化。城市生活就如同奧羅拉的舞蹈一樣吸引著獨立后的印度年輕人，他們進入城市，渴求著中產階級的人生，他們憎恨著殖民地的歷史卻又無法擺脫現代的種種享樂。獨立后的孟買相比之前，不過是人更多，貧民窟更多，貧富差距更大罷了。

蜂擁入城的新中產階級逐漸改變了孟買原先的都市風貌。大量來自周邊馬拉提語地區的年輕人帶來了龐大的聚居區，也帶來了馬拉塔武士國王希瓦吉的神話。馬拉塔人出身低下種姓，仇視孟買的穆斯林與古吉拉特富商，也仇視更底層的外地人，他們希望孟買變成自己的城市。1956年，抗議者上街，想讓孟買加入說馬拉提語的馬哈拉施特拉邦。人群和孟買警察在市中心的殖民象征“鮮花噴泉”相遇，雙方激烈沖突，超過八十人喪命。但抗議者成功了，孟買歸了他們。

就這樣，盡管上層社會仍然窮奢極欲，但孟買悄然發生著一場無聲的革命。原先的工人階級被新興的馬拉塔中產階級所替代。在城市周邊，英殖民留下的工業在地產和金融的高利潤面前逐漸讓位，渙散的工人階級，衰落的工會，為黑幫文化不斷盛行留下了空間。今天的寶萊塢老戲骨阿米塔夫·巴強正是在那個年代才能借助印式武打片一炮而紅。“大佬”逐漸包辦了城郊工業區、貧民窟的日常生活，年輕人就業更加困難，變得崇尚冒險、血性，渴望暴力。

“摩爾人”見證了這個快速暴力化的后殖民都市。魯西迪安排他結識虛構的地方幫派政黨大佬“青蛙”菲爾丁，為他的暴力政治效勞，在街頭對穆斯林和外地人拳打腳踢。

菲爾丁的形象，直接影射著1960年代之后逐漸在孟買崛起的濕婆軍黨（Shiv Sena）。他們是孟買快速暴力化的標志。他們排外、血腥，沾染著黑幫文化。今天漫步在孟買街頭的游客，能通過遍地的殖民地建筑想象黃金時代的孟買。然而在1970、1980年代，孟買街頭時不時爆發族群沖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馬拉塔人和南印度人互相砍殺……直到1993年3月12日，一連串的爆炸聲把孟買炸了個昏天黑地，近三百人死亡。爆炸的主要嫌疑犯是另一位孟買地下黑幫老大達悟德·易卜拉欣。爆炸給孟買的沖突和殺戮畫下一個句號，然而孟買永遠回不去了。城市從Bombay變成了Mumbai，火車站從“維多利亞”變成了“希瓦吉”，英語和古吉拉特語讓位給了馬拉提語，海濱大道逐漸住滿了新的巨富與政客，電影院變成了中產階級的購物中心……

魯西迪試圖描繪他眼中的濕婆軍與孟買城市暴力。但文學的語言遠沒有現實荒誕。書中的“青蛙”是個暴戾無常的瘋子。現實中濕婆軍的創始人巴爾·塔克雷則是個滿嘴說臟話的漫畫家。濕婆軍沒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沒有終極目標。他的立場多變，時而與穆斯林聯盟結盟，時而與國大黨接近，到最后才投機走上一條“馬拉塔優先”的道路。他們看似堅持原教旨的印度教，口號卻是中產階級化的清潔孟買，建設現代化都市，塔克雷還帶著其他領導人出席邁克爾·杰克遜在本地的演唱會；他們一再揚言選舉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不如領袖直接獨攬大權，然而又在一場又一場選舉中獲得勝利。《摩爾人的最后嘆息》并沒有捕捉到塔克雷的千般模樣——文學當然并非寫實，但以魔幻現實見長的作家的想象力，卻在濕婆軍的現實政治面前變得平庸。

評論者常常把魯西迪的文字稱作印度香料——瑪薩拉（Masala）。魯西迪自己也喜歡這個詞，甚至還以之作為《摩爾人的最后嘆息》中的章節標題。但瑪薩拉只不過是印度菜的入門之選。習慣瑪薩拉的人未必能習慣果阿那極辣的“Vindaloo”，也同樣未必能接受泰米爾寡淡的蕉葉米飯。印度菜的確以香料混合見長，但我們也知道，不是每種混合都能得出美妙的味道。種種印度菜譜都注重不同香料的比例如何搭配，豆蔻放多少，丁香又如何和辣椒粉調和——如果你不以椰子油下鍋，就很難做出南印度風味；同理你如果只有現代的烤箱，也不可能完全復制出泥爐（Tandoori）燒烤的風格。

魯西迪懷念的印度，是“混合”與“雜種”的，但其實也是食客式的懷念。印度并非不想保持混合與共融，只不過在近現代歷史上，社會改革的壓力、“巴爾干化”的恐慌、政治經濟的不斷變遷，乃至和巴基斯坦的多次戰爭，都注定了這個社會再不情愿也不得不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我該如何面對印度？”是橫貫在魯西迪面前的終極難題。正如西奈家族被現代印度撕裂一樣，佐格意比家族也面對著同樣的身份焦灼。英印帝國的體制能夠容納少數族群，能夠維持“瑪薩拉”的社會形態，但在帝國治下和平共處的背后，也同時是巨大的社會不平等與層層剝奪，整個殖民地都在為帝國的經濟體系服務。在這里，瑪薩拉也許不再是一個贊美詞，而是一種悲哀，一種悼念，是對逝去之物的粗劣模仿，也許當年的那盤瑪薩拉，本來就帶著點香料調配不當的怪味。

1995年的魯西迪，大概把失敗者“摩爾人”當做自己的化身，摩爾人有兩重意味，他們曾經在歷史上作為外來者，被天主教徒趕出“屬于天主教徒”的伊比利亞半島；他們也作為在印度“異鄉客”，在1947年之后越來越狹窄的社會縫隙中無處可去。魯西迪似乎在哀嘆寬容的喪失，哀嘆“ekta mein anekta”（多元一體）的印度逐漸褪色。但大概囿于同印度的土地漸行漸遠，魯西迪筆下印度的多元性，并沒有超出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窮人、富人的身份之外。而今天的印度，爆炸之后的孟買，恰恰足以在“一起求發展”的口號下維持各族群各階級互不干擾，重歸和平的體面。那么魯西迪的夢想是又達到了嗎？如果這就是印度的夢想，那么當時反殖民的歷史，又該往何處置放呢？在《摩爾人的最后嘆息》里，魯西迪對多元未來的想象，似乎仍然是1981年的薩里姆·西奈那個空洞的夢想：他懸浮在印度的汪洋大海上，他號稱自己聽得到所有聲音，卻什么都聽不見。這是一本小說的無奈，也是魯西迪觸碰不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