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少有人再分享1991年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引發全球知識界爭議的精彩論斷“海灣戰爭從未發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首次被“直播”的戰爭從真實被轉化為擬像，全世界欣賞的只是發生在電子熒幕上的戰爭游戲視頻，是無人為之真正共情的好萊塢大片——由此，海灣戰爭這場“信息化”戰爭在大多數人心中其實從未發生。

1991年1月19日，海灣戰爭的“沙漠風暴”行動。

但現在，好像沒人會覺得這場戰爭從未發生。戰爭的“擬像”通過技術媒介進步所帶來的“仿真”和“沉浸”撼動了真實世界：如果說以前我們說擬像僅發生在媒介中所以“從未發生”，那么在賽博時代，數字擬像就是逃不脫的生活本身。智能手機的交互取代了平面灌輸的電視直播報道，人們開始聽得見遙遠的遠方哭聲，從沉浸式的、病毒傳播式的短視頻，到綿延不斷從白天到夜晚的立場爭吵，在英雄與小丑之間徘徊的人物形象，一切的一切都比鮑德里亞所描繪的更加“擬像化”卻又更加真實，真實到所有人都難以逃避，必須構建一個自洽的信息繭房來保存自己，都要來到賽博空間主動打一場屬于自己的擬像戰爭：戰爭，現在是一場全民觀看的表演，全民投注的嘴仗和賭局。是，鮑德里亞低估了“擬像”的能力：畢竟他不會想到，1991年他口中的“電子游戲”還只是紅白機像素和粗劣的3D卡通建模，2022年的擬像已經仿真到別無二致。然而當“擬像”來到不再由單方面提供，全民皆可生產的“機械復制時代”，戰爭還是我們印象中真實世界里的戰爭嗎？好像發生了兩場戰爭，一場發生在現實世界，一場發生在賽博空間，都是由擬像組成的；全世界都不滿足只做觀眾了，戰爭不再是觀眾應該安靜地坐在第四堵墻之后欣賞的虛構戲劇，而是實時交互的、公開可參與的、沉浸式的當代劇場表演：每一個人都控制不住他們的表演欲望，混亂的賽博戰場上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參戰者，打開手機看到的不是現場戰況而是社交媒體罵戰現場，真正在付出血淚和生命的參戰雙方的信息和形象，卻大部分是偽造的和模糊的——

誰說鮑德里亞錯了？戰爭究竟發生在哪兒了，是發生在賽博空間里的嗎？它好像一直在發生，卻又從未發生過，到底哪一場表演是那場戰爭呢？誰贏了，誰又輸了？

在國際舞臺上“表演正義”

2020年上映，管虎導演的《八佰》有個獨特但順理成章的敘述視角：將“八百壯士”抗擊日寇引發國際同情的史實，更加直接地解讀并塑造成為一場發生在真實空間下的表演行為。影片并不滿足于陳述蔣介石要求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是為了給國際社會展現中國的抗爭意志，為之后的國聯會議爭取談判利益這一初衷的“表演性”，而更是從敘事、攝影、鏡頭語言等各方面，直觀突出租界兩岸一邊是戰爭一邊是和平，租界宛若劇場的觀眾席，處于和平狀態的市民隔著河流“觀看”對面戰爭表演的“劇場性”。八百壯士的奮戰犧牲，不僅是媒體記者和政治家口中的“國際觀瞻”，而更成為現場性的、實時演出的戲劇現場。當“國聯調停”的美夢破碎，表演失去了意義，演員如何“退場”更成為劇情的核心沖突：從隔河相望的觀眾席和舞臺，到京劇《定軍山》的蒙太奇和保衛旗幟的“夸張演出”，再到最后的“演出結束演員退場”，《八佰》作為一部戰爭電影，敘事邏輯近乎完全“元戲劇”化了。

有評論明確指出影片敘述的當代視角。顯然，盡管歷史上這場戰斗確實存在向國際社會展示國人抗日意志的表演性，但將殘酷的戰爭完全解讀為劇場表演的擬像思維確實太過于21世紀了。這背后潛藏的是劇場觀眾的情緒邏輯：劇本中的勝利者，絕非觀眾眼中的勝利者——雖然在舞臺上日本贏了，但在觀眾心中他們早就輸了。

《八佰》劇照

可這一邏輯放在當時的四行倉庫成立嗎？這也就是影片的當代性所在。因為哪怕歷史上那些真的親眼如看戲般隔河目睹了八百壯士奮戰的租界人士，在1945年之前，恐怕也絕不敢僅憑這場“演出”就篤定日寇必然失敗；真實與劇場擬像之間總會存在一條鴻溝，至少在決定進行表演的政治家和參與表演的抗日英烈看來，“表演”是為了增加事實勝利的可能性，而不是取代事實意義上的勝利。《八佰》之所以能夠借助歷史事件來闡述這種對表演性無比推崇的當代特征，是因為歷史上的勝利者與觀眾支持的演員是一致的，是后發的自我驗證。

然而2022年，這道鴻溝仿佛消失了。參戰方在國際舞臺上表演正義，好像能夠取得一種永久勝利了，一種超越事實勝利意義的永恒勝利。因為“公理戰勝”，因為“正義”在當代人心目中的至高無上，事實意義的勝利好像都不再重要：如果能打贏“信息戰”“輿論戰”，成為這場全世界都在觀賞的劇場表演中被觀眾喜愛的演員，成功“表演正義”，那么哪怕輸了也是贏的，就將“不戰而勝”“雖敗而勝”“永遠勝利”。于是，當代戰爭的最高目標好像都不在戰場上了。戰端開啟，一方宣稱一個半小時已經消滅對方所有反抗力量，一方發布各種真假不明的短視頻宣稱取得輝煌戰果；一個痛陳對方政府的“罪行”并合理化“特別行動”，一個掀起整個西方世界的祈禱、支持、抗議和制裁的聲浪。如果按照傳統戰爭追求“國際觀瞻”的邏輯，雙方如此在意“表演正義”應該是為了實實在在的盟軍或援助，當然也確實有一方拿到了部分援助，但這一切表演的最終目的，好像是為了爭取一個超越事實之上的“公理勝利”，是人心中的永恒勝利，是留給歷史記憶的勝利，總之絕對不是事實意義上的勝利——開戰以來，幾乎所有來自媒體的（無論是參戰方媒體還是第三方媒體）對戰爭的報道都是失實的，在一片“戰爭迷霧”當中，只剩下來自參戰雙方的宣傳洗腦包，各自的意識形態機構之間的“信息戰”和“輿論戰”。

光是在炫耀戰果，打擊對方士氣這一項上，雙方就展開了激烈的演技競爭。一方采取的是“體驗派”表演，講究身臨其境和情感觸動，以短視頻為主要手段，大量沒頭沒尾的現場視頻配以先入為主的解說文字，試圖從微觀出發推動觀眾們自行猜測戰場大勢。而為了“體驗”的逼真，偶爾也打造舞臺道具，對場景指鹿為馬，安排臺詞進行虛構表演；另一方則采取“方法派”表演，以打造人設為主，高貴冷艷，不在具體的戰況上做糾纏，定期發布只有數字的戰況信息，突出“不容置疑”，展現出“必勝”的態度和信心，塑造富有說服力的心理形象。雙方的表演各擅勝場，相信開戰一個半小時就勝負已分的，和相信用無人機就能輕松抗敵的觀眾們都如癡如醉。

到了爭奪公理正義解釋權的輿論戰上，鑒于雙方各自都能在國際法中找到利于自己的主義，那么主要還是要以展示支持本方人數的方式，來試圖擴充支持本方的人數，塑造對方的邪惡形象，展示自身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然而統計學中的“數字”永遠是模棱兩可的，要么你的圖片是假的，要么你的數字不準確，雙方的攻防態勢陷入對具體數字、具體文字內容和圖片真實性的撕扯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一個在媒體和自媒體都如此發達的當代無比荒謬的現狀是：關于戰況的信息鋪天蓋地，但沒有多少能被證實；到處都是這場戰爭的信息，但到處都沒有值得參考的具體信息。無數的參與者，無數的流量，無數的立場爭端，點燃了不同立場網友之間的賽博戰爭，唯獨缺少了事實上正在發生的那場戰爭。恍惚間仿佛不得不相信，發生在媒介中的這場全民參與的擬像戰爭，確實比實際發生的戰爭重要；事實的勝利方可能只是歷史書上的微末一筆，而賽博空間里的勝利方將永久地統治人心——

無論支持哪一方，大家心里想的都是：無論具體戰況如何，總之對方已經輸了。

全民參與的賽博擬像戰爭

2022年3月6日，烏克蘭布加斯村，該村最近被頓涅茨克武裝力量控制。

由此看來，這場戰爭確實“從未發生”：經歷了前幾天眼花繚亂的信息污染之后，觀眾甚至媒體都對具體戰況發展有些失去興趣。如果得到的都是虛假信息，那還不如靜心等待，只要知道大概的現狀是雙方膠著就夠了。相比于關心具體戰況，基于對戰爭的不同觀點和立場，發生在你我身邊的網絡爭端，能夠吸引更多的眼球和流量。于是不分國界，似乎確實全世界的人類都以賽博形式介入并鳩占鵲巢了這場戰爭——參戰國的人民作為戰爭行為的所指毫不意外地完全被取代：觀眾們只擁有從賽博空間獲取的戰爭擬像，然而他們躍躍欲試，要借此參與一場賽博擬像戰爭。參與者其實只是觀眾自己，意義也只屬于觀眾自己。

事到如今，恐怕甚至要懷疑，我們人類是不是本質就喜歡分立場吵架，這一次只是又找到了新鮮的戰場和主題；但如果仔細地觀察基于這場戰爭所引發的網絡爭吵，卻又難以看到實際意義上針尖對麥芒的觀點交鋒。理論上，既然真實發生的戰爭都被擬像化而趨向于表演，賽博擬像戰爭當然更是一種表演而非切實的觀點討論：網民們你來我往的唇槍舌劍，到頭來還是對自身立場和情緒的宣示性演出；打開社交媒體宛若誤入一個正在舉辦戲劇節的城鎮，遍地都是舞臺和演員，是一場戲劇的嘉年華，你穿梭在嘈雜的街道之中，意識到其實那些演員根本沒法聽到觀眾的想法和聲音：醉心于戲劇理想的演員們只是純粹想演罷了。

人們并未想過真的要說服對方——哪怕是轉發說理性的文字，也是以“理性”的標牌，“看我支持的觀點多么理性”，來彰顯自身立場的絕對正確。“站隊”，闡述自己站隊的正確性，抒發自身的情緒，這種純粹的自我表現，不就是一種以表達而非模仿為核心的當代表演風格嗎？部分當代劇場作品熱衷于對觀點和情感進行濃厚的具象化表達，并不在意甚至拒絕交流溝通；就像無論是以國旗色彩點亮建筑燈光，展示標語，高呼口號，還是制裁來自參戰國家的藝術家、運動員和學術人士，要求每個人都要對戰爭發表看法，還是試圖為戰爭尋找合理性甚至美化侵略，這些行為本身也都不在乎他人意見。因為球隊老板來自參戰國而陷入風口浪尖的切爾西足球隊主帥圖赫爾，在面對記者追問對戰爭的看法時有些憤怒地說：“為什么一定要我發表看法？我沒有體驗過戰爭，身處和平的我們這樣討論戰火中的人是一種特權行為”——答案顯而易見：這是一場全民都在參與的戲劇節，所有人都在表演，都在享受情緒被抒發出來的快感，“不公開反對就是支持，不公開支持就是反對”，你有什么資格只做一名觀眾？

更何況，難道僅僅是廣大的網民和旁觀者在表演嗎？在這個國際舞臺上，上行下效，最先開始表演的恐怕是政治人物和被泛娛樂化的國家形象。哪怕“政客都會說謊”“政客都是演員”的看法在西方早已深入人心，魏晉南北朝的名士們爭相表演“風流”也只是為了謀求一官半職在東方也習以為常，但真真切切在面對影響整個世界的戰爭危局的時候，政客們的表演欲望恐怕依然高于對解決問題的期待。暴君、瘋子還是忍辱負重的領袖？喜劇演員、小丑還是斗志堅韌的民族英雄？無休止的虛假談判，政治立場的表現秀場，再加上越發純熟地對社交媒體的運用，對領袖親民形象或者是性魅力的塑造，都以不足為奇但卻堂而皇之的面貌，充斥在賽博空間的每一處角落——相比于這荒謬可笑的現實，《人民公仆》這部喜劇毫無疑問更像一部嚴肅的現實主義杰作。

俄烏戰爭期間社交網絡上病毒式傳播的小女孩銜著棒棒糖上戰場的照片，后被證明是她父親在“特別軍事行動”前兩天的“擺拍”。

在社交網絡上如此廣泛地被參與的賽博擬像戰爭，意味著當代政治行為背后的表演性，同時也蘊涵著表演行為本身的政治性：這二者如今已經不再可分，因為當代的任何表演行為都在模仿的基礎上不可避免地進行觀點表達從而通往政治，而政治行為作為觀點表達和立場的宣示，必然需要觀眾從而呼喚表演性的加持。戰爭在過去通常意味著在利益、立場或者觀點無法調和的情況下試圖消滅對方的手段，然而發生在賽博空間的擬像戰爭的參與者們卻已經不想說服（消滅）對方，只是為了尋找舞臺進行宣示自身立場的表演——此時誰來評判戰爭的勝負呢？你可以說是看被吸引的觀眾多寡，但更多時候，參戰雙方也并不在乎自己吸引的觀眾多寡，他們其實根本不在乎觀眾的想法；在體驗了表演的快感之后，單方面宣布自己勝利近乎是賽博擬像戰爭的唯一結局。雙方都宣布自己贏了，贏兩次。

殺敵多寡不重要，掌握道德高地更重要；說服對方不重要，自己感覺正義更重要。

那么，這些基于對戰爭的不同觀點和立場的，全民參與的賽博擬像戰爭，和實際上發生的那場戰爭在勝負判斷標準上其實異曲同工：不論誰在戰場上真實地擊敗了誰，不論到底誰在網絡上說服了誰，或者贊同誰的觀點的人更多，雙方都覺得掌握正義的自己贏了，都覺得本方取得了超越事實之上的永恒勝利。這才是當代無論是現實世界還是賽博空間中的這種后現代表演狀態最為絕妙的地方：只要演出順利結束，那么就是成功——

可是，如果所有人都贏了，那誰輸了呢？

毋需討論生存的后現代狀態是脆弱的

1979年，法國思想家利奧塔提交研究報告《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指出當代知識系統在進行巨大的分化的同時，更有了管理和組織化的特征，通曉所有領域的“通才”不復存在，一個專業的專家在另一個領域就是白癡。這種“可通約性”的消失是一種后現代狀態，也意味著社會普遍共識的不復存在——那么這也就印證了在后現代的爭端圖景里，任何一方都有充分的理由覺得自己是勝利者，毋需說服或者改變對方：而這正是發生在現實世界和發生在賽博空間中的這兩場擬像表演戰爭潛藏的后現代面貌。

2022年3月14日，烏克蘭基輔，當地遭到炮擊。

然而我們都知道，在這場“誰都贏了”的后現代狀態中，一定存在著輸家。宛若房間里的大象，這些為戰爭付出血淋淋的代價的輸家們，根本不愿意參加、也根本就不是戰爭的參與者：他們是烏克蘭戰區的平民百姓，是被轟炸了八年的東烏克蘭居民，是莫名被戰火影響到的在烏外國人和留學生，是被各種莫名其妙的制裁導致生活困難的俄羅斯人民，以及同樣正在被戰爭所荼毒卻無處申訴，也得不到拯救的敘利亞、巴勒斯坦、也門、索馬里、阿富汗……

事實是：在后現代的戰爭里沒有輸家，然而生存權利遭到破壞的人們是不足以談論和體驗后現代狀態的；于是他們不得已成為這個后現代、現代和前現代縫合在一起的古怪世界里最真實的、最慘痛的輸家。看看媒體們對一場戰爭的超乎想象的關注和對其他戰爭的近乎漠視吧，看看我們對一部分人類的深切同情和對另一部分人類的熟視無睹吧，聽聽為了結束戰爭，歐美媒體做出的那些不自覺的種族主義式的呼吁吧，他們說“我很情緒化，因為我看到金發碧眼的歐洲人被殺”，“烏克蘭，不像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而是更文明、更歐洲的地方，是你不希望發生戰爭的地方”，“這些不是敘利亞難民，這些是烏克蘭難民，他們是基督徒，是白人”……就在全世界的大部分人沉溺在“贏兩次”的后現代擬像戰爭狀態中的時候，我們又不得不想起后殖民主義批評家賽義德當初反駁鮑德里亞的那句話：“應該把他送到那兒去，只帶牙刷和一瓶礦泉水，或者他愛喝什么就帶點什么。”

后現代狀態的前提，是人類不滿足于現代；而不滿足于現代意味著，人類已經到達了現代，已經超越并解決了前現代的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生存問題。生存問題不被解決和超越就不足以談論后現代，那么，毋需討論生存的后現代狀態必然是脆弱的。實際上，之所以我們還能以后現代的擬像式態度談論這場戰爭，這場戰爭目前還如此受到賽博擬像特征的影響，是因為參戰雙方還沒有徹底撕下文明和現代的面紗，有關平民安全、人道主義、民族團結、世界和平的議題，依然還出現在政治家們的案頭和他們的戰爭決策中。

然而，一如后現代狀態一樣，這一切都是脆弱的，隨時可能崩解。這種崩解在人類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甚至就與后現代社會的形成同步發生。就在發達的第一、第二世界“現代病”泛濫，通過后現代的紓解讓人人成為贏家的同時，第三世界還有無數人正在苦難的前現代中掙扎，成為被忽略的永恒輸家——甚至我們可以說，哪怕是沒有如此發達的交互性賽博空間的1991年，鮑德里亞覺得“海灣戰爭從未發生”，是因為通過電視直播，很難讓觀眾意識到那些被轟炸被打敗的伊拉克人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也就是說，以這個邏輯，前南斯拉夫聯盟的戰爭也從未發生，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剛果、巴勒斯坦等地的戰爭也都從未發生，而現在發生的這場戰爭，之所以能稍微擺脫一點“從未發生”的宿命，沒有被鋪天蓋地的全民表演所模糊，沒有消逝在賽博擬像的世界里，只是略微占了些種族主義便宜和政治立場甜頭罷了。

這聽起來確實很像一個荒誕戲劇場里會聽到的地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