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送審查起訴案件審前羈押率為38.3%，這是個非常令人振奮的數據，是通過什么方法把羈押率壓到這么低？”“偵查階段同步錄音錄像案件覆蓋率達91%，那剩下沒有同步錄音錄像的原因是什么……”

6月1日下午，由中央政法委組織的“專家學者和媒體記者走進司法體制改革第一線”活動走進蘇州市檢察院，在聽檢察長閔正兵介紹完當地司改工作后，九名法學專家接連拋出十多個問題，閔正兵一一作了答復。

檢察官辦案組主要辦疑難復雜案件

2015年4月，蘇州市檢察院及所轄的張家港市檢察院作為江蘇省首批試點單位，啟動司法責任制改革試點，去年8月，這項工作在蘇州全市推開。

閔正兵首先介紹了員額制檢察官改革的情況，他說，目前蘇州全市檢察機關共有員額檢察官418人，占實有人數的38.2%；檢察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分別為511人、164人。

在落實司法責任制改革方面，閔正兵說，他們根據檢察運行特點，設計了兩種辦案組織，即檢察官辦案組和獨任檢察官，按照1名檢察官配備1名助理、2名獨任檢察官配備1名書記員進行配比。目前，蘇州檢察機關共有檢察官辦案組133個，獨任檢察官137個。

“這種辦案組運作方式如何進行？在具體操作中順不順暢？”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龍宗智提問道。

閔正兵說，以辦案組的形式辦案主要有幾種情形，一是檢察院的自偵案件，因為涉及到偵查等程序，不可能只靠一個人，所以基本是辦案組來辦案；二是刑事案件中疑難、復雜、重大案件，主要是這一塊；還有一些是復雜的監督案件。

“設立辦案組是考慮到部分刑事案件專業化的問題，比如知識產權案件、金融案件，需要專業的知識。在這個過程中，專業化和職業化是并行不悖的。”蘇州市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王勇補充說。

一般案件的起訴權都予以下放

完善檢察官權力清單是蘇州檢察機關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又一舉措。閔正兵介紹，蘇州市檢察院公訴部門將常用法律文書中的119種文書審批權限下放給員額檢察官，偵查監督部門將52項法律文書審批權進行了下放。

“下放給檢察官的權力具體有哪些？下放后，檢察官內外壓力大了，在職業保障方面，改革后，有多少檢察官離開檢察院，因何離開？”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江國華關注到檢察官職責權限和保障問題。

閔正兵作答說，下放的權力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程序性權力，除了對他人人身造成危險的，涉及人身和財產權益減損的，全部下放；第二種實體性權力，涉及重大輿情、賄賂案件、國家安全案件不下放，一般案件的起訴權都予以下放；第三，決定不起訴的權力沒有下放。

談到人員流失問題時，閔正兵說，這一情況在蘇州檢察機關不存在。“一年有十幾個辭職，屬于正常范圍，沒有出現大范圍流失。實行員額制以后，大家還是愿意吃這個苦，擔這個責任。”

閔正兵還談到，通過落實職權清單，淡化刑事檢察、訴訟監督部門的科、處長層級等措施，2016年，公訴案件當年審結率達93.6%，無一例被判無罪。

“假如出現了無罪判決，對檢察官的績效評估有什么影響？”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季衛東提問道。

閔正兵回答說，如果某一案件出現判決無罪或者案件事實發生重大改變，該案就會進入監督評查范圍，復查下來，如果認為承辦檢察官有責任，就會予以追責；如果是因證據重大變化等客觀原因造成的，則不會追責。

移送審查起訴案件審前羈押率為38.3%

閔正兵還向與會人員介紹了檢察權監督的成效。他說，今年以來，蘇州全市檢察機關受理的移送審查起訴案件審前羈押率為38.3%，偵查階段同步錄音錄像案件覆蓋率達91%，以受到刑訊逼供等為理由上訴的刑事案件僅占受案量的千分之一，且比例在逐年下降。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輝、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員教授顧永忠都關注到了羈押率的數據。

“這是個非常令人振奮的數據，很多地方這個數據是80%多，你們是通過什么方法把羈押率壓到這么低？2016年蘇州市沒有出現無罪判決，那這兩年的不起訴率是多少？”顧永忠提問道。

閔正兵答道，這一數據還是在蘇州外來人員占85%的情況下實現的，從全省范圍來看，他們還只能算是中間數。

他說，這一數據，一方面因為他們和公安機關的理念日趨一致，只要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均不羈押；二是因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駕入刑，只能判處拘役，基本上不采用逮捕強制措施，降低了羈押率；此外，因盜竊量刑標準提高，整個刑法輕刑化、規范化的發展，降低了這一比率。下一步，他們將進一步降低羈押率。

針對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敏遠提出的偵查階段有11%的案件沒有同步錄音錄像的原因，閔正兵說，訊問時普遍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沒有照此做的，可能是一些沒有進入他們統一管理的案件，如涉及海關的案件等，此外，因辦案場所和辦案部門不同，有些地方或還沒實現同步錄音錄像，不過不存在選擇性錄音錄像的問題。

此外，在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孫笑俠、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還就政法信息綜合管理平臺運行維護情況、案例庫關鍵詞設置等問題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