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么會在咖啡店點一杯美式？

對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章羽而言，她會在周末陪孩子時喝上一杯，目的是瘦身。但一位上海工人新村阿姨告訴她，有一次女兒考試，她也在咖啡店點了一杯美式，原因只是美式的價格是店里最便宜的。

“同樣是買美式，就有這樣不同的故事。”

3月8日晚，章羽來到一刻talks直播間，與廣大聽眾分享她與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文化產業與管理系助理教授葉子婷，西交利物浦大學中國研究系中國文學助理教授劉希對上海工人新村婦女的研究與發現。“看多了高樓大廈，看多了《愛情神話》，我們漸漸忘記了工人新村的居民們，尤其是那些婦女們——面對社會轉型的她們正遭受著生活的質變和各種挑戰。”

近日，由葉子婷、章羽、劉希三位女性學者編著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城市化、性別與南半球——改造知識網絡研究項目上海團隊（GenUrb）”的項目研究成果，包括對上海工人新村六位女性、三對基層母女的口述歷史訪談，以及為期四周線上線下混合進行的日記工作坊。

“書中訪談到的阿姨們大多住在只有一個臥室和一個衛生間的‘一室戶’中，往往是一家三四口或者更多人共享一個臥室的空間。貧窮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詞語，是一個概念，是一個經濟指標，是一種生活狀態。那么對于工人新村的那些婦女又意味著什么？”在章羽看來，這本書的研究團隊均為女性，研究對象也為女性。這是一本有關集體主義精神的女性集體作品。

3月8日晚，章羽來到一刻talks直播間。

她們寫下真情實感和自己的故事

作為“上海工人新村基層婦女”研究負責人，葉子婷在2017年開始了一個探究上海市工人新村基層女性生活的項目。這個項目隸屬于加拿大約克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Linda Peake教授領導的一個關于南半球城市化進程中女性與經濟發展的研究，由一個四十余人的跨國團隊承擔，主要關注八個城市：上海、德里、孟買、喬治城、開羅、科恰班巴、伊巴丹和拉姆安拉。在上海大學教授計迎春看來，上海的基層女性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女性的不同在于，她們生活的這座城市是一座更為巨大的全球化城市，現代化的速度更為迅猛；同時，在這座城市的發展軌跡和這些上海女性的生命歷程里，深深地銘刻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烙印。

從2017年到2020年，在葉子婷的帶領下，上海團隊對當地某工人新村的二十位女性進行了走訪，其中包括對三對基層母女的深度口述史訪談。2020年的5月，因疫情無法回國的葉子婷邀請章羽加入研究團隊，以線上方式為工人新村的婦女們舉辦歷時一個月的“寫作工作坊”，由這些女性自己執筆記述疫情期間的日常生活、家庭關系、鄰里相助、居委會互動等。

“大家都知道，寫作是需要技巧的，可真情實感最怕技巧。阿姨們告訴我她們不會寫日記，可看了她們的文字之后，我和葉老師一下子就感動了。”章羽說，她當時的讀后感“介于觸電和被雷劈到的震撼感”，“我們都覺得自己孤獨得像一個小燈塔，人和人之間可以看到彼此，但無法建立連接。然而，看到她們的文字以后，人和人之間最向往的連接就發生了。一直以來我們幾乎失去了感受真實的能力，就是她們的文字讓我恢復了這種本能。”

其中一位阿姨，每次線上寫作時都精神飽滿的樣子，還涂了顏色很正的唇膏。可章羽后來才知道，這個阿姨經歷過重病和喪子之痛，為了生活，她每次出門前都特意打扮，讓自己神采奕奕。“阿姨告訴了我一個道理，我們沒辦法控制生活中的很多事，但要認真地過好每一天。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每次給阿姨們上課都要涂唇膏。”

一位受訪者阿姨H

她們的母女關系不在熱議的“虎媽”范疇之內

一開始，葉子婷和章羽的計劃是將日記編印成冊，讓阿姨們可以送給自己的朋友，但后來兩人堅信這些文字值得以公開出版的形式被更多人看到。她們又找到了一直關注基層女性的劉希，再加上六位工人新村女性，共同寫成了《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

“有這本書之前，她們的收入有的是政府補貼，有的是做家政所得，有的是退休工資。但這本書之后，她們又多了一項收入，叫做稿費。”

章羽說，這些阿姨中，有人生病，有人失獨，有人領失業金，有領低保。“一開始聽這些故事，你會覺得她們生活很難，畢竟在上海。但當我真正走進她們生活，我發現她們雖然面對困難，但很擅長利用生活智慧整合資源，用相互扶持的方式走出困境。”

比如，一位阿姨的一家四口祖孫三代住在一個小小的房間里，那位阿姨沒有工作，平時做做家政，打打零工，還要照顧婆婆。她有一個特別懂事的女兒，成績很好，還在疫情期間陪伴媽媽度過很多艱難的日子。“她們的母女關系不在我們熱議的‘虎媽’范疇之內。”

章羽稱，“虎媽”這個詞是中產母親的標配，當一個母親經濟比較獨立，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她就希望給孩子整合更多的社會資源，讓孩子保持現有的階層，或者進入更高的階層。“‘虎媽’、親子關系是現在被討論得最多的社會議題，‘雙減’之前，我們擔心的是孩子過于‘內卷’，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夠參與到 ‘內卷’之中。當‘虎媽’心疼孩子們補課太多的時候，工人新村的孩子們都沒有辦法參與到補課；當‘虎媽’在朋友圈抱怨‘過勞肥’，工人新村的阿姨們想的是我怎么再接一個活；當‘虎媽’抱怨孩子進入了叛逆期，工人新村的孩子在做什么？有的在幫媽媽分擔家務，有的在幫媽媽躲避家暴。”

“在我們訪談的這些母女中，我們沒有找到‘虎媽’，也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工人新村這些媽媽和孩子之間的關系。但我們看到，在面對社會壓力時，家庭成員之間尤其是母女之間的相互支撐，成為了這些婦女很重要的生活動力。”

C媽媽鏡頭下的工人新村

別拿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去想象“她們”

在書寫中，幾位女性研究者還注意到了工人新村是具有集體主義傳統的居住空間。發動婦女進行社區治理曾是建國初期政府治理的思路，現在工人新村婦女們的志愿精神和奉獻精神就是繼承自這些傳統。

“疫情嚴重的時候每個小區都需要志愿者，沒有門衛的工人新村也需要有人為進出小區的人進行登記。我們的訪談中有一位70多歲的阿姨，她當時跟我們說，疫情來了需要有人，但對于她們來說不需要動員，也不需要激烈的思想斗爭，她召集了幾個老人，輪番守衛工人新村。那時候什么都缺，缺了就從家里拿過來。慢慢地大家回來了，居委會給志愿者補貼的時候，她們退出來了。她們以其他的方式，參與到志愿者的行動當中。”

章羽坦言，在進入工人新村之前，她對它有著一個刻板印象：那里衰敗了，那里是社會底層，但當她透過衰敗的樓房進入其中的日常生活，她看到了很多在其他地方已經看不到的，甚至只能在書上才能看到的東西，比如社會主義傳統，比如集體主義。

另一邊，在疫情期間，這些阿姨在日常生活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對于那些底層女性而言，她們承受了很多壓力，但她們無法訴說，也沒有人聽得到她們的聲音。”章羽說，“當你出去上班，你是有工資的，但當你照料家里，這些生育、養育、買菜、做飯等等勞動，又以什么的方式衡量呢？它們有價值嗎？當然有價值。但是它們的價值在哪里？這方面一直被我們忽視，我們總以為這些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活動最后，章羽還與觀眾進行了互動，提醒大家：“在身邊還有很多群體是我們忽視的，是我們不曾看見的，但是這些人正在發光發熱。很多時候我們會拿著我們自以為是的優越感和也不知道哪兒來的自信去想象她們，有時候是刻板印象，甚至是污名化。我們要走近她們，才會發現她們既有我們看不見的苦難，也有自身的能動性和積極性，這才是最重要的。”

近日，由葉子婷、章羽、劉希三位女性學者編著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婦女日常生活》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