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阿拉伯之春”、所謂“伊斯蘭國”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中東的政治局勢正在發生影響深遠的變革。在這一變革進程中，庫爾德人的崛起尤為引人關注：土耳其庫爾德政黨崛起；在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人在打擊所謂“伊斯蘭國”的過程中日益壯大，甚至實現自治并通過“憲法”；伊拉克的庫爾德自治區一直在謀求更大的獨立性……在這種情況下，對庫爾德人——這個所謂的世界上最大的沒有獨立國家的民族——是否有機會建國的討論成為了中東局勢分析中的新熱點。要談論庫爾德人的獨立夢，就不能不先了解在支撐其建國運動的庫爾德民族主義。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教授哈坎·厄茲奧盧（Hakan Ozoglu）博士的著作《庫爾德貴族與奧斯曼帝國》（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Empire）就是一本了解庫爾德民族主義的必讀書。

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為導論，作者簡單介紹了全書內容，全書的研究目標是探究奧斯曼帝國以及土耳其共和國早期，奧斯曼-土耳其領土范圍內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隨后作者簡單介紹了民族主義的相關理論，民族主義分為原生論（primordialist，強調民族的固有屬性）和建構論（constructionist，強調民族是建構的產物），建構論又分為蓋爾納、霍布斯鮑姆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文化主義”（culturalism），前者強調民族主義是工業化發展的結果，后者強調民族主義是非物質因素建構的結果。本書更多使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的文化主義理論，但也承認共有的“族群特性”（ethnicity）是民族主義產生的必要條件。作者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以語言、血緣等族群特性為基礎的、以族群的“歷史家園”（historical homeland）的獨立或自治為目標的運動。作者指出，庫爾德民族主義有兩點基礎主張：一是庫爾德身份的連續性，即庫爾德人是古老的民族，歷史上在庫爾德斯坦居住的居民是現代庫爾德人的祖先；二是庫爾德斯坦的自決權。之后作者介紹了奧斯曼的地方貴族“阿揚”階層（ayan），庫爾德斯坦的大部分阿揚是伊斯蘭教蘇非派納克什班迪教團（蘇非派，即Sufism，伊斯蘭教中的神秘主義派別，強調超自然的體驗以及人與真主的直接交流，蘇非派信徒經常組織成教團，納克什班迪[Naqshibandi]教團是土耳其、中亞最有影響力的教團之一）的領袖、庫爾德部落領袖以及世代為官的家族。作者的主要路徑方法是社會史和政治史。

哈坎·厄茲奧盧博士在隨后幾章中具體分析了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第二、三章主要分析庫爾德民族主義產生的基礎。第二章的標題為“群體身份的進化：歷史文本中的庫爾德人和庫爾德斯坦”（Evolution of Group Identity: the Kurds and Kurdistan in Historical Texts），作者主要分析了庫爾德民族主義中的兩個核心詞匯“庫爾德人”和“庫爾德斯坦”在歷史文獻中含義的發展變化，得出了幾個重要結論：首先，在二十世紀前，“庫爾德人”和“庫爾德斯坦”不是庫爾德斯坦本地居民自稱的政治術語，而是外人對他們的稱呼，許多“庫爾德人”在二十世紀之前并不承認自己是庫爾德人；第二，“庫爾德人”從來不是一個內部一致的群體（與民族主義的神話不符），中東政治局勢的變化經常導致庫爾德斯坦邊界的變動，因此，“庫爾德人”涵蓋的范圍也在變化，總的來說“庫爾德人”和“庫爾德斯坦”都不是固定的概念。第三章標題為“國家-部落關系：十六世紀以來的奧斯曼帝國和庫爾德部落制度”（State-Tribe Relations: Ottoman Empire and Kurdish Tribalism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作者分析了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如何塑造庫爾德民族主義興起的基礎。蒙古入侵破壞了庫爾德斯坦的政治結構，在黑羊王朝和薩法維王朝（黑羊王朝, Kara Koyunlu, 1375-1468, 是控制兩河流域、庫爾德斯坦、阿塞拜疆等地的土庫曼人王朝，薩法維王朝, Safavid Danasty，1501-1736，是伊朗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之一，與奧斯曼帝國曾長期爭奪庫爾德斯坦和伊拉克）統治時期，庫爾德斯坦政治呈現碎片化的特點：存在著許多部落，但是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政治體能將庫爾德斯坦統一起來。奧斯曼帝國采取“合而治之”（unify and rule）的政策，將為數眾多的庫爾德部落整合成幾個大的單元，并任用當地的某個家族持續進行統治，并把奧斯曼的軍事分封體制滲透到庫爾德斯坦內。1847年貝迪爾汗（Bedirhan）家族起義被鎮壓后，奧斯曼帝國開始加強對庫爾德斯坦的控制，試圖削弱當地貴族的權力，但由于俄土戰爭（歷史上有多次俄土戰爭，作者指的應該是1877-1878年的第十次俄土戰爭，奧斯曼土耳其戰敗后割讓了高加索的卡爾斯Kars、阿爾達漢Ardahan和巴統Batum，從此奧斯曼帝國東北門戶大開，戰爭對庫爾德斯坦局勢、亞美尼亞人的民族主義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等原因，奧斯曼帝國的中央集權化進程被打斷，庫爾德斯坦出現了政治真空，教團領袖等新精英趁機填補了這一真空，崛起的新精英領導了二十世紀的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總的來說，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整合了庫爾德斯坦，創造了強大的領導階層和政治機器，為之后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作者在接下來兩章分析了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這是全書的重點部分。第四章標題為“庫爾德‘原民族主義’？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Kurdish ‘Protonationalism’?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作者主要描述庫爾德人在奧斯曼帝國末期的活動。庫爾德民族主義者將1847年的貝迪爾汗起義和1880年的賽義德·歐貝杜拉（Sayyid Ubeydullah）起義認定為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起源，而作者經過分析后得出結論，這兩次起義都是傳統的叛亂，不是民族主義運動，貝迪爾汗起義的原因是不滿奧斯曼的集權改革以及把其領地劃給仇敵穆罕默德帕夏（Mehmed Pa?a）執政的摩蘇爾省，歐貝杜拉起義雖然要求“統一的庫爾德斯坦”，使用“庫爾德民族”一詞，但是他愿意臣服于奧斯曼帝國，只是希望擴大自己家族對庫爾德斯坦的控制力。在這兩次起義之后，許多庫爾德精英被強制遷移到伊斯坦布爾，這些庫爾德精英在青年土耳其黨統治時期（1908-1918）開始創立庫爾德人的組織，這些組織是貴族的文化俱樂部，不是民族主義組織。1918年土耳其退出戰爭后兩個月，賽義德·歐貝杜拉之子賽義德·阿卜杜·卡迪爾（Sayyid Abdulkadir）創建“庫爾德斯坦進步協會”（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Kurdistan，SAK），SAK劃定了庫爾德斯坦的邊界，要求庫爾德斯坦獨立，作者認為這是第一個庫爾德民族主義組織。第五章標題為“已有聯系和貴族在庫爾德民族主義興起中的作用”（The Role of Preexisting Ties and Notables in 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這是全書最長的一章，占據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者詳細分析了SAK活躍成員的生平以及思想。大部分活躍成員都來自于庫爾德貴族，互相之間有血緣或是納克什班迪教團的聯系，他們中大部分人在奧斯曼帝國擁有官職，在奧斯曼帝國滅亡之后投身于民族主義運動。SAK內部就庫爾德斯坦的前途分為自治派和獨立派，兩派的沖突最終導致SAK在1920年分裂，自治派的代表是歐貝杜拉之子阿卜杜·卡迪爾所在的謝姆迪南（?emdinan）家族，這一派的追隨者大多有濃厚的宗教背景，獨立派的代表是貝迪爾汗家族，這一派成員大多接受西式教育。通過分析SAK成員在一戰前后的活動及思想變化，作者得出了重要的結論：庫爾德民族主義是在一戰后興起的意識形態，它是當時庫爾德人面對帝國解體的唯一選擇，庫爾德民族主義不是奧斯曼帝國崩潰的原因（這是它與巴爾干各民族、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根本不同之處），而是奧斯曼帝國崩潰的結果。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中獨立派和自治派的沖突來自于家族矛盾和教育背景不同，這兩派的沖突是中東庫爾德問題后來發展的基礎。

最后一章是作者的總結。作者指出，由于庫爾德人至今還是在信仰、語言上不統一的群體，所以地域因素對庫爾德民族主義尤其重要，庫爾德民族主義是以一種以土地為基礎的意識形態。既有的忠誠（如家族忠誠）和教育背景在庫爾德民族主義的展現方式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庫爾德民族主義是對一戰的動蕩和不確定性的反應。最后作者思考了未來庫爾德民族主義可能的研究方向，作者提出可以將庫爾德民族主義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進行對比，也可以在中東史、世界史等更宏觀的角度下分析庫爾德民族主義。

雖然《庫爾德貴族與奧斯曼帝國》是一本正文只有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但是卻蘊含著巨大的信息量。在分析書的具體內容之前必須注意，庫爾德民族主義是1990年代庫爾德工人黨在土耳其西部大城市庫爾德人中發動民族分離運動，以及伊拉克庫爾德人在海灣戰爭后逐步實現事實上的自治之后才得到人們的關注的，作者在世紀之交（本書出版于2004年）就能在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都相對缺乏（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的情況下對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起源進行系統的分析，可以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本書一個重要方面在于，作者的研究說到底是對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解構，這或許是對任何意識形態和運動進行嚴肅的學術研究的必然結果。民族主義需要建構古老的族源，“發明”民族傳統，塑造民族英雄，用一系列的“神話”構建出“想象的共同體”，庫爾德民族主義者想象自己是古代中東居民的后代（比如許多庫爾德人認為自己是米底人的后裔），將十九世紀庫爾德部落領袖起兵反對奧斯曼帝國說成是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起源，而作者在書中運用翔實的歷史資料進行歷史分析，讓我們更為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義運動的建構性特質，還原了民族主義敘事之外的庫爾德民族運動史，讓我們認識到了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背后復雜的歷史進程。

此外，這本書也超出了中東研究的范疇，對思考民族主義研究也有重要的意義。作者的研究提醒我們，反思已有的民族主義理論，對以地域為基礎的民族主義進行更多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民族主義研究目前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范式，對某個民族主義的個案研究的意義往往是增添個案的數量而鮮有對既存理論的反思，而《庫爾德貴族與奧斯曼帝國》一書則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已有的民族主義理論。比如作者指出，庫爾德人內部語言、信仰至今沒有統一，所以庫爾德民族主義是一種以地域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而庫爾德斯坦的疆域變化又導致庫爾德人身份的轉變；民族主義需要塑造民族特性，無論是人們的常識還是以往的民族主義研究，一般都更強調民族主義對統一信仰、語言的重視，而基于共同地域上形成的民族主義或許更像是英法模式的國族建構的一部分，或是斯大林模式的民族識別的一個條件。建構論的代表人物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里也只是用了一個小標題來介紹地圖（確認地域范圍的工具）對泰國、印尼的民族主義的影響，與安德森強調的印刷資本主義等因素相比，純粹的地域因素對民族主義興起的作用似乎不值一提。另外，安德森著名的“朝圣之路”理論提到了地域內精英流動對認同產生的影響，但根據安德森的理論，流動到伊斯坦布爾（雖然他們的“朝圣”不是自愿的）的庫爾德精英應該更加認同土耳其，但事實是內部分裂，幾乎不存在內部“朝圣之路”的庫爾德斯坦在沒有統一的語言、信仰的基礎上產生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我們看到，這種以地域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在當今世界仍然有相當的市場，庫爾德民族主義、巴勒斯坦民族主義、俾路支民族主義等都是在語言、信仰不統一的情況下產生的民族主義，當今國際社會許多的沖突就與這種民族主義有關。

以往的民族主義研究理論似乎或多或少暗含著一種進步主義的觀念，要么強調民族主義發展與資本主義有關，比如蓋爾納認為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興起是為了創造適用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共同市場，安德森認為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要么強調非西方國家民族主義的興起是應對西方殖民侵略的結果。但是，這兩種觀點似乎都不符合庫爾德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落后的庫爾德斯坦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多大關系，在庫爾德民族主義興起時期，西方的侵略并沒有給庫爾德斯坦帶來什么直接的傷害，相反，庫爾德民族主義者在一戰之后積極謀求英國（占領伊拉克和敘利亞）和希臘（侵入安納托利亞）的幫助。作者告訴我們，早期庫爾德民族主義者多半是奧斯曼帝國的高官，他們雖然有作為庫爾德人的認同，但是把自己的民族看成帝國的一部分，試圖強化庫爾德人與國家政權間的聯系。直到一戰結束，奧斯曼帝國解體時，這些庫爾德精英才轉變為民族主義者，也就是說，庫爾德民族主義是面對政治局勢突然改變的一種無奈的選擇，是一種被動的反應。在作者的敘述中，我們看不到庫爾德民族主義產生中有什么進步主義因素（當然這不意味著庫爾德民族主義本身不是進步的），這種現象是之前的民族主義理論難以解釋的。

當然，全書也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作者在導論部分提到民族身份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對話中形成的，對話分為三個階段，辯證（dialectical）、對話（dialogic）和獨白（monolithic），這讓人很自然地認為作者也要分析庫爾德貴族與奧斯曼帝國互動（正是本書的標題）的過程是否經歷了這三個階段，互動的過程對庫爾德民族主義的興起產生了多大影響。但很遺憾的是，作者在后文中幾乎就沒有提到這個身份形成三階段理論，顯得全書的內容沒有那么契合標題。此外，似乎前半部分對“庫爾德”、“庫爾德斯坦”概念的分析多了一些，另外對民族主義興起過程的分析也可以更詳細一些（如果史料足夠的話）。

盡管如此，這本正文只有一百三十頁的小書已經提供了足夠多且重要的信息，作者在史料和研究成果缺乏的情況下，成功解析了庫爾德民族主義的實質，清晰地描繪了在奧斯曼帝國衰落解體的大背景庫爾德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分析了庫爾德民族主義內部派別沖突背后的因素，也讓人重新思考流行的民族主義理論。可以說，厄茲奧盧博士的《庫爾德貴族與奧斯曼帝國》庫爾德研究乃至中東研究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