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博士研究生導師　　

1977-1981年，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本科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84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研究領域：法學方法論、民法總論、商法理論、物權法、債與合同法、侵權行為法。

時光如梭，從1977年參加高考踏進大學校門到今天，不知不覺已有40年了，40年彈指一揮間。想起當年，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公開招錄的第一批大學生，現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的王利明教授感到自己十分幸運，而且對于特殊的稱號“七七級”大學生也十分自豪。

1977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政治領域的撥亂反正、精神領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領域的正本清源，都為這個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記。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社會頓時沸騰。

王利明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大學招錄制度改革的消息傳到他插隊的村莊時，大家對此都將信將疑，因為高考已經停止十多年，這一消息公布后，許多人都懷疑是真考還是假考。

“最初我也沒有把此事當真，因而并沒有認真備考。但過了不到1個月，我的一位中學老師給我寄來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囑我說，我在中學是班里的學習尖子，有基礎，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參加這次高考，哪怕權當一試，也是難得的機遇。我回信說出了心中的顧慮，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摸教材，手頭也沒有數學、物理、化學等課本，不知道該復習什么，怎么復習。老師又很快回信，并隨信給我寄來幾本‘文革’前的中學教材，并再次鼓勵我努力復習。就這樣，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我向生產大隊請了假，回到小鎮上，認真備考。我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近半個月不出門，每天啃點紅薯，吃點炒飯，醒了就看書，看累了就睡覺，就這樣復習了半個月，迎來了考試正式舉行的日子。我進考場后，發現里面空座位不少，看來不少人最后還是放棄了。”王利明回憶說。

改變命運的一次考試

記者：40年春秋，不覺已一晃而過。王老師，您還能記得曾經的高考題目嗎?請您談一談當年的高考情況。

王利明：考試的題目倒是很簡單，第一天考政治，第一題就是解釋什么是“四人幫”。我看到這個題目，幾乎要笑起來，覺得這題目太簡單了。語文主要是翻譯荀子的《勸學》，并寫一篇題為“學雷鋒的故事”的文章。這個我還比較熟悉，因為我的古文基礎比較好，所以語文答題并沒有遇到困難。難的是數學考試，題目雖然主要是小學數學知識，但由于我們多年沒有看書學習了，最簡單的題目也答不上來。我后來聽一位招生老師說，我的數學考得很差，但好在語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來了，才勉強被錄取。我就這樣誤打誤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我至今還記得，我正在田間除草時，一位鄉村郵遞員大聲叫我的名字，然后給我送來了一封郵件，我打開一看，是大學錄取通知書，我當時仍然不敢相信，請身邊的幾個人仔細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確認無疑，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進到大學以后，同學們聊起來，我才發現大家都有相似的經歷，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應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一場改變了我們個人命運的考試。我后來才知道，“七七級”高考報名人數達到了2000余萬人，但最終錄取的人數不到實考人數的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復以來錄取比例最低的一年。

永懷感恩之心的一代

記者：王老師，回憶起40年前的高考，您曾說過“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代表您的感受，對那個時代您最真實的記憶和最想表達的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首先感恩改革開放、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復。我經歷了十年“文革”和改革開放，這兩個時期的對比對我來說是切身的體會。我們經歷過十年“文革”，從“文革”的混亂中走過來，真是像噩夢初醒一樣，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迅猛而震撼。我們這代人有幸趕上改革開放的大好時光，我們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也是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見證者，更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改革開放給我們搭建了施展才華的舞臺，為我們提供了報效國家民族的舞臺，更為我們的事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難得的機遇。沒有改革開放，我們這代人只能是渾渾噩噩度過一生，可能終身一事無成。我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復，鄧小平同志一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呼吁，讓停了12年之久高考的鐘擺，終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擺動了。鄧小平同志關于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改變了我的人生，改變了我的命運，而高考制度本身，直到今天仍然讓許許多多像我一樣的年輕人擁有走進大學殿堂、實現大學夢的機會?！?/p>

我要感恩我們的母校和老師。教育改變了我們的人生，時至今日，我仍特別懷念大學生活，感恩我的老師們。那個時候很多老師從農村、工廠、五七干校返回到學校，開始新的生命，對教育的那種原始而強烈的熱愛，驅使他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學生。那時候師生之間的關系是非常純粹的、親密的，沒有摻雜功利的色彩，老師們無私地為大家授業解惑。

記者：您還能記得當時和老師交往以及交流的一些細節嗎?

王利明：是的，可以說好多故事我都記得。那個年代，每次上完課，老師都會主動到宿舍繼續跟學生交流，坐下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不僅僅是解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專業問題，還要和學生討論為人處世的道理，老師帶給我們的不只是與本專業相關的知識和見解，更重要的是對人生、對事業的思考和人生的智慧、閱歷。

傍晚時分，我們吃完飯，也經常踱步到老師家串門，師生之間敞開心扉，無話不談。老師對我們的關愛可謂無微不至，我記得，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沒有吃飯，當時民法課程的任課老師聽說后，親自上街買來一只活雞，為我熬煮了一罐雞湯，讓我感動得幾乎要掉下眼淚。現在這種事可能是鳳毛麟角，但在那時，師生間的這種交往卻司空見慣，十分自然。

沒有教材全靠摸索

記者：1977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你們那時是怎樣上課的呢? 　

王利明：說起這些，我也要感恩那些大學期間第二課堂的老師。我們那個年代百廢待興，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課程體系都處于重建的起步階段，許多課程還在摸索，根本沒有教材，我記得當時法學課程大多講授的是國家政策而非法學知識。大學4年間，有半年以上的時間我們都是在各式各樣的社會實踐中度過的。 　　

我們走進工廠、車間、走進基層的公檢法機關和辦案的法官、檢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到農村田埂上，到農民家里，了解基層火熱的生活，由此對中國社會的民生百態有了切身的體會和了解。我們不光在所謂象牙塔的大學里惡補各種專業知識，吸收一切精神養分，還腳踏實地地深入社會這所大學，觀察、調研、體悟、思考。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熱衷于從學校走入社會，從無字句處讀書。正是這些社會實踐鍛煉了我們，“七七級”的學生們都有一個學以致用、兼濟天下的抱負和雄心。

不可復制的特殊一代

記者：有人說，“七七級”是激情燃燒的特殊一代，各行各業成就了很多人才，但不可復制，您是怎么看的? 　　

王利明：是的，因為那個年代太特殊了。當時走進大學校園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絕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工廠、車間、軍隊，許多人身上都留著泥土的氣息。記得當時開學報到時，有人背著行李第一次走出鄉村，有人挑著擔子，手上還牽著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身穿軍裝或車間的工作服走進校園，大家走到一起，住在一起，發現年齡差距極大，有“老三屆”的，也有像我這樣高中畢業只有兩年多的，年齡甚至相差十多歲，大家走到一起成為同學，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現象。

我記得，就在我進校的前一年，無論是我生活的小鎮，還是我插隊的農村，人們都不敢輕言國事，串門時若說到這樣的話題，主人都要立即打斷，或是打開窗戶、打開門，看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偷聽。歷經多年的政治運動，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說錯一句話而蒙受牢獄之災。然而，就是從我們進校后，國家政治環境逐漸發生變化，人們開始真正敞開心扉，可以議論國家大事，可以提提個人的想法。國家不僅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也進入了一個煥然一新的時代，對我們而言，更是進入了一個理想激揚的年代。 　

我們“七七級”曾經經歷了很多磨難，不少同學都有上山下鄉的經歷，這些經歷也是我們寶貴的人生財富，使我們真正懂得了農村，理解了農民，也進一步讀懂了國情。作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每個人都感覺自己應當成為國民表率、社會棟梁，應當擔當起對國家、對民族的重任。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宿舍里，同學們都在關心國家大事，時常討論國家大事。那時宿舍里沒有訂報紙，我們就到外面公共櫥窗欄里仔細閱讀每天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自覺地就這些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展開討論，沒有人組織學習，沒有人號召大家學習，但是大家都是那么認真地習慣性地湊在一起學習、討論。

1978年，全國開始了真理問題大討論，我們也積極參與了這場討論，與百廢待興的國家一起度過寂寂無聲的年代，迎來激情燃燒的歲月。“七七級”后來涌現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學界、商界的領軍人物，有人稱之為“七七級現象”，我想這是和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風氣，特殊的一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艱苦而快樂的一代

記者：王老師，你們上大學時的生活情況怎樣呢？特別艱苦嗎?？

王利明：我們入學時，剛剛粉碎“四人幫”，十年動亂結束時間不長，仍是滿目蒼夷、百廢待興。那個時候物資極度匱乏，整個武漢市幾乎都沒有多少蔬菜供應，每天我們都只能吃到一點點蔬菜，幾個月見不著一點葷腥，但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口腹之困無礙于我們高漲的學習熱情。幾乎每個人不為外物所擾，因為大家都經歷了人生的磨難，吃過苦、挨過餓，倍加珍惜學習的時光，不會特別在意生活的艱苦，沒有人想到去做兼職。我因為家庭貧困，學校每月還給我十多塊錢的生活補貼，就靠這十多塊錢，我不僅能夠支付生活費，還想辦法節省一點錢到書店看看，買幾本自己喜愛的書。因為那個時候，由于買不起車票，好長時間都不敢回家，當時物質條件非常艱苦，但好像還沒有金錢誘惑的概念，也沒有“萬元戶”的概念，更沒有聽說“大款”這一說法，但大家是非常快樂的。當然，在入學一年后，隨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解放了生產力，農村的市場供應大幅度增加，各種農副產品上市，我們的生活也漸漸得到了改善，食堂的伙食也越來越好。

求知似渴的一代

記者：王老師，我們在采訪時發現，七七、七八級的同學們普遍都有一種“知識饑渴癥”，你們學習都特別刻苦? 　

王利明：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每個人其實都懷揣著自己的大學夢，唯有到夢想成真的那一刻，才清晰感覺到求知欲的強烈，每個人都努力抓住一切機會給自己補課。我們從上小學開始適逢“文革”，雖然學到了高中畢業，但實際上不間斷地停課、鬧革命，課堂幾乎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沒有足夠的營養一樣，我們在啟蒙教育方面始終是營養不足的，主要是在社會大學中學習，幾乎都是靠自學。和我們這一代學生一樣，學校也是剛剛從沉寂中蘇醒，很多教室多年無人使用，圖書館的圖書也是剛剛解禁，基本沒有什么教材，特別是對我們法律專業的學生來說，更是鮮有教材可供學習。 　　

老師通過與同學交流和座談傳授知識，主要課程集中在政治理論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重回校園的同學們如沙漠遇水，都幾乎瘋狂的補習，以期彌補上11年間知識的虧空。我們幾乎全年泡在圖書館里，找各種書來讀，真正把讀書當成了一種享受，一種快樂，一種滿足。 　　

所以走進大學以后，大家都有對知識的饑渴，想把浪費的時間都給補回來，每天早早地就去圖書館占座，甚至經常出現圖書館一大早就排起長隊的情景。有人甚至中午只帶個饅頭、帶個餅，鉆進圖書館就不出來，晚上宿舍熄燈以后，有人仍然打著手電筒在床上看書。那個時候，幾乎沒有哪位老師在課堂上講學習的重要性、知識的重要性，但每個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學習的重要性。 　　

我們是從大學開始學習英文，英文學習也是從最基礎的ABC開始的，誰也沒有錄音機、錄放機，甚至沒有收音機，當時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個小本，記上每天要背的單詞，在食堂打飯、圖書館借書排隊或者下課的空隙，都要拿出這個小本來，讀上幾遍或者看上幾眼。那時候，每個人的學習狀態幾乎都可以說是爭分奪秒，想把以前失去的時間都搶回來。

保持不斷前行的心

記者：一次重要的考試改變了那么多人的命運，在您看來，作為77級大學生，您最想對現在的年輕學生說的寄語是什么呢? 　　

王利明：我們走進校園以后，每天都沉浸在學習之中，但每個人都不是死啃書本、死記硬背，對書本上的內容大家都在認真思考。每次下課之后，老師總要到我們的宿舍里來，回答同學們的各種提問?；卮鹛釂柾耆亲栽傅?，但是大家下課后都愿意向老師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在宿舍里就和老師爭論起來。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工作、生活經歷談自己對老師講解的各種法律問題的看法。那時候，沒有要求每個人寫論文，但不少人課下就開始針對老師的講解寫學習體會，甚至小論文，可惜當時沒有多少像樣的教材，沒有多少可供參考的資料，每個人都是憑借自己的思考在寫作。在真理問題大討論開始之后，我記得我們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寢室里，大家都會爭論得面紅耳赤。那個時候，沒有太多誘惑，每個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簡單，既不追求金錢、權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譽，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學畢業之后選擇繼續深造，還是投身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中，時間于我們是最為珍貴的，大家都想盡快彌補失去的10年。

當時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雖然這些書或許無助于形成成熟的專業體系，但為我日后的獨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懷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們中的不少人迷戀文學，成為文學青年，寫小說、寫詩歌、寫劇本，希望闖進文學的殿堂，圓作家夢、詩人夢。我也是這其中的一員，茶余飯后，我們總是在討論唐詩宋詞，討論當時興起的“傷痕文學”。文學研討成為很多人的第二課堂。 　　

40年前的滾滾春雷不僅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也為撥亂反正后蓄勢待發的中國儲備了一大批人才，從此，文化的莽原不再雜草叢生，教育的芳苑復萌返青。更重要的是，實行改革開放、恢復高考，恢復了知識的尊嚴，重新肯定了知識的價值，昭示著理性的復蘇，開啟了中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時代。所以，我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高考制度，它賦予我們的青春濃重的色彩，讓我們擁有一段厚重的獨家記憶；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40年前走進大學的我們一樣，始終保持不斷前行的心，珍惜時光，磨礪意志，增長才干，肩負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原題為《“七七級”：一個時代的記憶——訪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77級學生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