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2022-03-07 07:3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本文是俄裔美國作家所羅門·伏爾科夫（Solomon Volkov 1944- ）為他整理的《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所做序言。

肖斯塔科維奇（Shostakovich，1906-1975）是世界范圍內知名的音樂家，他的“肖五”“肖七”等名作早已享譽全球，他本人也成為了符號化的傳奇。但是，其個人經歷卻并不為世人所熟知。在肖氏晚年，他將自己一生的經歷做了細致的梳理與回憶。而這本書的出版，改變了無數的指揮家與樂團對其作品演奏的方式。

在書中，他的回憶以灰色調為主：權力的陰影下造成的不可逆轉的人格扭曲、面對人性的抉擇時失去的珍貴友誼、忠于人格卻最終被迫害的悲慘人禍——這些沉重的往事幾乎占據了回憶錄的大部分篇幅。書中也寫到了人性的良善——如其和索列爾金斯基、格拉祖諾夫和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真摯友誼。肖氏對朋友們的回憶飽含深情、非常真摯。書中還涉及不少前蘇聯重要人物：政治、音樂、文學等方面的大人物一一登場亮相。本書文風節制、準確、細致、平和。以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帶領讀者回到那個特殊的年代去再次認識這位知名音樂家——在特殊年代里，為了像人一樣活著，他付出的努力與飽受的煎熬。

《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序

文 | 伏爾科夫

我和肖斯塔科維奇的私交開始于1960年，即我第一個在列寧格勒報紙上評論他的《第八四重奏》首次公演的時候。當時，肖斯塔科維奇54歲，我16歲，我是他狂熱的崇拜者。

在俄國學音樂，不可能不從童年時期就聽到肖斯塔科維奇的名字。我記得，在1955年，我的父母從一次室內音樂會回來時極為激動，原來是肖斯塔科維奇和幾位歌唱家第一次演出他的《猶太組歌》。在一個剛受到反猶太主義的惡浪沖擊的國家里，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居然敢于公開發表一部用憐憫和同情為猶太人執言的作品。這是音樂界的大事，也是社會的大事。

我就是這樣開始知道了這個名字。我接觸他的音樂是在幾年之后。1958年9月，葉甫根尼·莫拉文斯基在列寧格勒音樂廳指揮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十一交響樂》。這首交響樂（寫于1965年匈牙利暴動之后）表現了人民，表現了統治者，有時并列地表現這兩者；第二樂章以自然主義的真實手法粗糲地描寫無自衛能力的人民如何被屠殺。令人震動的詩篇，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離開音樂會時想到的是別人而不是自己。直到今天，這是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對于我的主要的力量所在。

我全神貫注地研究我所能得到的肖斯塔科維奇的所有樂譜。在圖書館里，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簡化鋼琴譜已經被悄悄地收走了。我要獲得特別許可才能夠取到第一鋼琴奏鳴曲的樂譜。早期的“左傾”的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仍在正式禁止之列。在講授音樂史的課上和在教科書里，他仍受到誹謗。年輕的音樂家三三兩兩秘密地聚到一起研究他的音樂。

每逢他的作品首次公演，總要在報界、音樂界和權力的階層引起一場或明或暗的斗爭。肖斯塔科維奇會站起來，很不自在地走到臺前答謝聽眾的高聲歡呼。我的偶像會從我身旁走過，他的頭發亂蓬蓬的小腦袋著意地保持著平衡。他顯得極為孤單無力，我后來知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印象。我滿心希望盡我所能地去幫助他。

在《第八四重奏》首次公演后，我有了說出自己心情的機會。這是一首不同凡響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是他的音樂自傳。1960年10月，報紙上登出了我的欣喜溢于言表的評論。肖斯塔科維奇看到了這篇文章：他一貫仔細閱讀對他的首次公演的作品的評論。別人向他引見了我。他說了一些客氣話，我如同到了九重天。在此后的幾年內，我又寫了幾篇關于他的音樂的評論。這些文章都發表了，在當代音樂的進程中或大或小地起了作用。

我認識肖斯塔科維奇的時候，大概正是他對自己最不滿意的那幾年。人們可能得到一種印象，覺得他正試圖疏遠自己的音樂。我開始明白他的處境的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悲劇，是在1956年春季我協助組織一次肖斯塔科維奇音樂節的時候。這是在列寧格勒，這位作曲家的出生地，第一次舉行這類音樂節，演出了交響樂、合唱曲和許多室內樂作品。在相當華麗的旅館房間里，我和肖斯塔科維奇談到與音樂節有關的活動。他顯然感到緊張，在我問及他最新的作品時他避而不談。他帶著勉強的笑容說，他正在為卡爾·馬克思的傳記影片譜曲。說了這一句之后他又靜默了，一個勁兒在桌上彈著手指。這次音樂節中肖斯塔科維奇唯一表示贊同的是演出他學生的作品的那一晚專場。他明顯地暗示，關于它的重要性，我必須同意他的意見。不服從是不可能的。我開始研究他的學生的音樂，埋頭看手稿。有一份手稿特別吸引我：維尼阿明·弗萊施曼的歌劇《羅特希爾德的小提琴》。

弗萊施曼在二次世界大戰前上過肖斯塔科維奇的課。當前線移到列寧格勒時，他參加了志愿旅。志愿旅的男兒們是注定了要為國捐軀的，幾乎無一生還。弗萊施曼沒有留下墳墓，除《羅特希爾德的小提琴》外，也沒有遺下任何樂譜。

這部歌劇取材于契訶夫的一篇故事，充滿著令人懸念的未了之情。據說，在肖斯塔科維奇的建議下，弗萊施曼已開始譜寫一部同名的歌劇。在他奔赴前線之前，據說他已完成了簡化譜?，F在研究者所能得到的只有總譜，自始至終是以肖斯塔科維奇特有的潦草的筆跡寫的手稿。肖斯塔科維奇堅持說他只不過為他已故的學生的作品寫了配器。這部歌劇是非凡之作，明凈、細膩。契訶夫又苦又甜的抒情的語言以一種可以形容為“成熟的肖斯塔科維奇”的風格再現了。我決定，《羅特希爾德的小提琴》必須搬上舞臺。

當然，沒有肖斯塔科維奇，這件事我是辦不到的。他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給予協助。1968年4月首次演出時，他不能到列寧格勒來，由他的兒子——指揮馬克西姆代表他來了。這次演出引起了轟動，取得了激動人心的成功，評價極高。一部不同凡響的歌劇在舞臺上誕生了，隨之還涌現了一個新的歌劇院——室內歌劇實驗劇院。我擔任這個在蘇聯還是首創的歌劇院的藝術指導。首次演出的一個星期前，我剛滿24歲。

于是，文化部門的主管者們譴責我們所有人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可憐的契訶夫，可憐的弗萊施曼。他們的決議寫道：“上演這部歌劇是為敵人助威?！边@意味著這部作品無可挽救地終了。這對肖斯塔科維奇和我都是一次挫折。他在失望中寫信給我：“但愿弗萊施曼的《小提琴》最終能得到它應有的承認?！钡?，這部歌劇從此再也沒有上演。

對于肖斯塔科維奇，《羅特希爾德的小提琴》象征了沒有治愈的罪過、憐憫、驕傲和憤怒，因為不論是弗萊施曼還是他的作品，都再也沒有復活。這次挫折使我們彼此靠近了。當我開始寫作一部關于列寧格勒青年作曲家的書時，我寫信請肖斯塔科維奇為此書寫序。他立即回信說：“我將很高興和你見面。”并提出了時間和地點。一位著名的音樂出版家同意出版這本書。

按照我的計劃，我希望肖斯塔科維奇寫寫這些年輕的列寧格勒人與彼得堡學派之間的聯系。在我們見面時，我開始和他談起他的青年時代，但是最初遇到了一些阻力。他寧可談他的學生們。我不得不耍手段：一有機會我便提出一些對比，勾起他的聯想，使他想起種種人和事。

肖斯塔科維奇讓步了，而且超出我的愿望。他終于向我談到了舊音樂學院時代，談到的事情非同一般。過去我所讀到過或者聽到過的一切就像一幅已褪色到不可辨識的水彩畫。肖斯塔科維奇的故事猶如一幅幅草草幾筆便神態逼真的鉛筆素描——輪廓清晰，特點明確。

我從教科書上熟悉的一些形象，在他的敘述中失去了情感的光輪。我情如潮涌，肖斯塔科維奇也是如此，雖然他自己并沒有意識到。我沒有料到會聽到這樣一些事情。在蘇聯，最難得和最可貴的畢竟是“回憶”。它已被踐踏了數十年，人們知道比記日記或寫信更妥當的辦法。當20世紀30年代“大恐怖”開始的時候，受驚的公民銷毀了私人的文字記錄，隨之也還抹去了他們對往事的回憶。此后，凡是應該作為回憶的，由每天的報紙來確定。歷史以令人暈眩的速度被改寫。

沒有回憶的人不過是一具尸首。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過去了，這些行尸走肉，他們記得的僅僅是官方許可他們記得的事件——而且僅僅以官方許可的方式。

我原以為肖斯塔科維奇只是在音樂中直率地表達自己。我們全都看到過官方報刊上那些把他的名字放在最末位的文章有許多次并沒有請肖斯塔科維奇簽名，因為這種形式被認為是不必要的。反正，誰能懷疑肖斯塔科維奇不會像所有其他蘇聯公民一樣奉承領袖和導師呢？于是，1950年9月30日的《文學報》上出現了吹捧“斯大林同志的豐功偉績”的文章，署名季·肖斯塔科維奇。這篇熱情的頌詞他本人連看都沒看過。凡是音樂家，誰也不看重這些夸張的、空洞的宣言。人們在比較親密的圈子里甚至能告訴你哪篇文章是作曲家協會的哪位“文學顧問”拼湊起來的。一座紙糊的大山搭起來了，幾乎把肖斯塔科維奇這個人埋在底下。官方的面具緊緊地套在他的臉上。因此，當他的臉從面具后面小心翼翼地、疑慮重重地露出來的時候，我是那樣地吃驚。肖斯塔科維奇說話很有特點——句子很短，很簡明，經常重復。但這是生動的語言，生動的情景。顯然，作曲家不再自我安慰地認為音樂可以表達一切，不需要言詞的解釋了。他這時的作品以越來越強的力量只說一件事：迫近的死亡。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官方報刊上發表的肖斯塔科維奇的文章是勸他最熱愛的聽眾不要認真傾聽他的作品演奏。當最后的門即將在他身后關上時，還有誰愿意去聽它呢？我寫的那本關于列寧格勒青年作曲家的書在1971年出版了，立即銷售一空（直到我1976年離開蘇聯的時候，這本書在全國是講授當代蘇聯音樂的教材）。肖斯塔科維奇的序言被嚴加刪節，只留下了談當前的部分——沒有往事的緬懷。

這是最后的強大動力，激勵他把他自己在半個世紀里看到的在他周圍呈現的事情告訴世界。我們決定把他對這些事情的回憶整理出來。“我必須這樣做，必須。”他常常這么說。他在給我的一封信里寫道：“你必須把已經開始的事情繼續下去?！蔽覀冊絹碓浇洺５匾娒婧徒徽?。

為什么他選中我呢？首先，我年輕，肖斯塔科維奇希望在年輕人面前——甚于在其他任何人面前——為自己辯護。我熱愛他的音樂，也熱愛他的為人，我不編造故事，我不夸耀他對我的善視。肖斯塔科維奇喜歡我的作品，也喜歡我寫的關于年輕的列寧格勒人的書，曾幾次給我寫信提到它。

他往往在往事如潮涌上心頭時一吐肺腑，但是這種回憶的愿望需要不斷加以醞釀。當我向他談起他已故的朋友時，他驚異地聽我講到他已忘卻的人和事。“這是新的一代中最聰明的人”，是他對我的最后評價。我在這里重述這些話不是出于虛榮，而是想要解釋這個復雜的人物是怎樣作出這個困難的決定的。多少年來，他一直覺得往事已經永遠消逝了。至于往事的確還存在一份非官方的記錄，這種想法他還需要逐漸習慣?！半y道你認為歷史不是娼妓嗎？”有一次他這樣問我。這個問題流露了一種我還不能領會的絕望的心情；我所相信的正相反。而這一點在肖斯塔科維奇看來也是重要的。

我們就是這樣合作的。在他的書房里，我們一起在桌旁坐下，他請我喝一杯（我總是拒絕）。于是我開始提問題，他回答得很簡短，而且，開始時還很勉強。有時我不得不用不同的方式重復同樣的問題。肖斯塔科維奇的思潮需要時間才能奔放。

漸漸地，他蒼白的面容添上了血色，他激動起來了。我繼續提出問題，用速記法記筆記，那是我在當新聞記者的幾年里學會的（由于多種原因，我們放棄了錄音的想法。主要是因為肖斯塔科維奇在話筒前十分拘束，如兔子在蛇的逼視下似的。這是他對奉官方之意發表廣播講話的條件反射）。

我找到一個有效的辦法幫助肖斯塔科維奇解除拘束，使他在講話的時候比對知心朋友談話還要自然：“不要回想你自己，談談別人吧?！碑斎唬に顾凭S奇是要回想他自己的，但是他是從談別人而及于自己，從他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映像。這種“反映方式”是水上城市彼得堡的特征，它閃爍發光，影影綽綽。這也是安娜·阿赫瑪托娃愛用的方式。肖斯塔科維奇尊敬阿赫瑪托娃。他的寓所里掛著她的畫像，是我送給他的禮物。

起先，我們在列寧格勒附近肖斯塔科維奇的別墅里會面，作曲家協會在那里有一片休養地。肖斯塔科維奇要休息時便到那里去。那地方不是太方便，我們的工作進展得很慢，每次重新撿起話題不易在情感上適應。1972年我遷到莫斯科在蘇聯主要的音樂雜志《蘇聯音樂》任職，工作很快就順利地前進了。

我擔任了《蘇聯音樂》的高級編輯。我易地任職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接近肖斯塔科維奇，他的住所與這個雜志社在同一座房子里。盡管肖斯塔科維奇經常離開這個城市，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經常會面。除了我們的主要工作外，我也幫他辦了許多次要的但繁重的事務。肖斯塔科維奇是《蘇聯音樂》編輯委員會的委員，所以他得要為提請發表的稿件寫評語。在某個音樂問題上有爭論時，人們常要求他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便起他的助手的作用，按照他的要求準備評語、答復和信件。這樣，我就成了肖斯塔科維奇和雜志總編輯的中間人。工作的開始總是由他打電話給我——經常是在清早，辦公室里還沒有人的時候，他用生硬的、嘶啞的男高音問道：“現在你有空嗎？能來嗎？”于是，接連幾小時令人筋疲力盡的謹慎的探索開始了。

肖斯塔科維奇回答問題的方式別具一格。有些措辭顯然是經過多年推敲的。顯而易見，他在模仿他在文學界的偶像和朋友——作家米哈伊爾·左琴科，一位語言精練的諷刺敘事文體大師（他文筆之細膩和穿珠般的精巧是譯文所無法表達的）。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以及伊爾夫和彼得羅夫的語言在他的談話中經常出現?？谥型鲁鲋S刺性的語句時，面容卻不帶一絲笑意。相反，當激動的肖斯塔科維奇開始深深觸動心弦的談話時，他的臉上露出了神經質的笑容。他常常自相矛盾，那時就需要猜測他的話語的真正含意，撥開假象找到真相需要用毅力同他的紊亂的頭緒作斗爭。我常常在離去時筋疲力盡。速記本越堆越高，我一次又一次地閱讀，試圖從潦草的鉛筆字跡中間組織一部我知道已經初具規模的、形象眾多的作品。

我把素材分成可以聯貫起來的幾個部分，按我認為適當的方式組織在一起，然后拿給肖斯塔科維奇過目。他同意我的寫法。這已形之于筆墨的情景顯然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逐漸把這些浩浩瀚瀚的回憶按我的意思整理成章節段落，然后用打字機打印。肖斯塔科維奇看過以后在每一部分后面都簽了字。

我們兩個人都明白，這部定稿在蘇聯是不可能出版的；在這方面我嘗試了幾次都失敗了。我采取措施把原稿送往西方。肖斯塔科維奇同意了。他唯一堅持的是，這本書要在他死后發表?！霸谖宜篮?，在我死后?！彼洺Ｕf。肖斯塔科維奇不想再經受新的磨練了。他太虛弱了，疾病已消耗盡了他的精力。

1974年11月，肖斯塔科維奇約我去他家。我們談了一會兒，然后，他問我手稿在哪里，“在西方，”我回答，“我們的協議生效了?！毙に顾凭S奇說：“好的。”我告訴他，我要準備一項聲明，大意是說他的回憶錄必須在他死后才能付?。ê髞砦医o他送去了關于這個協議的信件）。在我們談話結束時，他說他要送我一張題詞的照片。他寫道：“親愛的所羅門·莫依謝耶維奇·伏爾科夫留念。季·肖斯塔科維奇贈于1974年11月13日。”在我準備離去時，他說：“等一等。把照片給我。”他又加上了一句：“以志我們關于格拉祖諾夫、左琴科、梅耶霍爾德的談話。季·肖。”寫完后，他說：“這能對你有所幫助。”

在這之后不久，我向蘇聯當局申請離境去西方。1975年8月，肖斯塔科維奇逝世了。1976年6月我來到紐約，決定發表這本書。感謝那些有勇氣的人們（我甚至不知道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是他們把這份原稿安全地、完整地帶到了這里。我自從來到這里以來一直得到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的支持，并在1976年擔任了這個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和研究所里的同事們的接觸對我來說得益匪淺。哈珀和羅出版公司的安·哈里斯和歐文·格萊克斯立即接受了這部稿子。對于他們的建議和關心，我表示謝意。我的委托律師哈里·托爾希內爾給了我莫大的幫助。

最后，感謝你，我那在遠方的、仍不得不隱匿你的名字的朋友：沒有你始終如一的關心和鼓勵，這本書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羅門·伏爾科夫

197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