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既要著眼長遠、打好基礎、建好制度，又要立足當前、突出重點、扎實工作。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的重要講話在法學界、法律界引起強烈反響。法學院校如何助力法治建設，全面依法治國還存在哪些薄弱環節？近日，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

研究中國案例回應現實問題

記者：如何評價我國法學教育對法治建設的作用？

王利明：任何事業興旺發達的根基都在于人才。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法治人才培養上不去，法治領域不能人才輩出，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做好。全面依法治國作為一項長期而重大的任務，必須依靠法治人才的輩出，而法學教育正是培養法治人才的重中之重。

改革開放以來，從法學院校畢業的學生已有數百萬，他們很多都投身于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等各領域，為中國的法治建設奉獻了青春和汗水。許多工作崗位上的杰出代表，都曾接受過專業法學教育的培養和熏陶。應該說，法學教育為我國法治建設作出了應有貢獻，也基本上適應了法治建設的需要。

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們的法學教育還存在著一些不足。相對于法律專業素養的訓練，法學教育中對道德修養、人文素養的培育還不夠重視；法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著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現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總結提煉還不夠充分。

記者：如何改革法學人才培養模式以適應法治建設的需要？

王利明：現實中，一些法律專業素養很高的人出現了野蠻執法、徇私枉法、以權壓法等行為，究其原因，往往在于其品德修養、人文素養等方面存在不足。正如總書記所指出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這不僅適用于法治建設，也適用于法學教育。因此，法學教育既要著力提升學生的法律專業素養，也要注重提高他們的品德修養、人文素養。

法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一定要重視實踐教學，著力打破高校和法律實務部門之間的壁壘。例如，可以讓法學院校的老師去實務部門掛職，派實務部門的同志到大學來任教，不斷促進理論和實踐相融合。又如，可以邀請一些著名律師來高校講解實務經驗、通過案例教學等方式，讓學生生動感受法律實務。此外，高校還應積極搭建平臺、打通渠道，鼓勵支持學生到法院、檢察院和律所等實務機構進行實習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踐教學中，應該強調從我們中國的法治實踐出發，研究我們中國的現實案例，回應和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而不應一味地將國外理論和案例用來簡單比對中國現實的法治實踐。

事實上，中國不僅有著上下五千年文明史，還曾孕育出享譽世界的中華法系，這些是我們能夠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重要歷史根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為我們法治理論體系的構建奠定了良好基礎，提供了豐厚素材。因此，我們完全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去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并將其充分應用于法學教育中。

提高立法質量應發揮高校作用

記者：高校智力資源密集，您認為法學院校應如何助力法律的制定？

王利明：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怎樣制定良法？我認為首先應該做到去行政化、去部門化、去地方化，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這是因為高校中的專家學者具有非常深厚的法學專業知識和理論素養，此外，專家學者并不帶有一些特定的地方、部門的利益訴求，能站在更為中立、全面和客觀的立場參與立法。

立法本不是一個人、一個地方或一個部門的單獨成果，而是一個科學嚴謹的系統工程，是眾人思想交流和結晶的成果。高校中的專家學者們大量參與立法討論，提出自己的意見建議，其中有的被采納，這固然是好事。但即便意見建議沒有被采納，也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相關論證，為提升立法質量“聚眾智，集眾力”。

法學院校應成為國家立法的重要智庫。在近幾年的立法實踐中，法學院校還為立法提供了大量專家建議稿和智庫報告。在遇到重大疑難問題時，專家學者主動提供具體和深入的意見建議，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我建議，在未來的立法工作中，進一步發揮專家學者和高校資源的巨大作用，將立法機關、專家學者、相關部門“三結合”，共同討論起草法律草案、進行法律修改工作。合同法、物權法等法律都是這樣制定的。實踐證明，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立法方式。

用活生生的案例觸動領導干部

記者：如何通過教育提高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

王利明：恪守程序意識和規則意識是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的重要方面。現實中，很多領導干部正是因為缺乏程序意識和規則意識，而在工作中出現差錯甚至違法犯罪的。近年來巡視工作中反映出來的很多問題，都指向了某些領導干部不講程序、不守規則。

信任不能代替監督，這意味著領導干部要習慣在程序和規則的制約下工作，要適應在黨紀國法的監督下工作。但現實中，有的人往往欠缺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似乎一旦接受了監督就無法開展工作，甚至將監督和工作對立起來。

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發展，社會糾紛矛盾日益多元復雜，這就對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更好地解決糾紛、化解矛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之下，應更注重和強化對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的教育培養。除了通過廣泛深入地開展法治理論傳播，進行法律業務培訓等，還應多講授一些生動鮮活的案例來進行法治教育。通過一個個活生生的正反案例，能對領導干部產生更大的觸動。

領導干部提高法治意識和法治能力，還要注重“軟法”的作用。在社會矛盾糾紛愈發復雜的背景下，社會治理之策也理應更加多元化。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正是實現多元治理的有效途徑。我認為“以德治國”中的“德”并不能僅僅理解為傳統意義上的倫理道德，還應賦予“德”更豐富的內涵，諸如將善良風俗、鄉規民約、行業自律等“軟法”也應納入“德”的范疇。

不能都按一個模板培養學生

記者：法治建設也要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如何培養更多國際法治人才？

王利明：我們的法學教育必須主動走出去，如果只是關起門來閉門造車，就不會有開闊的視野，就難以跟上國際化的大勢。首先，從師資開始就應該具備更廣闊的視野和更豐富的經歷，例如，講授知識產權的教師，如果對國際知識產權的發展一無所知，對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缺乏了解，那就存在著先天不足，顯然是不行的。我們的法學院校應該多和國際機構合作，派出更多的學生去國際機構學習、進修，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

法學教育還應開拓進取、求新求變。全國600多所法學院校不能都是按一個模板去培養學生，要積極探索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當前“一帶一路”建設如火如荼，迫切需要更多具有國際視野的法治人才投身其中，為我們打造富有特色的法學教育提供了方向。如果一些法學院校能針對“一帶一路”國家量身定做，培養一些精通當地法律法規的人才，這本身就是一種特色。法學院校可以和外語院校合作，將法學教育和外語教育結合。

當然，在此過程中，除了法學院校自身努力之外，國家層面也應該提供更多的支持。近年來，走出去的法律學子越來越多，在相關國際組織和國際司法機構中，中國人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我相信，隨著法學教育的創新變革和國家戰略的日益重視，我們一定能培養出更多優秀的國際法治人才。

（原題為《改進法學教育 助力法治建設（對話法治建設③）——訪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