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將正式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根據《巴黎協定》的基本規定，美國可以在三年后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組織提出正式申請，然后在一年后的2021年正式退出。

美國的氣候政策轉變雖然并不令人非常意外，但在全球仍然引發一片嘩然，主要矛頭都指向特朗普。各方認為，在氣候變化應對進程中，全球是一個共同體，美國不應一意孤行。

本文不想繼續談論美國退出對氣候變化應對進程所產生的各種影響，而是希望探討美國氣候政策轉變背后的一些深層問題。事實上，美國在氣候政策上的轉變折射出幾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其一，美國究竟為何要選擇退出？其二，美國的退出遵循的是什么治理機制？第三，美國退出之后，全球范圍內的各種反對意見背后有什么深層含義？

首先，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治理框架的本質是一個公共選擇問題。

如果說，氣候變化本身在初期僅僅是一個科學認知問題，那么，當世界各國都介入氣候變化的科學認知，并被納入到一個“有設計”的應對進程后，氣候變化就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科學認知問題了。原因在于，從氣候變化的科學問題中派生出一個資源配置的話題，這個資源配置不僅有靜態上的含義，更重要的是，還有動態上的意義。

第一，氣候變化事實本身需要“證實”或“證偽”，兩者都很重要。從目前的科學發現和觀點來看，相對而言，“證實性”比“證偽性”更加有力。這個比較非常關鍵，因為在氣候變化這么一個牽涉范圍廣和復雜程度高的科學問題上，已經很難在全部細節上都一邊倒地證實或證偽，只要能夠在較高的概率水平上進行證實或證偽，那么我們便認為相關結論是可靠的了。就此，大量的證據表明，氣候變化的確在發生，并在環境、經濟等領域影響資源配置。也就是說，氣候變化在損害人類的福利，這個基本結論的經濟學含義在于，全球資源配置將在氣候環境上面臨新的更為嚴格的約束條件。

第二，承認第一點本身并不困難，經過國際社會的努力，無論是1990年的全球環境峰會，還是1997年簽署的《京都議定書》、2009年通過的哥本哈根氣候協議，這些行動都推動著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共識的演進，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接下來的更大問題在于，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對資源配置產生更大挑戰，原因在于，氣候變化雖然是一個全球問題，但其環境與經濟影響的分布并不均衡，氣候環境脆弱國家受到的打擊較大。譬如一些島國，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下已經無立錐之地，對這些國家而言，氣候變化帶來的資源配置上的約束條件更為嚴峻。

此外，氣候變化的成因與影響之間嚴重失衡。也就是，造成當前氣候變化環境問題的國家與地區，并不是造成氣候變化的環境與經濟影響最大的國家與地區；在造成氣候變化環境問題的國家與地區內部，也在時間上存在不對稱性。應該說，當前大部分氣候變化環境問題是歷史上的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這些失衡與不對稱性對資源配置造成的沖擊在于，要從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必須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資源，實現福利最大化意義上的資源再分配。

為何呢？只有通過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方式，才足以克服失衡和不對稱性問題。這樣一來，如果把全球各國視為原子化的決策主體，那么，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就演變成一個國際社會的公共選擇問題。更加具體一點，也就是，如何在一個外部性的世界里找到一條有效的集體行動之路，幫助我們解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全球資源再分配的挑戰。

其次，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治理框架是多數國家決定的“集體行動”。

根據公共選擇經濟學的理論，我們大致把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集體行動分為幾類。第一類是“上帝之手”，也就是假設存在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之手”，由他來對資源配置進行科學合理的“計劃”。要注意的是，這個計劃對象并非私人消費品，而是公共產品的供給。因此，與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模式相區別，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的現實世界中，的確是存在這樣的上帝之手，較為接近的便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式集體行動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中央”扮演上帝之手來有效統籌公共產品的供給。撇開具體的國家，其實戰爭期間的各種動員機制就是最好的體現，此時，一國之內所有資源調配都在“中央”的領導下服從戰爭的需要，也就是服從國防這個公共產品的供給需要。

第二類公共產品供給的邏輯是，公共產品供給是由多數人決定的集體行動，在這個邏輯中，大多數人的選擇最終形成集體的選擇，來決定用于公共產品供給的資源配置。此時，即便部分人不贊同大多數人的選擇決策，也得遵循游戲規則，接受最終形成的集體決議，按照這個決議行事。應該說，這是現代國家治理中最常用的一種公共產品供給方式。當然，在多數人決定的邏輯中，仍然存在差異性的選擇，比如，究竟是通過何種程序來體現多數人的選擇，以及對多數人的界定等等。因此，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呈現出千差萬別的體制機制及供給水平和供給效率。

第三類公共產品供給的邏輯則是“原子化”。在原子化的邏輯體系下，每個決策者都可以對供給結果進行“一票否決”。盡管看起來這樣的邏輯很不可思議：難道集體的命運就掌握在每個決策者的手中嗎？但事實上，這樣的決策機制在現實中并不鮮見，譬如最著名的就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制；又譬如在關涉到個體直接利益的諸多公共決策中，也有類似的議事規則，如動拆遷中的“釘子戶”等。這些實例都說明，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下，原子化的決策邏輯也并非沒有任何的合理性。

用一個最簡單的比喻來理解以上三種集體行動的選擇邏輯，那就是當下最流行的微信群：如果可以隨便退群的，就是原子化的模式；如果退群需要征得群主同意的，就是上帝之手的模式；而如果退群需要遵循一定規則的，則是多數人決定的模式。

回過頭來看當前氣候變化應對中的集體行動邏輯。全球氣候變化應對究竟屬于上述三種邏輯中的哪種呢？經過三十多年的演進，全球氣候變化及其應對總體上屬于第二種。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全球200多個國家與地區所依托的基本框架是聯合國。作為二戰后國際社會協商的重要政治經濟機制安排，聯合國是氣候變化應對的最主要推動者，其背后的含義在于，針對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問題，聯合國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通道，原因很直接，至少目前還找不到能夠取代聯合國的全球議事機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面對獨立的國家主權，國際社會不可能存在一種完全“自上而下”的跨國政治經濟機制，而同時，在解決一些跨國的公共產品問題時，完全分散的原子化機制則將導致無效或低效的供給。此時，多數人（國家）決定的邏輯成為一條有效的中間道路，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選擇。

為此，在聯合國主導下，國際社會開展了二十多輪的氣候變化談判，姑且不論這些談判所取得的成果，單就這些談判本身而言，全球所有國家與地區以及國際組織的加入意味著，多數人決定的決策邏輯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不管氣候變化是科學問題，還是利益問題，只要在這個決策邏輯下所形成了結果，最終都需要所有國家加以承認并遵守。

具體到多數人決定邏輯的最新成果——《巴黎協定》而言，該協定有幾點顯著的特征。第一，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基于以上所述氣候變化失衡和不對稱問題，國際社會達成共識，認為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應該進行責任的分割與區別。第二，自主貢獻原則；每個國家根據自身的能力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貢獻度，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想出錢出力的也可以，這些都需要做出承諾。第三，自由退出原則；允許成員國按照相應的機制要求退出巴黎協定。應該注意到，自由退出是多數人決定邏輯下的一個重要游戲規則，是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

那么，基于以上所述，如何在公共選擇理論框架下審視當下美國的氣候政策轉變？

這個問題很關鍵，對于美國的氣候政策轉變，大部分觀點都持反對立場。這里有幾個關鍵問題值得辨析。

第一，美國的氣候政策選擇究竟有沒有違背氣候變化應對多數國家決定的選擇邏輯？根據上述分析，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公共治理框架中，并沒有對氣候變化預設結論，也就是說，即便氣候變化是國際社會的科學共識，但也不意味著某個國家不可以持反對立場，只不過，如果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分子，一旦國際社會有所決定，該國理應尊重并服從這個決定的結果。事實上，全球氣候變化共識也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2009年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共同確認了氣候變化應對的2度原則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在此背景下，當下，如果美國宣布不承認這個結果，并在此基礎上退出《巴黎協定》，這在根本上動搖了氣候變化應對中的多數國家決定原則，也就是動搖了以聯合國框架為基礎的氣候變化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在這一點上，美國的選擇使得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開始朝“原子化”邏輯邁出危險的一步。就此而言，美國的選擇實則是置《巴黎協定》于非常危險的地步。

第二，美國的氣候政策選擇是否全面違背了多數人決定的決策邏輯？仔細觀察可知，特朗普有關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發言，背后的主要決定因素并非是對氣候變化科學問題的認知，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他認為，由于美國利益在《巴黎協定》框架下受損，因此，美國要退出該協定，并重新開展“入群”談判。那么其言下之意在于，美國并非想全面否定氣候變化應對的多數國家決定原則，而恰恰相反，美國在利用協定中的議事規則“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一權利在協定中是受到肯定的。延伸開來，美國并沒有計劃要直接自行退出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朋友圈”，而是向群主提出了暫時退出的申請。

第三，值得注意的另一個看點是，美國公布其退出決定后，世界其他國家表達了強烈的一致反對。這樣的反對聲音其實恰恰說明，到目前為止，基于溝通和平等對話基礎上的全球原有氣候變化治理框架仍然在繼續發揮作用，美國的退出并不會動搖治理框架的基礎。

就此而言，筆者認為，美國的氣候政策盡管有轉變，但從公共選擇機制的角度來看，仍然是一個“負責任”的政策轉變。美國并沒有想象中的那樣“一意孤行”，毅然決然地執行單邊氣候變化應對政策。這一點對繼續維系基于聯合國框架下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合作顯然是至關重要的。

總體上，在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下，美國政府氣候政策上的轉變仍然服從于多數國家選擇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決策邏輯，美國社會仍然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對此，國際社會必須有清醒認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合作與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