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6日清晨4點左右，藝術家劉鋒植因腎衰竭去世，年僅53歲。在此之前，劉鋒植的名字僅見于北京宋莊，然而去世當日，他的名字和作品卻流傳于藝術界朋友圈，而通過朋友圈轉發的作品，更多的人被他作品的張力和表現力折服，惋惜于他的壯年離世、也惋惜于其生前的并不為更多人所知。他畫出了一個時代最好的油畫。

劉鋒植，1964年生于哈爾濱，1984年畢業于哈爾濱師范大學美術系。作品曾經參加過香港“中國前衛藝術展”、中國美術館“首屆中國當代藝術展”、德國波恩“中國展”等。

劉鋒植像是一朵未開已謝的花，也像是一個中國藝術界懷才不遇的遺珠。在他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正是“重要的不是藝術”大行其道的之時。這讓他幾乎一直處于被時代故意忽視的境地。但真正關心藝術自身價值的人一直把他視為少有的天才。他畫出了一個時代最好的油畫，人們卻只看得見艷俗和政治波普的風靡。

劉鋒植的作品帶著“熟悉的陌生化”，他的藝術表現手法具有表現主義特征，但與中國多數表現主義畫家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多取意象造型，囿于自我，流于宣泄，僅作為形式更新的工具，而缺乏直面社會矛盾和生命沖突的精神深度。而劉鋒植則更像是一位隱藏的文化斗士，一直保持著清醒的文化使命與道義責任。

對于這位“文化斗士”的病逝，藝術界紛紛表示哀悼，批評家高嶺先生在其朋友圈中寫道：“昨天我因有事未能再見鋒植最后一眼，但托親人前往醫院做最后看望。今晨獲悉他走了，去了我們終將去的同一個地方。”

畫家虞村也悼念到：“劉鋒植我們認識，記得好多年前他和幾個藝術家伙伴來蘇州和我聚過，我們喝著茶聊聊天，聊到興起的時候，他說要是我把在場的此時此刻的氣氛、模樣畫出來，一定會蠻好玩的……沒想到他就這么走了。”

藝術評論家顧振清、畫家王勁松、靳衛紅等均在朋友圈點起蠟燭，懷念這位“圓明園時代”的畫家。而圓明園畫家村盡管早在1995年秋天解體，通過那些遠去的人和鮮活的作品，卻對中國當代藝術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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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鋒植（文 / 劉彥）

作為鋒植的老朋友，我幾乎目睹了他藝術演化的每個階段。從他剛剛畢業就開始的雜亂的架上實驗，一直到他近期所發展出的成熟的個人風格，有兩個因素是貫穿始終的：一是他對素描的不斷加深的理解；另一個就是他絕對率性的創作品質。至于他頭腦中究竟想些什么，那是屬于來自他個體的經驗的沉積和畫布之外支撐他的藝術想象的東西。

鋒植對于素描空間的理解力是深入而又獨到的，他的繪畫語言的魅力受益于此。他可以將一個服務于寫實對象的素描徹底拆散，然后將那配件隨心所欲地組裝成屬于他自己的繪畫空間的全新的秩序和音樂。僅從這個方面評價，劉鋒植是近當代大陸藝術家中為數不多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他駕馭素描為自己服務的能力絕不亞于歐洲優秀的藝術家。

鋒植的畫面有時給人以“變戲法”的感覺，速度極快，畫面上的各處呼應都具有遠程的關聯，絕不拘于局部，整個畫面是交響性的，從最灰暗的低音混響到最尖利刺耳的高音，一應俱全，且信手而至。

鋒植善于造型，他那種牽動整體的素描網絡會經常落實在某些關鍵對象上，使這些對象成為劉家的產業，且栩栩如生，神似形離。

凡事總有利害，鋒植的能力至少在兩個方面對自己的藝術產生了消極影響，一方面，他同齡的藝術家們和批評家們會認為他太傾心于架上了，而忽視了今天被廣泛接受且成為時尚的非架上方式。從自身來說，鋒植對于自己的才華和優勢驕縱過度，克制不足。

他有時太生猛了，甚至傷了視者的“舌頭”。

初來北京時，鋒植經歷了一個痛苦的轉型期，北方深沉抑郁的抒情和北京輕浮的后現代春風反差太大了。每當我回憶起鋒植那時期的潑彩，感覺就像他為了改革開放而白白流走的血。

后來“我愛北京天安門”救了他，這個人人都知道的兒歌被他當作了引人關注的話頭。漸漸的，他把這個話頭越扯越遠，也越來越像他自己。事到如今，鋒植喝著小酒，面帶狡猾的微笑，從容的坐在自己的藝術定位上。

鋒植畫過的東西很多，廣場、天安門、紀念碑、青蛙、風箏、酒瓶子、螞蚱、老婆、孩子。從生活中的瑣事到國家大事，題材廣泛，但都富于詩意。他的率性和天真是他藝術的良好品質。把鋒植所有的畫放在一起，他是一個壞孩子；把他的精品放在一起，他無疑是個優秀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