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應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的邀請，知名政治學者、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副教授包剛升2017年5月24日晚間在該院做了一場題為“西方‘硬政治’的回歸與現實主義的復興”的學術演講。這場演講聚焦于今日西方世界政治上面臨的新現實與新挑戰，提出了很多立論新穎、見解獨到的新觀點，講座視野開闊，思想深邃，別開生面，為讀者朋友們理解西方與世界政治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角。講座由華東政法大學張飛岸副教授主持。本文是演講者本人提供的演講文本。

這篇演講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什么要保護美國邊境和法國總統候選人勒龐所代表的右翼崛起等新現實入手，包剛升認為對當前西方政治的理解需要政治現實主義的視角，并首創 “硬政治”與“軟政治”兩個概念。

演講指出，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間，從國際格局上看，美國和美國保護下的歐洲總體上處在沒有重大威脅、安全無虞的情境之下。包剛升認為這是 “承平日久”的70年，而“承平日久70年”導致了“硬政治”的退場。但在“承平日久70年”后的今天，當下的歐美暗流涌動：全球化過程中萎縮的制造業和嚴峻的就業，人口趨勢與族群、宗教亞文化多元主義的崛起，以及恐怖主義襲擊出現的新模式——愈演愈烈的“城市游擊戰”。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包剛升認為，歐美國家應對當下面臨的問題和危機需要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聯姻。此外，針對將民粹主義歸于歐美政治主流的觀點，包剛升表示，這是一種誤讀。民粹主義表象之下是政治現實主義與大眾政治的聯姻。

最后，包剛升認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政治學者，面對歐美國家的新現實，都需要新思想。 

此為下篇。

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政治后果

對歐美國家來說，另一個重要事實是過去30、40年間全球化和國內工作機會流失之間的關系，這也產生了很實際的政治后果。我這里提供了一組關于美國制造業收入與就業機會的數據。從1947年到2014年，美國制造業部門的產出（或收入）從4000億美元增至2萬多億美元，增幅非常可觀；但與此同時，美國制造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呈現的是先大幅上升、后大幅下降的總體趨勢。從二戰后到1980年前后，美國制造業部門的就業規模從1400萬左右增至1900萬以上，但從1980年左右至今，制造業就業規模就出現了急劇下滑，從1900萬左右下滑至1200萬左右。因此，美國在35年左右的時間里大約失去了700萬個制造業就業機會，降幅超過35%。實際上，這不僅是美國的趨勢，而且也是北美歐洲其他發達國家的趨勢，它們的制造業機會同樣在不斷地流失。在美國的底特律、英國的伯明翰和法國的巴黎郊區，到處都可以看到被關閉的制造業工廠和蕭條的制造業地帶。

作為研究者，我們讀到這些信息，頭腦中不過浮現一連串數字，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國、英國和法國，如果你自己或者你家人在底特律、伯明翰、巴黎成為被裁減的制造業工人群體，你又是什么感受呢？實際上，全球化過程中歐美國家制造業部門就業機會的縮減，給特定的社會階層——工薪階層或中產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其政治后果是，這一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損的階層會提出更現實的政治訴求。

有人將這種現象視為歐美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我后面會專門講，我并不贊同這一觀點。什么是民粹主義呢？比如，一國選民希望新當選的總統或議會不斷地提供廉價食品、廉價汽油、免費住房以及各種高福利，甚至最好什么都由政府免費提供——這是民粹主義的現象。但對于今天歐美國家的制造業部門從業者來說，他已經失業了或正面臨失業的可能性，他希望自己的國家采取某種政策，能夠把工作機會留在本國，這是不是民粹主義呢？要知道，這是一個關乎特定階層很多人生存的問題。

這些現象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政策的政治后果。我本人深受新古典經濟學的影響，是自由貿易論的支持者。但我本人信奉某種貿易理論或意識形態，跟對這種貿易理論可能會導致何種政治后果的分析，是兩回事。簡單地說，自由貿易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貿易獲利（gain from trade），所以各國都應該采取自由貿易政策。從理論或政策上看，自由貿易學說經歷了一系列發展階段，代表性的觀點包括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以及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形成的“華盛頓共識”——這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的復興。

這里非常簡單地介紹一個比較優勢理論的模型。在一個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有兩個國家和兩種產品，比如A這個國家在兩種產品——卡車和轎車——上效率都更低，B這個國家在兩種產品上的效率都比A國要高，但相對地說，A國在轎車這個產品上相對劣勢更小，在卡車這個產品上相對劣勢更大。按照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B國應該全部生產卡車，而A國應該全部生產轎車，然后兩國在專業化分工的基礎進行自由貿易，兩國的福利水平都會提高。

這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有幾個可能的問題。第一，大家會發現，這是兩國模型。那么，如果變成三國模型呢？10國或50國模型呢？生產率方面處于劣勢的國家，在50國模型中它會怎樣呢？有沒有可能存在這樣的國家：其實際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與工資成本結構的組合，使得其無法在一個50國參與的自由貿易理論模型中獲得恰當的位置，從而在國際經濟格局中被邊緣化呢？這是有可能的。第二，這個理論模型沒有考慮到規模經濟、技術進步和全球產業鏈等因素對一個國家長期福利水平的影響。第三，這個理論想要成立，需要滿足一個條件，即要素能夠實現跨國間的充分流動。如果勞動力要素能夠實現跨國自由流動，效率低的國家人口就會流動到效率高的國家，這樣慢慢地市場就均衡了。但是，在人類今天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國際體系中，勞動力要素或人口要素通常是沒有辦法自由流動的。這樣，自由貿易條件下市場未必會實現多國福利改善的均衡。實際上，很多國家的資本在某種程度上也無法實現跨國間的自由流動。

這場講座沒有辦法繼續探討自由貿易理論的學理問題，我們更關心的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政策最終導致了什么樣的政治后果。在自由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FDI）主導的全球化條件下，全球產業在不同國家間的布局會不會發生調整呢？當然會。因為各國在不同產業、不同產品上的效率差異很大，這就需要進行全球性的資源重新配置。這一過程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之間的關系有可能發生失衡。對發達國家來說，資本能夠通過全球布局來實現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收益的增加，但勞動力要素很難實現跨國自由流動，它們通常被固定在美國、英國或法國（歐盟國家之間的勞動力跨國流動更為自由，但如今這一政策也遭到質疑）。原先在美國投資輪胎業的資本，完全可能從底特律遷往中國蘇州，但美國的輪胎業工人并沒有辦法做同樣的遷移。這一過程的結果可能是資本要素受益而勞動力要素受損。

實際上，自由貿易和FDI主導的全球化使得西方世界產生了一系列利益受損的要素、部門乃至國家。大家會發現，部分歐洲國家也出現了所謂產業空心化的問題。簡單地說，在普通制造業不斷流失的同時，該國的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尚不能支撐起它的國民經濟。這一現象的政治后果是，國內社會要求政府保護的聲音就會高漲。比如，一些西方國家瀕臨失業的鋼鐵工人在游行示威時打出了“save our steel（拯救我們的鋼鐵業）”的口號。這一口號背后其實包括了“save our jobs（拯救我們的工作機會）”這一更現實的訴求。這同樣是今日歐美政治的現實挑戰。

美國是誰的美國？歐洲是誰的歐洲？

歐美國家國內社會的第二個問題是人口趨勢與族群、宗教亞文化多元主義的崛起。位于華盛頓的美國智庫皮尤（Pew）研究中心統計和預測了1960年、2005年、2050年美國人口結構與趨勢的變遷。按照該機構的數據，美國白人族裔人口1960年高達85%，2005年降至67%；西班牙語族裔人口1960年僅為3.5%，2005年劇增至14%；黑人族裔人口1960年為11%，2005年為13%；而亞洲人族裔1960年僅為0.6%，2005年劇增至5%。這是已有的人口統計數據。按照該中心預估，到2050年美國人口結構還會發生重大變化，白人族裔將降至47%——這意味著美國將不再是一個歐洲白人族裔為絕對多數的國家。與此同時，西班牙語族裔人口將上升至29%，黑人族裔人口將維持13%不變，而亞洲人族裔將會增至9%。如今，在靠近墨西哥的很多美國城鎮，西班牙語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語言，甚至一些地方餐館的招牌、菜單都使用西班牙語，因為那些地方從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來的移民——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非常之多。這樣，對于美國的白人族裔來說，身份政治與認同政治問題如今已經浮出水面。正如哈佛大學已故教授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所提醒的，美國已經面臨著作為美國人的“我們是誰”的問題。那么，美國到底是誰的美國？這是一個問題。

歐洲目前人口趨勢的一個主要議題是穆斯林人口的大幅上升。按照2010年的人口統計，歐洲主要國家穆斯林人口的絕對數量與相對比重都已經比較高。比如，德國、法國的穆斯林人口都已經高達470萬，英國大概是300萬左右，意大利是200萬以上，荷蘭、西班牙、比利時、希臘等國從60萬到100萬不等。從人口比重上看，這些歐洲主要國家穆斯林人口的比重大約是5%-7%之間。穆斯林人口由于移民加出生率的雙重因素，其增速要遠遠高于歐洲白人族裔的增速，比重已經從1990年占歐洲人口的4%，增至2010年的6%。如果目前的人口趨勢不變，有人擔心歐洲有加速伊斯蘭化的可能。

很多歐洲白人族裔對此趨勢表示擔憂，甚至感到恐懼。比如，德國和美國的智庫在歐洲做民調，其中一個問題是詢問歐洲的白人族裔，他們認為有多少穆斯林人口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這里不是統計數據，而是去詢問歐洲白人族裔的主觀感受。調查表明，他們傾向于大大高估本國穆斯林人口的比重。這種高估的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某種不安情緒，甚至是某種恐懼感。在法國，被調查者平均估計法國生活著31%的穆斯林人口，但其實法國只有7.5%左右的人口是穆斯林（2010年數據）。來自德國的民調數據顯示，白人族裔被調查者認為德國有19%的穆斯林人口，而實際數據是5.8%左右。這些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無論是法國還是德國，普通白人族裔在很大程度上認為自己國家的人口正在伊斯蘭化。

民調還顯示，很多歐洲白人認為，伊斯蘭教總體上是一種跟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宗教。比如，貝塔斯曼基金會的報告顯示，2013年就有57%的德國非穆斯林人口認為，伊斯蘭教對德國來說是一個“威脅”（threat），而2012年這一數據是53%；在西班牙、法國等地，也有超過一半的非穆斯林公民認為，伊斯蘭教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威脅。我的講座對此問題本身不持立場，但我需要披露這些必要的信息，讓大家了解目前很多歐洲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政治傾向。

同樣重要的是，歐洲的穆斯林人口怎么看待基督教和西方文明？這也有很多相應的民意調查數據。一個基本的信息是，已經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人口有相當比例對基督教與西方文明并不友好。比如，有大型機構的民調說，英國的絕大多數穆斯林人口認為，西方人是“自私、傲慢、貪婪和不道德的”，一半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認為西方人是“暴力的”。這里再給大家提供一組關鍵數據。有一項民意調查的問題是：“為了捍衛伊斯蘭教，針對平民目標的暴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這項調查其實評估的是被調查者對于自殺式炸彈襲擊等暴力事件的態度。調查發現，法國穆斯林人口中竟然有高達16%的被調查者認為，這樣做有時（sometimes）是可以理解的。這意味著，16%的法國穆斯林人口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對這種自殺式炸彈襲擊表示同情。在歐洲主要國家的穆斯林人口中，持有同樣認知的被調查者比重西班牙為16%，英國為15%，德國較低，但也有7%。如果是500萬人口，16%就是80萬；如果是300萬人口，16%就是48萬。也就是說，法國、英國這樣的歐洲國家內部，都有數十萬的穆斯林人口對自殺式炸彈襲擊表示某種程度的同情。盡管同情本身不代表什么，但這對歐洲肯定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而且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歐洲部分穆斯林人口對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態度。

“城市游擊戰”的興起：恐怖主義襲擊新模式

恐怖主義襲擊也是歐美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而且這個問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眾所周知，2001年美國曾經發生震驚世界的“911事件”，這是21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在當天鳳凰衛視的新聞直播節目中，觀眾們眼看著一架架飛機往紐約世貿中心大樓雙子座沖撞進去，最終導致了這一標志性建筑的倒塌和數千人的死亡。

當然，這樣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非常罕見，但更小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時有發生。僅2016年一年，歐洲比較嚴重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包括：3月22日發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殺式炸彈襲擊，導致32人死亡和300多人受傷；7月14日發生在法國尼斯的極端分子駕駛卡車沖撞行人，導致86人死亡和434人受傷；7月22日發生在德國慕尼黑的購物中心槍手襲擊，導致9人死亡和35人受傷；12月19日發生在德國柏林的卡車沖擊圣誕節市場，導致12人死亡和48人受傷。最新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則是2017年5月22日晚間發生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個演唱會現場,自殺式炸彈襲擊導致了22人死亡和101人受傷。

我的講座要用一個新概念來界定這種頻發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將其稱為“城市游擊戰”。如今在歐美國家隨時隨地、頻繁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本質上就是城市游擊戰，而不是什么偶然發生的一個個互相獨立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每次我行走在歐洲國家的土地上，看到規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的地鐵站、數萬人參加的體育和音樂盛會、行人熙熙攘攘的市中心主要街道、數千人工作其中的大型寫字樓、氣勢恢宏的大型購物中心、數千乃至數萬人就讀的大學，我時時都有一種擔憂：這里能夠抵御一次精心策劃的恐怖主義襲擊嗎？如果這樣想，西方國家確實有些防不勝防。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給每個可疑人物都派一位警察緊盯，一個正常國家根本不可能有這樣人力、物力、財力和大規模的信息處理力量。而在城市游擊戰的發動者看來，購物中心、寫字樓、校園、地鐵站、運動場、步行街都是絕佳的恐怖主義襲擊場所。

那么,這一城市游擊戰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我2016年曾經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從18世紀到今天，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了世界，并建立了全球性的國際體系和游戲規則；另一方面是伊斯蘭文明整體上處于守勢，他們尋求的是與西方世界不同的價值觀和宗教政治模式。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后，仇視西方世界的伊斯蘭教極端分子開始把恐怖主義襲擊作為主要的斗爭手段。”如今的世界格局，當然是以歐洲北美為中心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處于強勢地位，以中東北非為核心地帶的伊斯蘭世界處于弱勢地位。在伊斯蘭極端勢力看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他們能做什么呢？他們并沒有能力跟西方世界發動一場正面戰爭，能做的就是發動恐怖主義襲擊。這種頻繁的恐怖主義襲擊，實際上是極端主義恐怖勢力對西方世界發動的城市游擊戰。

游擊戰本身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并沒有所謂的好與壞之分。比如，二戰時法國被德國占領，如果你是一個法國的愛國青年，你能夠做的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參與對德國駐軍的游擊戰。這種游擊戰在政治上當然是正義的。所以，游擊戰本身作為一種作戰策略在政治上是中性的，而決定一種游擊戰正義與否的是其他因素。

從結構上看，游擊戰的基本情境就是敵我強弱的格局。通常，游擊戰的作戰對象都要比自己更為強大，所以無法發動總體戰或陣地戰，而只能采取游擊戰策略。從具體策略來說，游擊戰的特點是：作戰空間往往是在敵人的核心地帶或控制地區，作戰隊伍往往是小規模的團隊而非大規模的部隊，作戰場所往往不是陣地戰意義上的戰場而是能夠發動有效襲擊的任何場合，作戰目標包括造成實際人員死傷、建筑物破壞以及達成震懾效果等。

從這個視角來看，對于這些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組織來說，他們跟西方世界實際上處在戰爭狀態。然而，西方世界非常被動的是，他們并不準確地知道這種戰爭狀態的對手到底是誰？來自哪里？潛伏于何處？即便有基地組織或ISIS聲稱對某些恐怖主義襲擊事件負責，但他們的隊伍到底在哪里呢？盡管這兩大組織的核心都在中東北非地區，但他們對于西方世界有著一定的滲透力量，甚至其成員就散布在歐洲和美國各地。

為什么城市游擊戰會興起呢？一個簡單的理由是，對伊斯蘭極端主義恐怖組織來說，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做法。從具體策略上講，它們發動的是零星的、散點式的恐怖主義襲擊，這種襲擊的策劃過程可以做到非常隱蔽，其操作成本也很低。由于襲擊通常選擇在人口密集的歐美城市，這種襲擊往往能產生實際的殺傷力。所以，這種城市游擊戰往往能夠奏效。另一個重要的有利條件是，主要歐美國家往往是充分多元化的社會，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人們生活其中。按照自由民主政體的立國原則或政治正確的傳統，這樣的社會當然不能因為族群與宗教背景的不同排斥或限制特定族群與宗教背景的人群。這就為極端主義恐怖組織的力量潛伏和滲透西方社會提供了便利條件。總之，這些條件使得極端主義恐怖組織可以以較低的成本、較大的便利、較高的破壞性在西方國家發動恐怖主義襲擊。

當然，大家知道，人類社會的暴力水平總的來說是在下降的。與20世紀中葉之前的人類暴力水平相比，從蘇聯解體后至今20多年間的暴力水平總體上并不高。極端主義恐怖組織發動的城市游擊戰盡管造成了相當規模的人員死傷與破壞力，但歷史地看如今的人類社會總體上維系著較低的暴力水平。然而，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支配信息傳播的時代，極端主義恐怖組織發動恐怖襲擊導致的實際死傷只是它們的一個目標，另一目標就是造成一種緊張或恐懼的政治氣氛——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可以瞬間就把恐怖襲擊的信息與細節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使恐怖主義襲擊更具有某種符號或象征意義，使得西方世界國內社會的恐懼情緒高漲。基于上述分析，我傾向于認為，城市游擊戰可能是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長期問題。

那么，西方世界應該如何應對城市游擊戰呢？大家能夠想到的，主要是依靠警察和情報系統的打擊能力。這一手段既是常規的，又是主要的。但是，目前這種格局下需要多大規模的警察與情報系統才能實現有效反恐呢？如果要構建更完善的反恐網絡，如果要追蹤更大范圍的嫌疑恐怖分子，如果要建設更可靠的國內安全系統，西方國家就需要在警察和情報系統的人才、財力和物力方面繼續加大投入。可以想象，這里的每一種新增投入都需要支付額外的成本，而且任何國家能夠用于反恐的資源都是有限的。

既然國內反恐的成本那么高、難度那么大，有人就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路：要不要把潛在的恐怖分子阻擋在邊境或國門之外呢？歷史地看，歐美國家寬松不等的入境政策、移民政策和社會多元化原則，客觀上為極端主義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提供了深入國境的潛伏機會。實際上，策劃北美和歐洲大部分城市游擊戰的絕大多數恐怖分子都有著特定的族群與宗教背景。比如，最近英國曼徹斯特的自殺式襲擊事件中，警方認定襲擊者是22歲的英國籍利比亞裔移民薩爾曼?阿比迪（Salman Abedi），他出生在曼徹斯特南部的一個穆斯林家庭，而且在從事此次恐怖襲擊之前剛剛赴利比亞接受過相關培訓。既然很多嫌疑人被證明為跟特定族群、宗教和地區背景有關，那么西方世界是否要限制這些特定族群、宗教和地區的人員入境，或者嚴格限制他們的入境與移民條件呢？如果有人可能構成對公共安全的威脅，那么為什么要讓這樣的人入境呢？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背后的邏輯似乎也很簡單。實際上，特朗普的筑墻計劃和入境禁令都跟這種思路有關。

總的來說，西方國家能否真正戰勝城市游擊戰仍然存有疑問。到目前為止，這個挑戰仍然是巨大的。如果強化警察和情報系統的打擊能力，加上嚴格制定入境與移民標準都難以奏效的話，那么西方國家接下來會怎么辦呢？比如，特朗普2016年競選時，曾經威脅要對美國穆斯林人口建立一套專門的登記和追蹤系統。實際上，按照現在的技術手段，每個人都是被可以實時定位和追蹤。但是，如果部分西方國家為了反恐真的選擇采用類似手段的話，是否意味著這些國家原先信奉的自由民主原則會大打折扣呢？這里的最大難題在于，如果按照傳統方式無法有效應對城市游擊戰，如果只有犧牲二戰以來西方世界所共同信奉的某些政治原則才能更有效地應對城市游擊戰的新局面，西方世界究竟該做出何種選擇呢？或者說，西方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平衡有效反恐與傳統正確政治原則之間的關系呢？這又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西方如何保衛西方？自由主義需要與現實主義聯姻

如今歐美政治面臨著某種跟以往不同的新現實，這種新現實的主要特點就是硬政治正在回歸。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至少在短期來看是一種過分樂觀的預言，實際上基于階級的、族群的、宗教的分歧與沖突仍然是歐美國家內部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總體而言，歐美國家的軟政治已經面臨某種困境，而硬政治正在發生回歸。

在這種局面之下，西方世界究竟何去何從？我的基本判斷是，西方國家會在很大程度上向政治現實主義轉向。考慮到歐美政治面臨的諸種嚴峻挑戰，這里實際上涉及到一個“西方如何保衛西方”的問題。如果說廣義的自由主義原則是今日歐美政治體制的主要特征的話，那么在我看來，西方的這種自由主義原則需要與政治現實主義聯姻，才能保衛西方社會。最近幾個月，我在小型會議和學者微信群討論中反復強調過這個觀點，即自由主義惟有與政治現實主義聯姻，才能保衛歐美政治文明已經取得的成果。如果再簡單地根據過去過分理想主義、過分道德主義、政治上略嫌幼稚的視角來理解今日歐美政治所面臨的問題，那么最后可能出現西方不能保衛西方的重大困境。

簡單地說，今日歐美社會的政治分歧與政治沖突，需要用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來予以回應，這可能是惟一可行的策略。如果以過分道德主義、理想主義的視角去應對今日西方世界的政治分歧與政治沖突，這種政治困境或許將會更加嚴重。這里值得提醒的是，歐美政治文明通常被視為一種高度發達的政治文明，但這種高度文明化的政治會產生一個問題，它在應付文明程度較低的政治分歧與政治沖突時可能反而會捉襟見肘。這就可能產生一個悖論：一種政治文明因為高度文明化，所以反而在文明程度較低的硬政治面前失去了保衛自身的能力。

當然，主張向政治現實主義的轉向，并不意味著要放棄自由民主政體信奉的價值觀與政治原則,而是需要實現政治現實主義和理想化的自由道德主義原則之間的平衡。2015年9月，一個名叫亞藍·庫爾迪（Aylan Kurdi）的難民小男孩倒頭死在土耳其沙灘上的照片震撼了整個歐洲，讓歐洲富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每一個高貴心靈都飽受愧疚感的折磨。在2015年歐洲難民和移民危機爆發的時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最初的表態就是高度道德主義的表態，它可以被視為一份歐洲人道主義的宣言。但是，如果以更審慎務實的態度來面對這場難民和移民危機，我們恐怕就無法像默克爾那樣做這樣高調的表態。

記得當時有一個高端媒體人的微信群曾熱議此事，我表述的基本觀點是：“歐洲的保守主義將會遭遇人道主義的困境。”這一觀點首先是立足于更現實的保守立場，言下之意是：如果歐洲充分考慮到難民和移民問題可能會給歐盟國家國內政治造成的沖擊，那么這些國家應該在難民和移民問題上采取更為審慎、務實的立場，甚至需要選擇控制難民入境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歐洲如何面對來自于人道主義的譴責呢？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歐盟國家更多地持有人道主義立場，更大程度上對難民和移民開放邊境的話，那么，他們就會面臨另外的難題：第一是如何處置已有的難民和移民，這里不僅涉及到如何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必要資源，而且還涉及到如何讓這些難民和移民真正融入德國和歐洲社會；第二是客觀上有可能鼓勵更多難民和移民選擇前往德國與部分歐盟國家。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兩難。

無論怎樣，歐美政治文明既有著堅實的理想主義和自由道德主義傳統，又面臨著政治新現實的嚴峻挑戰，他們如何在因應現實挑戰的同時，又能兼顧道德原則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平衡呢？對難民危機中的歐洲來說，如果更在乎人道主義精神和道德原則，那么現實問題就是會有更多難民和移民涌入，可能會導致歐盟國家內部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更多地考慮現實政治的問題和困難，那么如何兼顧自由民主政體之下的價值觀和政治原則呢？確實，平衡這兩者并不容易。需要提醒的是，歐美國家再也不能以過分簡單的道德主義、理想主義來面對今天西方世界面臨的現實問題了。我想，他們惟一的選擇是在這樣的格局中采取更加務實的態度和現實主義的策略。

民粹主義表象之下是現實主義的復興

跟今日西方政治的新現實有關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民粹主義。歐美政治過去三五年間有沒有出現民粹主義的思潮？當然有，但我的觀點非常明確，它不是政治趨勢的主要方面。很多國內外媒體和學者將歐美政治最近的新趨勢解讀為民粹主義的復興，其實是一種誤讀。至少，民粹主義不是主流，它只是偽裝了的現實主義。民粹主義表象之下是政治現實主義與大眾政治的聯姻。

這個觀點主要基于兩個邏輯。第一，普通大眾相比于精英更脆弱，因而對內外部政治經濟的沖擊更敏感。當某種政治經濟變遷的沖擊到來時，哪個階層更脆弱呢？相比于精英，當然是普通大眾。大家會發現，精英階層財產更多，收入更有保障，同時更有可能生活在遠離難民和移民的高檔社區，他們的子女更多地跟自己同一族群的孩子們一起上學。但是，普通大眾們就不一樣，他們財產更少，更可能面臨失業的威脅，同時更容易感知一個社會的族群多樣化帶來的挑戰，甚至更容易感知社會沖突與暴力威脅。而精英是一個社會中最成功、最有成就的階層。無論是政治精英、工商精英還是在英美一流大學任教的知識精英，他們的生活圈子和個人感知跟普通大眾很不一樣。在某種可能不利的社會變遷面前，他們更不敏感，因為他們受到的沖擊要小得多。正是因為普通大眾更容易感知政治經濟沖擊的不利影響，就更容易從現實主義視角來看待他們自身的處境，而不是依據道德原則或理想主義來思考這些問題。

第二，新興政治家惟有與大眾政治結合，才更有可能撬動主流政治家和主流政黨。原因很簡單，精英階層更沒有改變現狀的動力，因為精英通常屬于既得利益階層。如果一個新興政治家想要削弱主流政治或主流政黨——用另一個術語表示就是“建制派”——的力量，他需要跟這個社會中對改變現狀有重大訴求的階層相結合，才更有可能成功。那么，這是什么階層呢？當然是普通大眾。不管特朗普是多么富有的億萬富翁，他都不能依靠動員精英來打破現狀，而首先是動員大眾。這個邏輯是非常清楚的。跟大眾政治的結合，是新興的現實主義政治家撬動主流政治派和主流政黨的政治支點。所以，政治現實主義有著跟“民粹主義”力量合流的動力，但問題的主要方面是，民粹主義的表象之下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內核。

因此，民粹主義是對今日西方世界政治的誤讀，其實質是普通大眾先于主流精英回歸了政治現實主義立場。當一個人沒有工作機會，要求國家采取某種政策保護自己工作機會的時候，不能說這樣的訴求是民粹主義；當一個普通公民感知到周圍異族移民大量增加、時時處于恐怖主義襲擊報道的恐懼之中，要求限制移民時，不能說這樣的訴求是民粹主義。這些訴求不過是向政治現實主義的回歸。進一步說，從選舉政治視角看，有“政治企業家”率先發現了這一尚未被傳統主流政黨滿足的選民“藍海市場”。這里，新興的現實主義政治家與大眾政治的結合，不過在選舉政治中撬動建制派的一個策略。

理解新現實需要新思想

如今，西方政治舞臺上活躍著幾位重要的女性政治家。美國的希拉里·克林頓、德國的安格拉·默克爾、英國的特蕾莎·梅和法國的瑪麗娜·勒龐分別代表著 “理想主義-現實主義” 政治綱領光譜上的不同位置。盡管四位女性政治家的政治觀念彼此差異很大，但大致來說，前面兩位更接近于傳統的政治立場，而后面兩位更接近于現實主義的政治立場。

拿希拉里·克林頓來說，她代表了美國政治中比較正統的中間派立場，或者說就是美國民主黨傳統的中間偏左立場。為了準備這場講座，我最近又反復觀看希拉里·克林頓2016年以來的各種演說視頻，還認真分析了希拉里·克林頓與唐納德·特朗普三場總統辯論中的政治綱領與觀點表述差異。一個基本的看法是，在西方政治的新現實面前，希拉里·克林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方面仍然是一位“舊人”。在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演說中，稅收、福利與再分配，女性、少數族裔乃至同性戀權利保護，氣候變遷與環保議題等傳統政治議題，仍然是其政治綱領的主體。但是，她對如今美國和西方政治面臨的新挑戰，比如全球化與工作機會流失、族群異質性程度提高、恐怖主義襲擊與邊境保護等議題基本上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政策主張。甚至可以說，這些問題不是希拉里·克林頓政治綱領的核心內容。

其實，希拉里·克林頓的政見不過是重復美國民主黨的傳統做法，或者說是奧巴馬政治綱領的希拉里·克林頓版本。從這個意義上講，希拉里·克林頓的敗選或許跟歐美硬政治的回歸有關。她并沒有感受到這種新現實背后的實質性變化，仍然堅持傳統上的政治正確政綱，而沒有基于政治現實主義立場來做出有效回應。

相比于希拉里·克林頓，勒龐在政治綱領上更多是一種新做法，她是如今法國主要政治家中最早轉向政治現實主義立場的。盡管她沒有當選法國總統，盡管很多人認為她的不少觀點與政見有待商榷，但是，勒龐的優點在于她抓住的是法國政治生活中現實主義的訴求。如果勒龐是一位更有魅力和領導力的政治家，那么她這次當選法國總統的概率還會提高——當然，能否當選則是另一個問題。大家知道，選總統不只是看他或她的政治綱領，很重要的還是要看這位候選人的個人魅力與領導力。盡管勒龐在一些問題上表現得比較極端，但她基于現實主義立場對如今歐洲硬政治回歸這一事實的回應更具針對性。盡管很多人不喜歡被視為極右翼的勒龐——尤其是一流英美大學的教授們通常更不喜歡她，但值得提出來的是，勒龐可能是政治家如何思考西方世界新政治的代表。如果目前歐洲政治的基本結構不改變，如果馬克龍不在施政過程中借鑒勒龐的某些政治綱領，那么五年以后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法國今天面臨的政治困境將愈發嚴重，二是勒龐當選總統的概率還會進一步提高。

對政治家來說，如今仍然秉承過分政治理想主義、政治道德主義原則的傳統政治家，在歐美國家硬政治正在回歸的現實面前，有可能在未來的民主選舉和政治生涯中面臨更大的危機。歐美政治家如何做到有效地思考和回應政治新現實，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困境。

在西方政治的新現實面前，不僅政治家面臨政見貧困的危機，而且思想家也面臨理論貧困的危機。學術界如何理解和回應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現實呢？如何能提出一套新的思想或分析框架，既能捍衛這套自由民主政體的價值觀與政治原則，又能應對今天歐美政治所面臨非常實際的、甚至非常艱苦的一些挑戰呢？我覺得，這是全球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新議題。

作為政治學者，我感到遺憾的一點是，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政治學者群體有著過分走向技術化的傾向，研究議題被設定在一些邊界條件明確的狹小議題上，這樣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論工具和學術視野去回應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議題，或者說無法回應政治新現實帶來的重大挑戰。從推崇塞繆爾·亨廷頓到推崇加里·金（Gary King）的轉變，或許并不是一個好的方向。盡管兩位都是哈佛大學政府系的教授，都是杰出的政治學家，但塞繆爾·亨廷頓把握一個時代重大議題的能力無疑是要遠遠超過加里·金。面對這樣的政治新現實，全球政治學界更需要亨廷頓這樣的學者。無論是思考政治，還是研究政治，整個政治學科首先需要具備對一個時代中最重大政治問題的思考能力和回應能力，其次才是在其中尋找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問題，并進而在學術上做出比較精致的東西。在政治新現實面前，政治思想家和政治理論家如何思考政治呢？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還想再次強調的是，如果說向現實主義的轉向已經是某種必然，那么歐美政治如今的最大問題和挑戰則在于，如何在政治現實主義的立場與過去的政治理想主義或自由道德主義的主流框架之間尋求平衡。看上去，這個問題并沒有什么標準答案。比如，對一個美國法學院的教授來說，他或許完全不能接受一位總統頒布針對特定國家人口的入境禁令或移民禁令。因為一個人來自中東北非地區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所以美國就可以限制他入境？一個美國法學院的教授可能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做法。但如果從另一個方面來思考，這樣的做法背后是不是也有某種現實需要呢？進一步說，當美國總統特朗普真的頒布針對特定國家人口的入境禁令時，又如何能避免跟美國憲法所倡導的價值觀和政治原則相沖突呢？總的來說，今天的歐美政治是高度發達的政治文明，如何在已有的政治文明高度上不退卻，但同時能夠回應硬政治回歸帶來的挑戰，這確實非常棘手。這個問題不僅是給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政黨提出的，而且是給全球思想界和學術界提出的。

在講座的最后，我提醒大家，國內外媒體近期頻繁使用“黑天鵝事件”的說法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這只能說明，我們或許過多地受到了陳舊理論和過時框架的束縛，我們需要在整體上改變對西方與世界政治新現實的思考方式。理論的價值不在于固守陳舊的教條，而在于能夠在不斷變動的時空環境中解讀和回應新現象、新問題與新趨勢。面對西方政治的新現實，我們更需要新思想與新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