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一帶一路的邊疆實踐：拉鐵摩爾、中國與世界”暨《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出版座談會在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舉行。本次座談會由中央民族大學袁劍和陜西師范大學黃達遠召集，北京大學唐曉峰、昝濤，清華大學沈衛榮，中國社會科學院許建英、宋培軍，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張海洋、關凱，上海外國語大學楊成，外交學院施展，新疆大學程秀金，陜西師范大學李如東等學者參與現場討論。討論的前一部分內容已經以《拉鐵摩爾與“新清史”在中國為何會引發不同的反響？》為題發表，以下是第二部分的主要討論內容。

《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

許建英：整合與差異的共存

從研究邊疆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生逢其時。因為我是長期研究新疆的，所以知道拉鐵摩爾與新疆研究淵源很深。最早接觸到他是在關注近代以來西方（包括日本）對于新疆勘查的相關研究中，接觸到他的《亞洲的樞紐》、《高地韃靼》等作品。后來我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訪問，見到羅威廉，他也講了很多關于拉鐵摩爾的事情，雖然他本人是研究清代內地問題的，但對拉鐵摩爾非常感興趣，所談的也非常有啟發。我在2006年到英國利茲大學訪問，還曾專門聽過那里收藏的拉鐵摩爾留居期間的錄音。

美國的新清史在中國形成這么大的反彈，在我看來，這種反彈是對清末以來一百多年的歷史認知層面差異的體現。我們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一般強調的是整合與統一，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面向，即便是清朝政治結構本身也不是單一的結構，期間經歷了不同的演變階段，與此相應地，中國的邊疆地區也存在不同的特征，而中國內部的這種復雜多樣性在以往我們一百多年的主流敘述中被忽視了。

從歷史層面來看，我認為內陸邊疆對于中國歷史的影響要遠遠大于海疆的影響，不能因為近代的堅船利炮打破了我們國家的傳統和優勢而放棄對內陸邊疆的關注。我們稱作“內陸亞洲”的邊疆線是我們不能忽視的，而“一帶一路”新戰略的提出，也是我們非常重大的一種平衡和轉換，讓我們注重到陸-海雙向發展的重要性。

張海洋：長城線與“長征線”構成中國的新認知

邊疆議題實際上是中國問題的折射。我們對邊疆議題的關注需要我們從整體的中國視野下來考量。如今我們繼承了清朝的疆土，同樣也繼承了這片疆土上長期以來所具有的社會文化生態，以及廣袤的邊疆區域，因此，了解和認知中國內部的復雜社會文化生態和邊疆區域，依然是我們需要努力的任務。

拉鐵摩爾的貢獻在于，一方面，他彌合了西方學界當中漢學、蒙古學、藏學等將中國內地與邊疆割裂開來的認知框架，從整體上形成對于中國邊疆的認知，并在基礎上構筑更具整體性的中國認知框架。這是對西方學術框架的超越，也是對原有的中國認知的超越。另一方面，拉鐵摩爾對中國邊疆區域的重視，也恰恰是當時中國國內政治和社會生態的體現。拉鐵摩爾所重視和關注的中國內陸邊疆地區，既是歷史上的長城地帶，同時也是20世紀30年代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區域，這是長城線與“長征線”的聚合，正是在這里，我們的革命先輩們獲得了比國民黨領導人更多、更全面的對于中國歷史和現狀的認知，認識到了邊疆民族地區在推動全國革命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力量，對此，我們也需要“不忘初心”。在另一方面，拉鐵摩爾對中國內陸邊疆地區的實地調查和研究也提示我們，從古至今，中國內部都存在著復雜性，不管是在唐代，還是在清代，用單一的內地模式都無法有效地治理邊疆地區，在邊疆治理方面需要我們有更多的智慧。

拉鐵摩爾

關凱：超越民族與民族主義

邊疆的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賽義德認為，如果我們脫離知識包含的政治隱喻，完全去政治化，我們就沒有辦法來談問題。

拉鐵摩爾給了我們提供了一種反思的可能。在傳統的歷史話語中，我們往往是輕視游牧社會的，但這是在民族中心論下出現的，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則是民族國家的競爭，它已經超越了民族本身。如果我們在更為一般的歷史維度上來思考的話，就會發現，即便是在司馬遷的時代，不僅中原地帶存在著對游牧的輕視，在當時的世界其他地區也存在對游牧的歧視，我們不能將其跟有目的的書寫傳統相提并論。長城內的歧視長城外的，西方歧視非西方，甚至西方思想家眼中的亞洲沒有歷史，這些都需要我們反思。如果還原到拉鐵摩爾，他最大的還是在史學方面的貢獻，他發現內陸亞洲存在著某種“中央性”，這一區域與周邊文明的互動是有各種歷史記載的，而以此所形成了一種所謂的天下體系，他是在這個史觀下來進行敘述的。

在拉鐵摩爾看來，工業化最終消解了農耕與游牧之間的界限，同時也使長城成為兼容內地與邊疆的中心所在，而實際上，在這背后真正支配我們的是歷史哲學，是黑格爾。中國總是在反復中前行，中國這一文明受到了來自里里外外的太大壓力，拉鐵摩爾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也給我們以反思，去更好地認識農業文明的史觀，并更好地面對工業文明的新挑戰。新清史的研究本質上是一種“乾隆學”，而拉鐵摩爾給我們的另一個貢獻是，面對這些隱喻性問題，我們能不能超越民族和民族主義，進而構筑起更大的秩序和知識架構。這是因為，當今世界范圍內民族主義的歷史敘述，實際上正帶來更大的后續影響。

當然，拉鐵摩爾理論的負面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對邊疆史的過簡化敘述，他將一個具有豐富多樣性和內在實踐的陰山區域簡化為一個中心和平面化地帶，這是需要我們反思的。

楊成：世界體系中的平等性問題

很榮幸參加這個討論會，我不是專門做歷史的，只能從國際關系的視角做些觀察，談些淺見。

對我來說，如何從拉鐵摩爾的研究中找到中國傳統的一些思維方式，是一大要義。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被迫打開國門的中國開始先學器物，再學思想，一直到當下作為過程和結果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始終在不同層面、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深刻影響。而在這過程中，我們對邊疆地區和游牧社會的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是被忽視的，在華夏性和內亞性相互塑造、相互建構問題上，后者的主體性至少沒有被充分意識到，這不僅影響了歷史書寫，也內在地規制了我們的邊疆治理和周邊外交的理性、手段和戰略內涵。至少從國際問題研究的視角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很長時間內更多只有對大國的外交，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外交。這一傾向在改革開放以來表現更為突出，體量和影響力不大的中小國家在中國外交的整體布局中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關注，這跟我們的戰略資源相對有限有一定關聯性，但多數情況下可能是戰略視野以及大國小國身份并存的實際結構的限制所致。這跟我們當初忽略游牧社會在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建構中的作用有類似邏輯。

正在進入加速推進階段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傳統的天下秩序是有區別的。根據歷史學家而非歷史哲學家的研究，傳統的天下秩序框架內國與國并不是一種對等的關系，自內而外的圈層等級結構構成了這種秩序的核心機制，華夏中心主義是很顯而易見的。因此，對我來說，作為方法的拉鐵摩爾的相關研究意義尤為重大。他讓我們關注到外部世界與中國的相互適應、相互塑造問題，也啟示我們當未來的國際秩序因中國的成長而被重新界定的同時，中國自身也被加入這種秩序的進程和結果而定義。換而言之，“一帶一路”的推進要避免中國中心論的思維，要意識到至少在近代以來外部世界對我們的塑造作用大多數情況下要大于我們對于外部世界的影響，“一帶一路”提供了修正的機會，但如果以中國中心論取代西方中心論，就有可能滑入新的陷阱。這點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昝濤：共享歷史如何書寫和呈現

拉鐵摩爾的議題讓我回望自己所關注的土耳其議題，共享歷史如何書寫和呈現。

土耳其的歷史書寫，內心深處存著一個中國糾結的問題。它離不開中國，首先要處理的也是中國，尤其是唐代之后關于突厥的敘事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關聯，如何處理某一時期歷史資源的競爭性描述。司馬遷在寫匈奴的時候還是有關懷的，他以中原為視角的，為國家解決問題著想，其歷史書寫客觀上使游牧民族由不可知變為可知的。后續關于亞洲內陸的內容，則基本上是敘事，其中關于突厥的書寫，有很多是轉述匈奴的信息，尤其是在風俗方面。拉鐵摩爾的意義在于使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看到了同時段的內容。

實際上，這種對于共享歷史的書寫和呈現，與新清史的研究，是同大于異的，只不過清朝離我們這個時代太近，因此更容易與當代問題相關聯。此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新清史是一整個團隊在戰斗，此外，相關讀者的需求也是國際化的。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確實，在改革開放之后，對于很多問題的觀察視角需要進一步拓展。所有這些問題結合到一起，使新清史現象本身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

今天的中國，其所面臨的邊疆問題與美國不同，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越了美國曾經的認知與實踐。但從司馬遷以來的中國文明體系書寫并沒有斷裂，依然在延續當中，我們需要做的是要以有效的話語來敘述這種文明的延續性。

古往今來都存在著歷史觀的爭議，歷史觀就其本身來說不存在正確與否。很多人都以自我為中心，這沒有什么好羞恥的，即便是“蠻族”，也以其自身為中心塑造歷史。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拉鐵摩爾本來就是一個不應該再熱的議題，但恰恰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知識轉型的關鍵時刻，所以就成為中國當下焦慮的一部分呈現了出來。總之，我們的歷史觀應該超越拉鐵摩爾和新清史，建立自己獨立的學術基礎，并需要直面我們當下的知識焦慮問題。

新清史研究代表作

施展：崛起背后的焦慮及其超越

我們如今面臨的巨大知識焦慮，恰恰來自于中國的崛起。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會帶來內外秩序的失衡，體現在內部，就是邊疆問題的出現。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客觀上使既有的一些安全、政治格局逐漸失衡，并造成了我們自身的某種焦慮，這是因為我們用來了解自身的參照系，隨著中國的崛起而失效了。我們需要新的框架，來幫助我們重新來理解自身、周邊與世界，而歷史在這中間是一種尤其重要的理解框架。歷史學是一個本質上的未來學，只有反觀理解歷史，我們才能知道未來要去哪兒，歷史會與未來形成怎樣的關聯。正是中國處在對歷史的一種模糊焦慮狀態之中，因此產生了對于各種歷史敘述的需求。從歷史上看，各個大國的參照系的失效都會產生歷史熱，我們如今的劍橋、日本講談社、哈佛中國史，都是這種歷史熱的體現。必須重新理解歷史，其中的相關敘事對于自身的闡釋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有一部分是與秩序失衡相關的。

我們有必要將中國思想史的視角轉向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反思。拉鐵摩爾對于我的重要性在于，他提醒我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反思自己是誰，并注意到長期以來中原史觀對于自身思想的遮蔽，通過對邊疆問題的理解與思考，意識到中國并不是一個內部完全均質化的國家。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國一直試圖以均質化的方式來解讀自身，不管是普遍共和的解讀，還是后來一段時間內極左話語的解讀，實際上都是對中國自身完全均質性的理解。但在這一過程中，外部世界我們是無法回避的，當我們強調內部均質化的時候，往往就會造成與外部的異質化。拉鐵摩爾的研究提示我們，要注意到中國并不是一個完全均質化的實體，而是一個復合體，它是多元一體的，這種復合性不應該成為我們的一個包袱，而應該是一種成就和正能量，它為我們與外部世界的溝通和交流提供了一種共識基礎，而假如同時出現內部完全均質化和外部異質化，那么我們所積累起來的財富都將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成為包袱。如果中國能夠正確地理解自身，那么拉鐵摩爾這個議題就不用再談了，而正是因為我們現在存在著無法理解自身的焦慮，存在著“何為中國”的困惑，在這個語境下，我們才需要重提拉鐵摩爾，我認為這是這個老人對于當下中國的巨大意義。

程秀金：學術理路與知識積累

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海外新疆研究的接力棒已經轉交到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國家手中。美國異軍突起，且后來居上，其領軍人物歐文?拉鐵摩爾曾經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中期先后兩度赴新疆考察。就新疆實地考察以及中亞研究而言，他與斯坦因、斯文?赫定并駕齊驅，是二十世紀中亞研究權威。拉鐵摩爾雖是美國人，但卻在中國長大，并在亞洲和歐洲求學，有著商人、記者、學者、政治顧問等多重經歷，與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羅斯福、杜魯門等領導人，以及楊增新、盛世才等地方實力派人物都打過交道，并與社會底層游牧民、商人、綠洲居民一起生活過。正是這種彌足珍貴且又顛沛流離的生活閱歷，賦予他以冒險家和局外人的視角來審視內亞，尤其是新疆。拉鐵摩爾是中亞大探險向現代新疆研究轉型的一位關鍵學者。

拉鐵摩爾的內亞研究，也就是沈衛榮老師所說的Inner Asian Dimension，尤其是在新疆領域，對于后來學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尤其是他將新疆放置到內亞/中亞邊疆地區之中的論述框架模式對傅禮初（Joseph Fletcher）、羅茂銳（Morris Rossabi）、狄宇宙（Di Cosmo）、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等后世學者有著直接影響。憑借《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亞洲的樞紐：新疆與中俄內亞邊疆》、《邊疆史研究論文集：1928-1958》（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1962）等專著及論文，拉鐵摩爾成為美國新疆研究，乃至內亞研究學界巨擘。

狄宇宙

李如東：民族國家與地方知識

拉鐵摩爾的著作在今天被重視，與其將傳統中國歷史過程置于現代民族國家框架之外的解釋路徑有關。在拉鐵摩爾的解釋框架中，傳統中國的歷史過程是在亞洲內陸游牧民族和中原農業民族之間的交互過程中展開的；以部落聯盟為基礎的游牧帝國和以大型水利工程組織農業生產并整合不同經濟區的中央帝國各自有其興衰循環的周期，并交替為亞洲內陸提供統一的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拉鐵摩爾也認為，隨著現代化事業（尤其是鐵路）在亞洲內陸的推進，傳統中國的循環周期被終結，并轉向現代國家。這種將亞洲內陸邊疆政治秩序置于現代國家模式外的解釋路徑實質是將其相對化為一種“地方知識”。

有趣的是，該解釋框架一定程度上又與近代國人歷史觀旨趣相通。在晚清，面對來自海洋帝國的“沖擊”，時人不僅發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的感嘆，而且也重新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認為近代中國的歷史過程即是加入世界萬國之林（持此觀點者以梁啟超最具代表性）；自覺不自覺地將中國史視為世界史之外的歷史進程。這種歷史觀的轉變，實際上將傳統中國史內含的“世界史”及其書寫的主體性讓渡出去了，同時將現代西方變成了一個近似“絕對他者”的角色。故此，當拉鐵摩爾以人類學眼光將中國亞洲內陸邊疆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他者”來解釋時，其在民國乃至今日學界引起回響也就情有可原。因為他所提供的論述框架不僅有助緩解以現代民族國家歷史敘述模式書寫歷史上各民族關系史時的內在張力，而且也似乎蘊含著構建“多元一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理論啟發。

黃達遠：關注拉鐵摩爾，就是在關注中國

拉鐵摩爾的人生歷程始終是跟中國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不管是從他年幼時來華生活，還是在年輕時在中國邊疆游歷，之后又隨美國記者團一起拜訪革命圣地延安，到后來在抗戰關鍵時刻受羅斯福派遣擔任蔣介石政治顧問，最后又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回暖而受邀訪華。他始終在關注中國，關注中國的發展，關注中國邊疆地區的社會發展，可以說，這是他在學術之外，之所以依然值得我們銘記的最重要原因。

人無完人，拉鐵摩爾的學術觀點也不可能完全正確，隨著時代的發展，他的很多看法也會過時，但在他的時代，如何讓知識界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如何讓國外學界更好地認識中國，而不至于完全忽略邊疆地區，僅僅將中原地區看成是整個中國的全部，拉鐵摩爾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考察和知識挖掘，是功不可沒的，也是我們在研究近代中國邊疆問題時不得不承認的。

當然，當今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百年前那個任人宰割的中國，在一代代中國學者的努力下，我們對邊疆的認識也在日益深化，并正在努力構筑中國學術研究的新藍圖。在這過程中，我們對拉鐵摩爾相關研究的回顧和整理，既是對其既有研究的梳理，更在于為中國邊疆研究及相關研究提供必要的經驗與文本。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發展規律。”【《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年5月17日)】在拉鐵摩爾之后，關于中國邊疆的故事，理應由我們中國學者自己接著講。

（注：本文發表受到主辦方允準，部分發言內容尚未經發言者審定，具體內容以主辦方后續完整整理稿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