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關于醉酒危險駕駛是否應該除罪化都有爭論，贊同派和反對派莫衷一是，各不相讓。

然而，法律問題往往不能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有很多復雜的情況需要考量。一元化的思維經常會因為觀點問題指責對方的動機和智商。多元主義則大都認可對立觀點具有相對的合理性。人類事務太復雜，很多時候不能簡單的選邊站。所以必須承認在法律問題上，多元主義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除罪化一個重要的理由是，犯罪標簽的連帶后果太重，不僅會讓犯罪人付出慘痛的代價，還會連累家人。對此，贊同入刑的也并不反對。換言之，刑罰連帶后果過重基本已經成為學界共識。

我時常會接到一些法律案件的咨詢，當事人最大的擔心往往不是自己坐牢，而是連累家人。多年前，我在某地上課。前排有一個學生，我覺得很眼熟。后來才發現，他追了我多個地方，想尋求法律上的幫助。當時，他涉及一樁經濟罪案，正處于取保候審期間，每日惴惴不安，害怕被起訴定罪。我聽了他對案情介紹，覺得構成犯罪非常牽強，但如果機械適用法律，似乎也有構罪可能。他非常害怕貼上犯罪的標簽，理由是孩子當年高考，想報考警校，他怕影響孩子的前途。他不停地問我：如果他被判有罪，會牽連孩子嗎？

我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我知道，當他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其實已經知道答案。按照該省當年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實施細則的規定：考察和政審中查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宜錄用為人民警察，配偶、直系親屬和近親屬中有犯罪嫌疑正被政法機關偵查、控制的。

這個案件的結果還比較理想。檢察機關嚴格把關，對他做出了酌定不起訴決定。當他在電話中激動地告訴我這一結果，我也非常高興，但也有一些隱憂。

雖然檢察機關做出了不起訴決定。但是，如果他去派出所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還是可能會遇到障礙。按照當年該省的規定，對于酌定不起訴的當事人，公安機關是不予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

法律在進步，雖然每個語詞的變化，背后都有無數沉甸甸的故事。2021年12月3日公安部發布了《公安機關辦理犯罪記錄查詢工作規定》（以下簡稱《犯罪記錄查詢工作規定》），各省不再各自為政，自行規定犯罪記錄查詢的規定。

這個工作規定明確了犯罪記錄的定義——犯罪記錄，是指我國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人員的客觀記載。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確認有罪外，其他情況均應當視為無罪。

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無論是相對不起訴還是絕對不起訴，既然沒有法院裁判文書確認有罪，那就都算無罪，公安機關都應該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

同時，違法行為也不能記錄在無犯罪記錄證明中。以往有些省份出具的是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對于有過違法行為的，比如說賭博、嫖娼，也不予出具無違法犯罪記錄證明。但是，《犯罪記錄查詢工作規定》明確規定，對于個人查詢，未發現申請人有犯罪記錄的，應當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換言之，只要沒有犯罪記錄，即便有過100次嫖娼記錄，那也只是違法記錄，非犯罪記錄，公安機關必須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

然而，對于受刑人員的犯罪標簽，無論輕罪還是重罪，依然有著巨大的連累后果。

首先，犯罪標簽會對個人的職業帶來重大影響。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受過刑事處罰的人不能擔任法官、公務員等二十多種職業；律師、醫師將被吊銷資格證書，法官、檢察官、公職人員會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連出國申請簽證、自己開公司申請營業執照都會受到影響。

同時，刑法第100條規定了前科報告義務——“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也就是說，不管多么輕微的犯罪，在找工作和參軍時都要承擔 “前科”報告義務。無論送外賣、開出租、應聘餐廳服務員等，你都需要向雇主報告自己曾經受過刑事處罰。雖然法律沒有禁止雇主雇傭服刑人員。但你想一想，當你提交受過刑事處罰的記錄，雇主難道不會因此歧視你嗎？

其次，犯罪標簽還會連累親人。有的地方甚至孩子上小學都要家長提供 “ 無犯罪記錄證明”。在法律中，如果近親屬或者直系親屬有過犯罪，如果想當警察、參軍或者報考提前批的院校，比如軍校、警校、司法院校，甚至當飛行員、船員都可能會受影響。

這種前科制度讓我想到了中國古代的兩種刑罰：一是墨刑，二是株連。

墨刑又稱黥面、黔面，是在人身體上（主要是臉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汁等顏料，待墨汁浸入血肉，皮膚變色，傷口愈合之后所刺之字也就成為永久的恥辱記號。

在舊五刑中，墨刑屬于最輕微的刑罰，但是它的殘忍之處在于不可逆，給人留下終生無法抹去的恥辱痕跡，一輩子抬不起頭。

由于墨刑的不可逆轉性，一旦受刑，終身難以為人，不符合儒家教化為先的原則，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劉恒下詔廢除肉刑，墨刑首當其沖，黥面之刑被改為“髡鉗為城旦舂”。受刑之人不再刺字，改為男子剔去頭發胡須并以鎖束項，去做為期五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則做五年的舂米的苦役。此后直至漢末，墨刑都沒再實行。

文帝廢肉刑和一位偉大的女性有關，她就是緹縈，雖然她當時只是一個年幼的小女孩。

班固有詩贊曰：“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說的就是此人。據《漢書·刑法志》記載：當時，齊國的太倉令淳于意有罪應受刑，被押往長安。他有五個女兒，但卻沒有兒子，傷心之余不禁罵道“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沒有兒子，碰到急事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啊！他最小的女兒緹縈聽后非常傷心，就陪同父親到長安向皇帝上書說：“我父親當官，臨淄城的人都稱贊他廉潔公平，現犯法要受刑。人死不能復活，受肉刑后，殘缺的身體也無法恢復，就是以后想改過自新也不可能了。為此，我愿意到官府為奴，換得父親不受刑，使他以后有自新的機會。”

文帝讀到這篇上書，非常感動，立即下詔：“現今法令規定肉刑，但奸邪之事仍久禁不絕，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教育不得法啊！朕非常慚愧……由于教育不得法，導致很多人犯罪，并被施加刑罰，其中有的想改惡為善，但卻沒有機會了。朕很同情他們。肉刑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能再生。這種刑罰使人何等痛苦而違背道德！難道符合為民父母的本意嗎？”

在廢肉刑詔書中，文帝認為刑罰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教育，要讓人改過自新，不能把這條道路給堵死。

今天當然不再有身體上的肉刑，但是前科制度何嘗不是一種精神上的肉刑。尤其在信息化的時代，這種標簽可能會伴隨人一輩子，甚至連累家人。這確實太過于嚴厲，與刑罰的教育功能相去甚遠。

想想看，如果犯罪人出獄，沒有回歸社會的可能，找不到工作，到處被人嫌棄，那么他們是不是有可能再次犯罪。

至于株連制度，也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將連坐制度化的是商鞅變法。《史記?商鞅傳》記載：“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因為犯罪而連累家人，法家的這種做法與法治理念相去甚遠。對于無辜的人施加懲罰，無論能夠達到何種積極效果，都是錯誤的。人是目的，不是純粹的手段。

張三被父親虐待，父親坐牢。張三發奮圖強考上大學，找工作要受到父親罪行的牽連，這怎么說都是不合理的。

曾經有個學生找我，她身懷六甲，丈夫卻涉了案。那個案子在我看來根本就是一個無罪的案件。她先是自學法律，挺著大肚子為丈夫奔走，申請了取保。在等待開庭期間，她和丈夫找到我，那男人聲淚俱下。他的律師建議認罪認罰，理由是能換定罪免刑，實在不濟也是緩刑，不用坐牢。他問我：這種處理結果是否有犯罪記錄，會不會連累即將出世的孩子？

而我只能對他說：如果把你的案件放在學校的期末考試試卷中，答案一定是無罪。但是，理論和現實也許是有差距的。

每一個案件，都是他人的人生，甚至可以改變他人的整個家庭。

印象中，這個案件在開庭前，檢察機關撤回了起訴。

法治的確在進步。在我成長的年代，高考前需要填寫《高中畢業生家庭情況調查表》，父母以及其他近親屬、家庭成員、主要社會關系成員的犯罪記錄需要在調查表中如實填寫，并記入檔案，這必然會對就業升學產生影響。現在有些省份已經取消了這種填報規定，但是，還有相當多的考試需要填寫近親屬、和主要社會關系成員的犯罪記錄，這種現象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法律在慢慢地調整。

2011《刑法修正案（八）》對于前科報告義務進行了修改，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報告義務，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在入伍、就業時免除前科報告義務。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對于未成年人還是應該貫徹改造教育的刑事政策。修正案雖然免除了報告義務，但是犯罪的未成年服刑結束后，如果考上大學，畢業后能夠當公務員、警察、法官、檢察官嗎？法律語焉不詳。

《犯罪記錄查詢工作規定》雖然也規定如果申請人有犯罪記錄，但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受理單位應當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但這是否意味著犯罪記錄歸零，這還是有爭議的。我個人的建議是既然都可以開出無犯罪記錄證明了，那犯罪記錄就應該抹掉，這樣也有助于未成年人回歸社會。

其次，對于成年人，現在學界有一種看法，就是對于像危險駕駛罪這種判處拘役刑的輕罪，可以搞一個附條件的記錄清除制度，比如出獄后五年沒有再犯罪的，記錄可以消除，讓刑罰發揮最后的教育功能，讓他們可以回歸社會。

按照蘇格拉底的觀點，任何懲罰都應該是教育性的。只有當某種刑罰是為了改進某個人的靈魂，才有正當性。如果一種懲罰只是為了單純的報復，那么，懲罰的后果是使受懲罰者的道德水平更加低下。對此，一個絕佳的注釋就是文帝的廢肉刑詔書，值得再次重溫——“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

作者羅翔，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