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應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的邀請，知名政治學者、復旦大學國務學院副教授包剛升2017年5月24日晚間在該院做了一場題為“西方‘硬政治’的回歸與現實主義的復興”的學術演講。這場演講聚焦于今日西方世界政治上面臨的新現實與新挑戰(zhàn)，提出了很多立論新穎、見解獨到的新觀點，講座視野開闊，思想深邃，別開生面，為讀者朋友們理解西方與世界政治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角。講座由華東政法大學張飛岸副教授主持。本文是演講者本人提供的演講文本。

這篇演講從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為什么要保護美國邊境和法國總統(tǒng)候選人勒龐所代表的右翼崛起等新現實入手，包剛升認為對當前西方政治的理解需要政治現實主義的視角，并首創(chuàng) “硬政治”與“軟政治”兩個概念。

演講指出，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間，從國際格局上看，美國和美國保護下的歐洲總體上處在沒有重大威脅、安全無虞的情境之下。包剛升認為這是 “承平日久”的70年，而“承平日久70年”導致了“硬政治”的退場。但在“承平日久70年”后的今天，當下的歐美暗流涌動：一是歐盟國家實際上是被硬政治包圍的軟政治，這基于國際格局與地緣政治的視角；二是歐美國家內部工作機會流失的政治后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30、40年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三是歐美國家內部人口趨勢與族群-宗教多元主義的崛起；四是恐怖主義襲擊已經發(fā)展成為“城市游擊戰(zhàn)”的新模式。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包剛升認為，歐美國家應對當下面臨的問題和危機需要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聯(lián)姻。此外，針對將民粹主義歸于歐美政治主流的觀點，包剛升表示，這是一種誤讀。民粹主義表象之下是政治現實主義與大眾政治的聯(lián)姻。

最后，包剛升認為，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政治學者，面對歐美國家的新現實，都需要新思想。

此為上篇。

從特朗普到勒龐：西方政治的新現實？

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很重要，而且我今天要提出很多新概念和新觀點，可能會顛覆大家過去對歐美國家政治的理解與認知。比如，大家都聽過一個觀點，最近幾年西方世界出現了民粹主義（populism）的復興，但我認為這基本上是一種誤讀。有沒有民粹主義現象？當然有。但這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后面會陳述理由。

為什么會想到這樣一個題目？這或許跟我的研究經歷有關。我做過兩項跟民主問題有關的研究，一項是2014年已經出版的《民主崩潰的政治學》，另一項是目前即將完成、預計將在明年出版的《憲法工程學：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治理績效（1974-2013）》。我們過去研究民主，更多地關注英美民主。總體而言，英美民主是既穩(wěn)定又有效、同時較有政治共識的民主模式。但我研究民主，是從民主政治運作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入手的，那就是民主政體有可能會失敗。那么，民主政體為什么會失敗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政治分歧比較大，政治沖突比較強。我最新的研究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轉型方面的分化——有些國家轉型非常成功，有些國家表現平平，還有一些國家則是徹底的失敗。對于那些轉型失敗或民主受挫的國家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的政治沖突水平比較高。所以，正是因為這種知識背景和理論視角，使得我對今日西方政治的理解，跟國內很多政治學者和民主理論家有所不同。

我們先從西方政治的新現象說起。2017年2月28號，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國會的國情咨文演講中這樣說：“我們保衛(wèi)其他國家的邊境，卻讓我們的邊境敞開著，隨意讓任何人、讓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邊境的英文是border,過去美國總統(tǒng)的演講很少會專門提到border這個詞，更不用說要提到所謂保衛(wèi)邊境的問題。難道美國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已經面臨邊境危機了嗎？特朗普最近的每次重要講話幾乎都會提到如何保衛(wèi)美國邊境的問題。他呼吁美國不應該讓壞人、毒品販子、罪犯、恐怖分子進入美國，他這方面的基本主張包括修建美墨邊境墻、頒布部分穆斯林國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前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喬治·布什、巴拉克·奧巴馬等人的演講中，我們很少聽到border這個詞，很少聽到要保衛(wèi)美國邊境的概念。那么，為什么今天特朗普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總統(tǒng)反復強調美國必須保衛(wèi)自己的邊境呢？難道美國邊境面臨著被別國入侵的危險？當然不是。那么，美國到底為什么要保衛(wèi)自己的邊境呢?

2017年5月21日，特朗普在沙特穆斯林國家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則明確提出了美國應當奉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principled realism）原則。這一篇演講恰到好處地佐證了我今天這一早在數周前就確定的演講主題。特朗普這樣說：

“中東國家必須自己做決定，要給自己、給自己的國家、給自己的后代選擇何種未來。這是一個關乎兩種未來的選擇——這也是美國人無法替你們做出的選擇。只有你們國家把恐怖分子和極端主義者驅逐出去，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才有可能。……對美國而言，我們將致力于調整戰(zhàn)略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威脅和新的事實。我們將會拋棄那些無效的戰(zhàn)略——根據經驗和判斷力來采納新的方法。我們將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采取一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朋友們絕不要質疑我們的幫助，敵人們也絕不要懷疑我們的決心。我們的伙伴關系將通過穩(wěn)定而非徹底的破壞來增強安全。我們將會基于現實世界的后果——而非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做出決定。我們將遵循經驗的指導，而非受制于僵化的思維。”

大家可以看出來，在特朗普的首場外交之旅中，他的中東演講基調是比較強硬的。他還明確表示，要基于現實主義原則來處理美國反恐的重大問題，強調要拋棄過去美國反恐的慣常做法或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而是要采取更加靈活與務實的策略。這也是美國政治的新現象。

最近兩年，歐洲政治的新現象也層出不窮，但這些新現象背后都有著相似的政治邏輯。從英國脫歐到奧地利總統(tǒng)選舉中右翼領導人（其主要政綱就是限制移民）幾近當選，從意大利修憲公投的失敗到最近法國總統(tǒng)大選中瑪麗娜·勒龐的崛起，都凸顯了歐洲政治的某種新現實。我將這種新現實的政治訴求簡單地總結為20個字：“本國優(yōu)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國移民，抵制伊斯蘭化。”當然，這里反全球化是部分地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對人口的自由流動。對歐盟國家來說，反全球化自然還包括強調本國中心主義和抵制歐盟的主張。

2017年4-5月，歐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法國總統(tǒng)大選。盡管非常帥氣、學識淵博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依靠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選票贏得大選，但進入第二輪總統(tǒng)選舉的瑪麗娜·勒龐也得到了三分之一的選票。在部分媒體與知識分子看來，勒龐是一個持有比較極端立場的、極右翼的不受歡迎的政治家，但這樣一位政治家竟然贏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這一現象的政治意義不容低估。如果馬克龍的政治綱領無法解決今天法國和歐洲面臨的政治問題，那么五年之后勒龐將有機會卷土重來——或許那時她的支持率還會創(chuàng)出新高。

在英國BBC攝制的一部紀錄片中，勒龐說：“我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們是愛國者。……（現在法國的）左派與右派都已經忘記了國家的概念。”她這里講的國家，對應的英文是nation，其實就是法蘭西民族的意思。她的政黨名稱也叫做國家戰(zhàn)線或國民戰(zhàn)線（The National Front）。如何從政治上保衛(wèi)法蘭西國家或法蘭西民族，是勒龐及其支持者的政綱主線。在BBC的紀錄片中，一位勒龐的支持者對記者說，勒龐給出的信息很清晰，她說法國應該提高警惕，防止整個國家和民族的伊斯蘭化，因為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這也為我們理解勒龐和法國國家陣線的崛起提供了關鍵信息。

實際上，歐洲主要國家的故事盡管不同，但背后的邏輯卻是相似的。在英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或許接下來還包括西班牙、德國等，部分右翼政治家和選民都指向了這樣的政治訴求，即歐洲國家應該堅持本國優(yōu)先、部分地反全球化、嚴格限制外國移民以及警惕伊斯蘭化。這些政治問題已經繃緊了整個歐洲的神經。

如果回到20年前，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當時整個歐洲政治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垮臺之后，冷戰(zhàn)體系隨之終結，歐盟和北約開始不斷東擴，歐元區(qū)也隨之推出，整個歐洲洋溢在一片普遍樂觀的氣氛之中。那么，為什么今天的歐洲政治境況竟然變得如此艱難？歐洲政治究竟面臨著何種新現實？我們又應該如何解讀這種新現實呢？

兩種政治傳統(tǒng)：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要理解西方政治的新現象，首先需要介紹政治學研究的兩種傳統(tǒng)：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政治理想主義（political idealism）傳統(tǒng)，后來有人把它稱為自由道德主義（liberal moralism）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城邦。從近代開始，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通常被視為這一傳統(tǒng)的重要人物。從康德到美國《憲法》，從《世界人權宣言》這樣的文本到今天我們把西方民主解讀為多頭政體，都可以被視為政治理想主義傳統(tǒng)的一部分。比如，康德就突出了對于道德原則的強調，他認為行善本身就是目的，而道德原則和政治原則應該是統(tǒng)一的。對于國際關系，他認為，如果一個個國家國內存在著自由的政治秩序，推而廣之，那么這個世界也將能擁有一個自由、開放與和平的國際秩序，這樣人類最終將會抵達所謂的“永久和平”狀態(tài)。大家可以看出來，這些觀點是理想主義傳統(tǒng)的呈現。

二戰(zhàn)以后，基于《聯(lián)合國憲章》所形成的《世界人權宣言》也是一個重要文本，是理想主義政治傳統(tǒng)的延續(xù)。比如，該宣言的第一條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世界人權宣言》的開篇不僅強調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強調他們彼此應該以兄弟關系的精神來互相對待。什么是兄弟關系？兄弟關系并不意味著沒有分歧或完全一致，但兄弟關系中沒有本質的分歧與沖突。即使他們有分歧，也可以通過一種和平友好的方式來協(xié)商解決。《宣言》要求以這樣的一種方式來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來規(guī)范一國之中公民和公民應該如何彼此相處。

該宣言的第二條開頭部分是：“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qū)別。”大家會發(fā)現，這一條是很多美國總統(tǒng)候選人政治綱領的“標準配置”。比如，希拉里·克林頓就經常講，所有美國人——不論他的膚色、族群、宗教信仰、性別、財富與社會階層——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而且所有美國人都應該在這個社會中享有他應有的公平的份額。這一原則主張人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一員應該平等相處，而不應該以種族、族群、宗教、財富等身份差異而彼此有別，更不應該因此而互相沖突。

到了20世紀70年代，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達爾撰寫了《多頭政體》（polyarchy）一書，他認為現代民主政體是持有不同利益和觀點主張的公民與公民團體進行政治競爭的舞臺。這些不同的公民與公民團體之間并不是敵對關系，大家只是利益有分歧、觀念有差異而已，但仍然能夠通過和平方式來進行競爭與合作，達成和解或形成共識。因此，現代民主政體下的公民與公民團體之間的政治分歧并不是根本性的，其潛在的政治沖突也可以進行合理的管控。

大家會發(fā)現，今天西方主流觀念更多地具有政治理想主義的色彩。特別是，二戰(zhàn)結束以來，西方的主流教科書、經典政治文本或媒體輿論更多地是以這樣一個比較理想主義或自由道德主義傳統(tǒng)來理解歐美國家的國內政治生活的。作為中國學者，我讀了很多這樣的西方政治文本，也是這樣一種印象。

但是，其實還有另一個政治傳統(tǒng)，即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傳統(tǒng)。很多人一講到現實主義，就容易想到國際關系的現實主義，想到美國著名學者漢斯·摩根索所著的《國家間的政治》——這是一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經典，但是，我今天講的更多是指國內政治中的現實主義。那么，如何用現實主義視角來理解國內政治生活呢？要理解這一傳統(tǒng)，離不開幾位重量級思想家，特別是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以及德國的馬克斯·韋伯和卡爾·施米特。但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tǒng)在今天西方主流的觀念體系中某種程度上被忽視了——特別是二戰(zhàn)結束以后的70年間。當然，這種忽視可能是今日歐美政治高度文明化的結果，但這種忽視卻產生了某些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

在近代歐洲，馬基雅維利強調的是政治的非道德性。政治的非道德性，并不等于政治的反道德性。但在馬基雅維利看來，政治與道德是互相剝離的，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道德、不是倫理。比如，當君主確定了一個目標——無論他是為自己還是為國家確定了一個目標，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又應該怎樣做呢？馬基雅維利說：“君主應當同時效法狐貍與獅子。……君主必須是一頭狐貍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這就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權力或國家問題的。英國近代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考慮的是如何應付自然狀態(tài)。在他看來，自然狀態(tài)就難以避免人與人的戰(zhàn)爭關系。所以，一個首要的政治問題是要建立“利維坦”或建立國家形態(tài)的政治權威，以政治權威和強制力來避免人與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霍布斯的政治關切及其分析視角，也是政治現實主義傳統(tǒng)的一部分。

馬克斯·韋伯也是一位偏向于政治實現主義的思想家。在1895年發(fā)表的經典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韋伯從分析了德國邊境所面臨的潛在危機入手，剖析了德國政治面臨的很多挑戰(zhàn)。他認為，德意志民族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在當時歐洲的政治環(huán)境中生存的問題，而這種生存本質上取決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實力。在分析德國內政時，他有些失望地認為，當時的德國缺少一個成熟的政治階層，因為德國的政治精英階層只理解經濟問題而不理解政治問題。

同為德國思想家的卡爾·施米特在政治現實主義立場上走得更遠。他干脆把政治視為“劃分敵友”的問題，他這樣說：“任何宗教、道德、經濟、種族或其他領域的對立，當其尖銳到足以有效地把人類按照敵友劃分成陣營時，便轉化成了政治對立。”因此，在施米特來看，政治的核心是處理敵我關系的問題。有人認為，循著施米特的理論路徑，政治始終具有某種類戰(zhàn)爭的性質（warlike politics）。當然，在喬萬尼·薩托利等政治學者看來，政治既可能是類戰(zhàn)爭的政治，又可能是和平的政治。但即便如此，薩托利也承認施米特的政治觀對他理解政治概念有著重要的啟發(fā)。盡管我并不贊同施米特包括政治決斷論在內的很多觀點，但施米特也為我們理解政治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借鑒，即我們應該更重視沖突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實際上，現代民主政治不完全是共識政治，而很可能是分歧政治和沖突政治，甚至是容易導致暴力和戰(zhàn)爭的某種政治類型——這些都是人類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通過解讀政治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兩大傳統(tǒng)，我們就更能理解今日的西方政治。這一點，我后面還會詳細討論。實際上，二戰(zhàn)結束以后的70年間，從1945到2015年，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多地被政治理想主義傳統(tǒng)所支配——這里主要是指在國內政治議題上，他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政治現實主義傳統(tǒng)的重要性。

因此，20世紀中葉以降，歐美國家政治理論界在內政問題而非國際關系問題上秉承政治現實主義傳統(tǒng)的著述并不是很多。最近二三十年，比較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政治哲學家是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曾經先后擔任劍橋大學、加州大學、牛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他認為，20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世界對政治的理解已經走向了過分的道德主義。主流政治理論所強調的是道德對政治的優(yōu)先性，甚至可以說，政治理論就是道德原則在政治領域中的運用。但威廉姆斯認為，用這樣一種方式和角度來理解政治，其實有著重大的偏差。他說：“我用霍布斯式的術語把保證秩序、保護、安全、信任和合作的條件作為‘基本的’政治問題。……”這意味著，任何一個社會首先要解決這些基本的問題，要有秩序，要有對生活其中的公民提供基本的保護，要保障安全。

這被威廉姆斯視為基本的政治問題，而解決這些基本政治問題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前提。但大家想想，對二戰(zhàn)以后的歐洲主要國家來說，這些基本的政治問題是不是已經解決了？是的，尤其對于英、法、德這樣的西歐國家和瑞典、芬蘭、挪威這樣的北歐國家來說，它們在20世紀中葉之后已經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基本的政治問題。然而，這種解決似乎并非一勞永逸，如今在新的政治情境下秩序、保護和安全的問題對歐洲國家來說似乎又重新浮現。

國內有學者總結了威廉姆斯政治現實主義的四個關鍵詞，分別是權力(power)、分歧(disagreement)、沖突(conflict)和對手(opponents)。政治首先是關乎權力的，而首先不是關乎道德的或倫理的；政治是需要處理分歧的，而只要有分歧，政治生活中就會有沖突，沖突意味著就可能有對手。而這里所謂的對手——若大家熟悉施米特的作品——就會發(fā)現這是一個弱化了的敵人的概念。威廉姆斯總體上主張，理解政治需要放下過分的理想主義或道德主義的政治觀，需要回歸政治現實主義的原則。有人認為，威廉姆斯現實主義政治觀并非是對傳統(tǒng)政治現實主義的重大創(chuàng)新，而只是一種傳承與重新詮釋。

總之，這一部分內容是理解今日西方政治的知識背景。大家要知道，不僅有政治理想主義、自由道德主義的傳統(tǒng)，還有現實主義的傳統(tǒng)——后者是理解今日西方政治新現象的關鍵。

“軟政治”與“硬政治”的分野

經過前面的鋪墊，大家就容易理解我今天演講中的一個關鍵概念：硬政治（hard politics），其對應的概念是軟政治（soft politics）。從語義上講，前者也可以被視為“艱難的政治”；與之相對，后者則是“容易的政治”。這可能算是一個新概念，或者說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此種情境下歐美國家的國內政治，大概是我的一個首創(chuàng)。那么，什么叫軟政治，什么叫硬政治呢？

兩者的區(qū)分首先是社會基礎的不同。所謂軟政治，其社會基礎是一個國家中的不同個體、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較低。如果一個社會中的不同個體與群體在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上都有共識，分歧僅僅產生在比較細微的議題上，彼此之間的分歧很小，那么這對應的就是軟政治。相反，硬政治的社會基礎是不同個體、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較高。大家發(fā)生爭端的是那些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或者說不同個體與群體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進一步說，因為政治分歧程度高低的不同，大家容易理解的是，軟政治往往對應著政治沖突程度比較低，硬政治往往對應著政治沖突程度比較高。

由于政治分歧程度高低的不同，軟政治與硬政治條件下的政治博弈規(guī)則也有很大差異。簡而言之，在軟政治條件下，政治家與普通民眾更有可能尊重憲法、尊重基本的政治規(guī)則，或者說存在著較為明確的規(guī)則共識。但是，在硬政治條件下，政治家與普通民眾一旦認為，政治分歧是根本性的，政治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自身與政治對手是無法和解或無法妥協(xié)的，這樣，他們就更有可能選擇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去擊敗對手，甚至是徹底摧毀對手。如果是這樣，政治博弈更有可能走向無規(guī)則的狀態(tài)，尊重憲法和規(guī)則共識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軟政治與硬政治的不同還在于人們對于政治關系認知的差異。軟政治條件下不存在什么敵友關系。或者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共和國之內只有違法者，只有罪犯，但并沒有政治意義上的敵人。硬政治條件下就可能會存在敵對關系，一部分人可能把另外一部分人視為政治上的潛在敵人。當然，這里分析的敵友關系，未必就是0和1的關系，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基于上述分析，大家能夠理解，在不同的理論傳統(tǒng)中，軟政治對應著政治理想主義的視角，而硬政治對應著政治現實主義的視角。當政治現實跟主流的理論認知相一致時，理論就更有說服力。比如，拿20世紀90年代初的歐洲政治來說，其本身的狀況更接近于軟政治，同時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認知更多地是政治理想主義的視角，兩者之間就沒有緊張關系。但是，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秉承政治理想主義的視角，而真實的政治狀況是硬政治正在回歸，那么理論與現實之間就會產生緊張關系。

今天講座的基本觀點是，如今歐美政治可能正處在從軟政治向硬政治的過渡地段，或者說西方世界的硬政治正在回歸，而傳統(tǒng)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仍然秉承著政治理想主義為主的觀念，此時兩者就會產生很大的張力。

承平日久七十年與“硬政治”的退場

為什么很多歐美學者會站在過分理想主義立場來判斷今日西方政治的現實問題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將其稱為“承平日久七十年”帶來的負面后果。從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間，從國際格局上看，美國和美國保護下的歐洲總體上處在沒有重大威脅、安全無虞的情境之下。大家知道，歐美政治的這70年時間并不是沒有沖突，沒有危險，比如冷戰(zhàn)格局、古巴導彈危機等，都會帶來現實的政治壓力；美國在朝鮮半島、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地還打了幾場戰(zhàn)爭。但是，所有這些危機與戰(zhàn)爭在規(guī)模或等級上都不足以動搖美國和歐洲政治的根本。美國位于北美大陸，對于過去沖突頻仍的歐亞非大陸來說，就如同一個島嶼一般的國家。相對來說，美國本土是非常安全的。加入北約的歐洲國家則處在美國的軍事庇護之下。盡管歐洲在冷戰(zhàn)時期面臨著某種程度的安全威脅，但這種威脅不足以影響歐洲主要國家的整體安全與和平。這樣，從1945年到2015年，歐美政治就處在了70年超長時間的和平政治之下。如果跟19世紀以來的西方政治與戰(zhàn)爭經歷相比，這承平日久七十年從根本上塑造了歐洲和美國——特別是沒有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記憶的新一代歐洲人和美國人——對現實政治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認知。這是歐美國家硬政治退場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來看，這一時期總體上是自由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模式。政治上，歐美主要國家的民主政體總體上是穩(wěn)定而有效能的，公民自由與權利也得到了有效保障。經濟上，西方國家從20世紀50到70年代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復蘇和增長，盡管隨后的70、80年代出現了滯漲，但90年代由于信息革命又迎來了新經濟的浪潮。這一經濟增長過程基本上是美國主導的，但歐洲國家也從中受益。歐美國家的國內政治基本上呈現出一種經濟繁榮條件下的共識政治。這樣，在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政治家和民眾對關鍵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沒有重大分歧，共識政治成為這一時期歐美政治的重要特征。

在這樣政治經濟條件下，歐美主要國家自20世紀50年代以后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也經歷了重要的轉型。按照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羅納德·英格爾哈特的看法，歐美主要國家的政治文化經歷了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變。那么，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有什么區(qū)別呢？按照英格爾哈特的說法，物質主義更關注維持秩序、打擊犯罪、穩(wěn)定經濟、經濟增長、強大的國防、防止嚴重通貨膨脹，等等。大家發(fā)現，這些議題都跟基本穩(wěn)定的社會經濟生活有關。如果你想過一種基本有保證的、有質量的生活，你大概離不開這些問題。今天如果在中國做民意調查，更多人應該會更關心這些基本問題，說明我們更多的還是處在物質主義階段。而后物質主義更關注更多的工作話語權、更有人情味的社會、理念的價值、普通人在政府決策系統(tǒng)中有更多話語權、更多言論自由，等等。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大都是軟政治的議題。

在歐美主要國家的選舉政治中，很多新議題是20世紀70、80年代以后逐步進入政治領域的，比如環(huán)保議題或綠色政治議題、性別政治議題或女性權利問題、同性戀議題、墮胎問題等。如果是一個處在朝不保夕狀態(tài)的國家、政治上陷于沖突的國家、經濟上極不穩(wěn)定的國家或社會秩序混亂的國家，剛才討論的這些選舉議題在多數人看來可能是無關緊要的。用比較粗俗的話來說，他們關心這些議題是不是“吃飽了撐的”？實際上，討論這些議題的前提就是“吃飽”。一個社會只有解決了這些基本的經濟問題、國防問題和秩序問題，大家才會有閑心來討論要不要允許女性墮胎，要不要允許同性戀享有同等權利，要不要更多地保護女性與少數族群，要不要在環(huán)保方面投入更多資源,等等。總之，北美與歐洲發(fā)達國家20世紀50到90年代的政治文化經歷了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型，也是硬政治退場的一個認知條件。

除此以外，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考察美國主流政治學界對西方政治的認知。這里介紹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美國20世紀后半葉代表性的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還有一位是美國20世紀后半葉代表性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羅爾斯的代表作是《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這兩部作品大致反映了美國社會20世紀70年代以來對主流政治生活的認知。按照約翰·羅爾斯的觀點，現代民主政治有賴于公民的重疊共識。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正義問題，而正義問題在政策上表現為再分配問題。這樣，羅爾斯意義上的政治問題，實際上已經降格為涉及再分配的具體政策選擇問題。

說白了，我們考察過去北美和歐洲主要國家的大選，最重要的議題無非是稅收和福利。更高稅率還是更低稅率？更多福利還是更少福利？這是選舉政治的核心議題。而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實際上已經被消解了，政治已經轉換為關于再分配問題的政策爭論。但是，對于今天的伊拉克或埃及來說，這些問題根本就不構成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議題。充其量，稅收和福利頂多是一個比較次要的問題。對歐美主要國家的政治生活來說，這就是最重要的議題，也說明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活已經充分軟化了。

前面曾經提到，按照羅伯特·達爾的看法，現代民主是多頭政體，是不同利益與觀點主張的公民和公民團體進行政治競爭的舞臺；自由、平等、民主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基本價值觀；自由協(xié)商和多數規(guī)則是解決政治分歧的主要機制。盡管羅伯特·達爾在《多頭政體》一書中也提到，對于那些國內社會政治分歧過大、基于族群和宗教的亞文化多元主義過強的國家來說，民主政體更難維系，但當他轉而分析北美與歐洲主要國家的民主政治時，他覺得這些并不是什么問題。在他晚年撰寫的《論政治平等》一書中，達爾認為，西方社會的基本政治問題已經解決了，而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如何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實質性平等的問題。

簡單回顧這些主要的政治理論，我們發(fā)現，政治沖突這一關鍵概念在他們的著述中幾乎被忽視或被遺忘了。其實，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政治沖突一直是西方社會的關鍵問題。但是，在20世紀后半葉最重要的政治研究文本中，政治沖突卻出乎意料地成了一個被忽視的議題。

基于這些分析，我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判斷：領導西方社會的這一代政治家與思想家通常都沒有經歷過重大政治沖突的洗禮，他們是在70年超長和平政治與共識政治的歲月中成長起來的，缺乏對嚴重政治沖突的體驗與認知。說句不恰當的話，這一代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某種程度上變得幼稚化了，這種幼稚化很大程度上是歐美政治文明高度發(fā)達的結果，其幼稚就在于他們經歷的是歐美歷史上罕見的超長和平、超長繁榮和超長共識的政治周期。

試想，今天生活在美國社會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他們的人生經歷是怎樣的？從出生到現在，他們經歷過的時間最長的戰(zhàn)爭就是越南戰(zhàn)爭，但這場戰(zhàn)爭發(fā)生在一個遙遠的地方。盡管美國所費不菲，國會和媒體也就越戰(zhàn)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大學校園和部分城市還爆發(fā)了相當規(guī)模的反戰(zhàn)游行，但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于美國在這樣遙遠的地方所打一場戰(zhàn)爭并沒有多少真實體驗，美國社會其實缺少處在真正戰(zhàn)爭狀態(tài)的感知。在這樣一個遙遠地方所發(fā)生一場強國對弱國的戰(zhàn)爭，對美國和美國社會的安全、秩序并不構成什么實質性的威脅。總體上，這一代歐美政治家和思想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長期和平、安全無虞的“政治溫室”中長大的，其政治觀念的形塑也跟這種時代背景有關。

歐洲：被“硬政治”包圍的“軟政治”

盡管歐美主要發(fā)達國家的硬政治一度已經退場，但世界政治舞臺上的硬政治并未退場。實際上，在歐美國家這種政治已經軟化的區(qū)域之外，卻是一個暗流涌動的世界。這里主要分析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歐盟國家實際上是被硬政治包圍的軟政治，這基于國際格局與地緣政治的視角；二是歐美國家內部工作機會流失的政治后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30、40年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三是歐美國家內部人口趨勢與族群-宗教多元主義的崛起；四是恐怖主義襲擊已經發(fā)展成為“城市游擊戰(zhàn)”的新模式。所有這些問題都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的20多年間，逐漸成為了西方世界的主要挑戰(zhàn)——這些政治新現實使得歐美國家的軟政治顯得無能為力。

從地緣政治來看，歐盟或歐洲主要國家實際上是被硬政治包圍的軟政治。在世界地圖上，歐洲只是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盡管這里有著英國、法國、德國這樣一些改變人類歷史的重要國家。歐洲政治文明高度發(fā)達的地區(qū)，主要從伊比利亞半島、亞平寧半島，橫跨中歐，一直抵達北歐，及其包括大不列顛在內的區(qū)域，它跟北美同為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區(qū)域，同時也是長期當中由軟政治主導的區(qū)域。

但是，歐盟國家周圍的地區(qū)并非軟政治主導的地區(qū)，歐盟國家實際上處在硬政治的包圍之中。歐盟的東側是俄羅斯、烏克蘭及中亞國家。俄羅斯已經遭遇轉型困境與民主衰退；烏克蘭兩年前剛經歷了驅逐時任總統(tǒng)亞努科維奇的廣場革命，東部地區(qū)一度陷于局部的武裝沖突；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之間還存在著涉及克里米亞半島歸屬的重大領土糾紛。這些信息意味著這里仍然是標準的硬政治。

歐盟的東南方向是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遭遇了未遂的“軍事政變”（這是否是一場真正的軍事政變仍然存有爭議），然后是總統(tǒng)埃爾多安的嚴厲反擊。以反政變的名義，這位新興的政治強人非常迅速地逮捕了大量世俗派軍官，驅逐了2600名法官，辭退或打壓了很大規(guī)模的媒體記者、大學教授與中學校長。最近關于總統(tǒng)制的全民公決更是讓人擔心土耳其民主已經發(fā)生實質性衰退。如今的土耳其面臨著究竟是要民主政體還是要威權政體、要充分的伊斯蘭化還是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的艱難選擇。對于土耳其來說，這當然不是軟政治，而是硬政治。

土耳其再往南則是中東北非地區(qū)的核心地帶。這里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沖突，或者說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沖突；有正在陷于武裝沖突的敘利亞；有剛剛經歷穆巴拉克政權垮臺、啟動民主轉型、新一輪軍事政變以及轉向新的軍人統(tǒng)治的國家埃及。由此可見，中東北非的心臟地帶仍然是今當今世界硬政治的典型代表。隔著地中海與歐盟國家遙遙相望的是北非國家。突尼斯剛剛經歷本·阿里政權的倒臺，以及初步成功的民主轉型；利比亞盡管已經走出了卡扎菲時代，但如今這個國家還無法統(tǒng)轄全國的地方武裝力量，仍然存在秩序失控的風險。實際上，北非當然也是硬政治主導的地區(qū)。

如果我們打開地圖，歐盟或歐洲主要國家固然是軟政治主導的地區(qū)，但它們是被東歐、中亞、中東、北非地區(qū)的硬政治所包圍的軟政治。從地緣政治上看，這樣的政治格局是否會影響到歐洲呢？當然有可能。事實上，面對政治上暗流涌動的臨近地區(qū)，歐盟國家恐怕很難獨善其身。最直接的是，2015年以來的難民與移民危機，已經直接影響到歐盟國家內部的政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