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期許是寫出優良博士論文的前提

印象是十幾年前，我在報欄前看《南方周末》，看到了一句話。好像是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說的，“比你能成為什么人更重要的，首先是你想成為什么人”。可能是我附會了，后來也沒找到出處。不過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句話給我了顯著的影響，讓我有了精神勝利法。顯然，這種精神勝利法在此亦有所體現：寫好一篇論文的第一個關鍵，在于你想不想寫一篇優良的論文。

或是當今時代已受到了后現代主義的感染，或是我的精神勝利法使用過頭，我感覺目前很多學生智力很好，但是寫出的論文多不讓人滿意。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主要原因，在于學生期許太低。期許低，格局就不高；格局不高，付出就不夠；付出不夠，論文質量就沒保障。所以我說，博士論文（學位論文）寫作，第一個應該樹立的是自我期許。

寫博士論文，不外以下幾種情況：一是今后不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自己也沒想著通過這篇論文怎樣提高自己水平，就是混個文憑；二是雖然今后不想從事研究，但是還是想通過論文寫作提高自己水平，三是今后要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確實需要好好寫博士論文。屬于后兩種情況的朋友，從論文寫作時起，就應當給自己樹立一個較高的自我期許——要寫作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

當我讀博士時，前面已經吃了種種的苦，也堅定了要從事學術研究的想法。眾所周知，要從事學術研究，博士論文至關重要。博士入學后，我就暗暗告訴自己，無論如何要寫好博士論文。我的論文最終還算差強人意，這種自我期許起到了很大的鼓勵推動作用。說到這里，就需要簡要說說我博士論文的寫作經歷了。

我的論文原本寫的比較順利，不過思路、立意都是比較常規的史學史著作模樣。到2010年寒假前，初稿已經寫完大半，洋洋灑灑二十幾萬字。記得很清楚，2011年1月17日下午如期進行預答辯。各位老師都按照慣例和顏悅色地說了說鼓勵的話，提了提修改時需要注意的問題。我雖然覺得自己論文寫的太常規、平實，但是也覺得就這樣了。預答辯臨近結束之際，導師王學典老師有些低沉地說，“這篇論文，對于一個想拿學位的人來說綽綽有余，但對于一個有志于在學術上有所作為的人來說遠遠不夠”。當時心頭一緊，并未多說什么。

預答辯順利結束，準予答辯。可是對我而言，心頭不是放松，而是緊張。導師的話不停在腦海中盤旋！從本科二年級起，導師就關心我的學習，了解我的學術潛力和學術志向，也最為我傷神費心。他這句話，說出了他的失望，也戳中了我的要害。不安，輾轉反側，一夜無眠。天將拂曉，決定論文推倒重來。即使延期畢業，也不能以這篇讓導師不滿意的論文去答辯！這個決定，可以說主要是“期許”產生的力量，導師的期許，自己的期許。現在想，如果當初沒有這種較高的期許，我就真不會再去重寫我的博士論文。當然，我的博士論文也就要平庸的多。

作為學術史研究者，閱讀學人自述比較多。我的感覺，大凡學術創見能夠穿越時空的學人，都有很高的自我期許。朋友們看到這句話，說不定會嘲笑我企圖表明希望自己的學術創見能穿越時空。我當然不會掩飾自己的這種期許。任何一個學術工作者，都應該有這樣的期許。如果沒有這樣的期許，就是學術吃飯者，而不是學術研究者。對于正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朋友來說，高期許是高動力，也是高要求！有一定比沒有強，高一些一定比低一些強。這種較高的自我期許，往往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產生意想不到的動力，逼迫自己去更勇敢地嘗試。

二、功力是寫出優良博士論文的基礎

讀碩士期間，就曾聆聽過導師《治學的功力與見識》的演講（此文2007年刊發于《文史知識》），對我此后的學術訓練影響比較大。大意是，一流的學術，需要功力與見識兼具，二流的學術，功力與見識至少有一，功力和見識都沒有的，不是學術。而且，除了天才，大多數人的見識是要以功力為基礎的。這些觀點對我影響很深，從讀碩士時起，我就比較注重功力的淬煉。我將清末民初這個現代中國的原生期定為我的“老營盤”，讀的書，寫的文，大多在這一范疇。可是由于缺少系統性，總是感覺自己功力不夠。自覺功力不夠，再加上看的不如忘的多，一直缺少基本的學術自信。

2008年博士入學后，導師給了我一個明確的任務，而且是不小的一個任務——編撰《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前五十年部分。《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已經啟動了多年，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能成稿。前半部分雖然有一個底子，但是尚未成形，既不是依據一手文獻，又沒有整理排列。我接手以后，首先是對原來的底子進行整理，然后從頭增補。雖然以前讀書也算下功夫，但是從接手編年工作以后，才是系統的下功夫。當時我對一些圖書室圖書的熟悉程度，甚至超過了管理員，只要告訴我書刊名，基本上可以直奔存放架位。除了館藏圖書，數據庫等資源也日益熟悉。

2009年暑假，借了圖書館很多書，堆放在儒學中心的會議室，我請一個師妹協助我，全力開工。經過一個暑假的奮戰，稿子初見成效。系統地編纂編年條目工作，一直持續到2010年讀博三之后，而此稿的修改，一直持續到2013年。當時的辛勞，最近還有記憶。什么是“鼠標手”，2009年暑假有了深刻感受。學術研究有多么不易，那時候也有了更深的體會。

有付出就有回報。我在讀博士期間，編纂編年的工作是重心，寫論文則用了較短的時間，盡管我發表了五篇小論文，又差不多寫了兩篇博士論文。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編纂編年使我初步完成了“功力”的修煉。雖然不敢說1900-1949年間的大多數歷史學文獻我都瀏覽過，但是說瀏覽了很多1900-1949年間的歷史學文獻，還是比較接近真實的。

正是有了這個“功力”，后來我重寫博士論文時，文獻方面基本未再費力尋找、閱讀，大多是順手拈來，寫作速度很快，三個多月的時間，寫了近三十萬字。當然，這三個多月，真是無絲毫懈怠，過年也僅僅浪費了不到兩天的時間。論文最后趕在截止期前寫了出來，導師和答辯老師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功力的貢獻不僅僅體現在文獻供給上，還體現在見識產生上。如果不是當初編纂編年下功夫瀏覽了很多文獻，我也不會在情急之下，想到研究“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的關系怎樣”這個問題。

三、見識是寫出優良博士論文的關鍵

見識之于文章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很好的闡發。《文心雕龍》就曾講：“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見識是個玄妙的東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不管怎樣，大家都認為，文章總要有“一家之言”或“一得之見”。所以，評判一篇文章良劣與否，功力之外的考量因素，首推見識。學術界有一句比較流行的話——追求有思想的學術。我對這句話的理解，就是要在功力基礎之上追求見識。

見識是個好東西，但是她的產生也頗令人苦惱。有的時候，非逼到墻角不行。當初我決定重寫論文時，對面臨的情況進行了一個較細致的分析。首先，已有論文的問題是問題意識不明確，所以論文寫的平實常規；其次，生活窘迫，時間緊張，要力爭不延期，必須在自己非常熟悉的領域重寫，如果能吸收舊稿最好；再次，必須跳出舊有的思維和框架，尋找到有價值的學術問題；最后，不能像舊稿一樣平鋪，要力求深度和高度。這些大的方向確立后，從哪里入手呢？急的我團團轉。著急了一兩天，覺得這樣恐慌式的著急也不是辦法，必須干點兒什么實際的事，讓自己思維真正動起來。這個時候，導師的教導再次起到了作用。王老師曾經多次說過，史學必須向社會科學學習，借鑒社會科學的觀念、方法等。我既然要跳出傳統史學史的窠臼，也就需要向社會科學學習。此刻既然沒有靈感，何不看看社會科學的書？看看社會科學在討論什么？研究什么？于是我去翻了翻社會學的書，翻了翻民族學的書，翻了翻人類學的書，我發現中國的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有一個共同的關注點——族群。馬戎等學者已經指出來了，族群意識的建構與歷史書寫有著直接緊密的關系。但是，感覺好像還沒人結合中國的歷史文本，認真論證這一關系究竟是怎樣的。當我意識到這一問題時，恐慌式的著急立即變成了抑制不住的喜悅。我意識到，我的“見識”產生了，我找到了統領論文的“問題”！

隨后我靜下心來，對自己過去的學思歷程進行了一番梳理。我發現，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的關系怎樣，可以說是我此前多年隱隱約約一直關注思考的問題，但是從來未能產生清晰系統的認識。在編纂編年時，已經注意到了兩個現象：清末民初歷史文本，尤其是歷史教科書，開篇都要談“民族起源”，但是差異很大；這一時期很多人都在寫史，寫史取向又往往和政治取向緊密相關。此前我對“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爭論就有所關注、也對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等文章擊節贊嘆。如今在高壓之下，“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的關系怎樣”這一問題竟然凝聚起來了！此前瀏覽過的很多材料、文章都活了起來，思考的片段也都連綴起來。我隨即給李揚眉師姐打了一個很長的電話，師姐也肯定了我的新想法，還幫我一塊擬定了新的題目：《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歷史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實踐》。后來論文出版時，仍然使用的是這個題目。因為就這個問題來說，再也想不出比這個更準確的題目了。

現在想來，當時高壓之下想到“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的關系怎樣”這個問題，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當時去翻閱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的書，怎么就翻出了“族群”，必然是看了很多文獻，歷史學“參校異同”的基本方法已經讓我注意了這些現象，且平素也多關注歷史爭議問題。在最關鍵的時候產生了這樣的認識，挽救了我。有了問題導引以后，思想活躍，意識清楚，原來做編年時看的材料，自動歸隊，寫作就進入了一個高產期，最快的時候，一天能寫五六千字。現在想來，都覺得有些夢幻，此后再未有這樣的寫作體驗。

為什么說見識是論文寫作的關鍵？沒有問題意識，沒有見識，材料都是無意義的方塊字，散如沙子，形成不了意義。有了問題意識，有了見識，材料就都變成了有價值的學術方磚，組合成新的意義。

四、寫文章要講究章法

有了期許，有了功力，有了見識，文章還不一定寫得好。如果說期許、功力和見識是“道”的話，那么寫文章的章法就是“術”。沒有“術”，“道”則無以展現。文章千百種，章法各不同。不過會寫文章的人，在以下兩點應該沒有分歧：1、寫文章要講究章法，2、章法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如果說讓我列舉幾件對我從事學術研究影響比較大的三件事，其中之一應該是導師王學典老師手把手教我寫論文。我屬于寫論文比較早熟的那一類學生，讀本科時就寫出了像模像樣的論文，其中一篇發表在2004年發表在《東岳論叢》上。讀碩士時也是筆耕不輟，有論文發表。但是真正開始注意到寫文章的“章法”，還是源自導師的教導。

讀碩士時，王老師就總是教導我們如何寫作。但是，“耳提”總不及“面命”。所以，真正讓我受益匪淺的，是王老師手把手教了我三篇論文。這三篇論文分別是《新史學和新漢學：中國現代史學的兩種形態及其起伏》、《“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現代史學視野下的胡適——從唐德剛相關言論出發的討論》。王老師會先告訴我，他怎樣注意到的這些問題，已經有了哪些思考，篇章布局如何設置，該從什么地方找材料等。然后讓我去找材料，感覺材料搜尋和閱讀得差不多了，讓我嘗試著草擬稿子。由于功力、見識以及寫文章的章法都很欠缺，這類大文章實在駕馭不了，前兩篇文章我只能草擬出第一節，后面都無法下筆。王老師就對我草擬的部分進行修改，然后自己寫下去。第三篇文章，我終于能擬出全文，但是非常不成熟。王老師每次都讓我打出來，他在上面批注怎樣修改，我看到意見后修改，再打出來給他看，他再修改，如此改了多次。后來王老師讓我單獨發表了。

在王老師手把手教我寫文章的過程中，結合王老師的指導，我逐漸體悟出了寫文章要有“章法”。大到如何運思，小到如何措辭，都是有講究的。一篇文章一旦定下題目，就一定有一個最恰當的寫法，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王老師傳授的經驗有三點對我的寫作影響較大：一是運思要充分，運思充分才能一氣呵成，一氣呵成的文章才連貫通順；二、寫文章要凝練概括，“以論帶史”（注意不是“以論代史”）頗有可取之處；三是文章寫完要讀，不通順處必是應修改處。

關于第三點，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修改定稿時，有著非常深的體會。2011年8月中旬開始，王老師將留校的師姐師兄等人聚集在一起，逐條討論編年稿子。先一人讀，然后大家討論，如何概括總結，如何措辭，都要經過討論才能定稿。雖然讀得口干舌燥，但是真的有用。所以我現在指導學生寫論文，感覺寫的差不多了，就會要求學生把文章打印出來，找個沒人的地方自己朗讀一遍，最好是請別人朗讀一遍，凡是舌頭打彎處，都要進行修改，直至通順。

以上在寫博士論文之前就積累的“章法”，對于后來快速寫博士論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運思好了，寫作就會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會寫得凝練概括，寫得凝練概括，就會通順有力。當然，這并不是說我的論文沒有問題。

五、結束的話

生活從來都是沉重的，學術也如此。或許只有經歷沉重的生活，才能產生厚重的學術。不然司馬遷也不會在《太史公自序》里絮絮叨叨寫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那一段話。這是一段飽含著生活苦痛的話，也是一段高度自我期許的話，其中可見太史公的功力、見識和章法。

所以，對于正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朋友們來說，即使不能昂揚奮進，也得直面人生。世上沒有救世主，也無烏托邦，無論是追求純粹學術，還是希望借助學術研究改變自己命運，都繞不開的是付出汗水與心力，寫出一篇優良的博士論文。只有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寫出了優良篇章，才能去譜寫說得過去的人生。路漫漫兮其修遠兮，所能做的只有：堅持！努力！奮斗！

（本文原題為《姜萌：先有沉重的生活，后有厚重的學術？》，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學術與社會”（ID：W-Scholar），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