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端午放假連著六一兒童節，本來是父母陪伴孩子們開心玩耍的日子，但前些日子鳳凰周刊一篇題為《中產教育鄙視鏈：絕不讓娃和沒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的文章卻觸動了不少家長的神經，在為尚在幼兒園的孩子四處尋找英語補習班的同時，家長們都在感嘆如今兒童不得不將大量時間耗費在早教機構內，再難獲得一個愉快游戲的童年了。事實上，家長從小開始重視對子女的培養，最終目的還是想讓他們在日后的社會競爭中盡早占領有利的位置，這種望子成龍的感情，在古今中外都很常見。就拿學前教育來說，古代的兒童雖然不如現在的孩子這樣普遍參加“早教班”，但有條件的家庭依然會努力讓學齡前的孩子提早接受教育，希望他們早日獲得“神童”的美名，在之后的求學仕宦中取得先機。這樣的孩子，同樣要從小接受各種嚴格的訓練，童年一點也不比現在的孩子輕松。

家學與早教：古人對“神童”的教育培養

對天才兒童的崇拜和向往，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秦國甘羅十二歲當宰相，齊國子奇十八歲治阿縣的傳說。到了漢朝以后，史籍傳載中神童的事跡越來越多，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許多都是在童年時期就已經聲明遠播。比如漢武帝時著名的經濟學家桑弘羊，十三歲就因為善于心算被引入宮中；兩漢之際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家、《漢書》的作者班固，九歲就擅長撰寫各類文章；漢末著名的儒學家鄭玄，八九歲就能“下算乘除”；“二十四孝”中為父溫席的黃香，十二歲就“博學經典，究精道術”，這些人在當時都是神童的典型。

趙仁年所繪連環畫中“甘羅十二為丞相”的故事

從現代人的眼中看來，孩子即使不參加“早教”，一般六七歲也要上小學接受語文、數學的教育，古人那樣八歲會算數、九歲會作文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是古代的教育周期卻不是這樣，按照《周禮》《大戴禮記》等儒家經典的規定，古代孩童一般八歲“齔年”左右開始掉牙齒，這是“有識知”的標志，這時才可以開始接受識字、書法、方位、時序、禮節等基礎教育；因為《論語》里孔子自稱“十有五而志于學”，因此孩童通常要滿十五歲才開始正式學習儒家經典。所以，在大多數人都是八歲識字、十五歲讀經的情況下，上述那些八九歲就能寫作、算乘除的孩子，自然在一般孩子中鶴立雞群，成為人們艷羨的對象。

古人和今人一樣，都喜歡特異非常之事，如果一個孩子擁有了“神童”之名，他的事跡就會被好事者廣為傳播。漢代選官的最重要原則是“鄉舉里選”，一個人在鄉里的聲望越大，就越容易得到長官的注意和推舉。在這樣的制度下，以“神童”之名廣為人知的孩子，自然會受到更多關注，在入仕過程中占得先機。

漢代時學校教育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朝廷中央和地方郡縣大多設有官學，更低層的鄉里則有書館、經館等私立學堂，但是這些學校的入學年齡，大多還是嚴格遵守“八歲小學、十五歲大學”的古訓。這種情況下，有條件的父母為了讓孩子獲得“神童”的名號，大都會在八歲的入學年齡之前，在家中對孩子進行學前教育。

東漢中期的大儒王充，雖然出身于一個商人家庭，但是他從六歲時就在家中學習書法，等到八歲時進入“書館”接受正式的書法教育時，同學中的大多數人都因為字寫得丑遭過老師的鞭打，而已經學習了兩年書法的王充卻從未受過批評。又如漢魏之際的名將鐘會，身為曹魏時的三公、著名書法家鐘繇的兒子，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自述小時候在母親的督促下“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在其他孩子還沒有識字的時候，鐘會就已經開始誦讀《詩經》；在其他孩子剛開始進入太學，接觸儒家經典的時候，鐘會就已經遍讀《五經》。如此在起跑線上就已遙遙領先，之后的仕途自然也是一帆風順。

清代《圖像三國志》中的鐘會畫像，其中對鐘會的評價之一就是“髫年稱早慧”

隨著士族家庭對兒童早教的重視，“神童”們憑著在博取名聲方面天然的優勢，在漢魏兩晉的政治中越來越活躍，甚至改變了當時的選舉理念，漢末知名文士秦宓曾經向軍閥劉焉上書，認為當時人才察舉選官時已經有了“多英雋而遺舊齒”的傾向。到了晉朝，這種傾向愈演愈烈，本來應該受人尊敬的長者反而常常遭到年輕人的鄙視，西晉著名文人潘岳，剛剛年過三十，因為鬢邊長出了幾縷白發，就寫了一篇《秋聲賦》感嘆自己已經走到了人生的秋天；同屬西晉的文人左思，曾經寫了一篇《白發賦》，認為當時的朝廷流行“弱冠來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的選官政策，年輕人占據了朝廷的主要位置，中老年人只能不斷拔去白發，讓自己顯得年輕一些，才能免去被時代拋棄的命運。

在這樣的傾向下，士族人家為了給子弟創造一個更好的前途，都會盡自己所能，努力讓子女向“神童”的方向發展，而這樣的需求，又催生了一批以善于鑒別“神童”聞名的意見領袖。比如三國時的王修，史稱其“識高柔于弱冠，異王基于幼童，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晉朝時的桓彝則“拔才取士，或出于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都是通過準確鑒別“神童”獲得了知人之名。對急于成名的士族子弟來說，得到名士的良好評價，無疑更能吸引選官者對自己的關注；對王修、桓彝這樣的名士來說，正確品鑒幼童，也可為自己帶來可觀的聲望。就這樣，幼童和名士在崇尚神童的風氣中互相合作，形成了雙贏共生的局面。與此同時，關于“神童”的種種故事和傳說，也成為了人們日常討論的話題，劉宋時著名的筆記《世說新語》中，就有“夙慧”一門，專門收錄早慧兒童事跡；到了梁朝，更有文人編纂了十卷本的《幼童傳》，將古今“神童”的故事收集成厚厚一本，為后來望子成龍的父母提供子女教育的范本。

《世說新語》中專門記載早慧兒童事跡的“夙慧”門

正如上文所說，父母急于讓自己的子女取得“神童”的名聲，主要目的是讓他們早日得到當權者的注意，在察舉征召中獲得先機，因此“神童”展現出來的才能，大都是當時社會中要求精英士人需要掌握的能力。在漢代到西晉，士人最為重視經學修養和道德品行，因此那時的“神童”的大多表現為對儒經熟讀通解、對親人恪盡孝道；到了兩晉南朝，清談和文學能力成為了士人社會中新的精英評價標準，此時“神童”的主要表現就變成了應對機警、文辭敏捷。在后兩者之中，又以文辭敏捷的“神童”最為常見，根據筆者統計，在兩晉南朝的歷史典籍中，關于歷史人物幼年即能作文的記載超過了六十處，而且記載的主人公展示文章才華的年齡呈現出不斷提早的態勢。上文中說過班固九歲會寫文章，已經是漢代早慧的典型，但到了晉代以后，八歲“入小學”之前就已經能夠賦詩作文的“神童”大有人在，比如西晉著名文人“二陸”之一的陸云，“六歲能屬文”；經歷宋齊梁三代的著名文人、“江郎才盡”的主人公江淹，“六歲能屬詩”，南齊時代著名文人集團“竟陵八友”中成員范云、任昉都是“八歲能屬文”，梁代的第二代皇帝簡文帝蕭綱“六歲便屬文”，到了七歲便對寫詩產生了強烈的愛好，自稱“有詩癖”；他的弟弟梁元帝蕭繹也不遑多讓，自稱“六歲解為詩”。與他們相比，九歲才會寫文章的班固只能是瞠乎其后了。

兩晉南朝“文學神童”的大量出現，并不是由于當時孩童大腦中的文學模塊忽然得到了進化，而是因為在兩晉南朝，能夠寫詩寫文的士人，通常會受到更多的尊敬，因此父母會更加用心發掘和培養子弟的文學才能。根據梁朝文學批評家鐘嶸在其詩學名著《詩品》中的說法，在當時社會中的尚文之風的影響下，高門士族的子弟紛紛“終朝點綴，分夜呻吟”，而幼小的孩童則是“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其實只要看看如今中國城市家庭對孩子英語能力不遺余力的培養，就很容易理解晉朝以后“文學神童”爆炸式增長的局面。

“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古人對“神童”的包裝

上文已經說過，將孩子培養成“神童”，主要目的是要利用“神童”的名聲，讓孩子在未來的學習仕宦之途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如果孩子掌握了高超的經學知識或文學技巧，卻始終隱藏在家中不為外人所知，顯然不可能得到“神童”帶來的種種好處。因此，要想讓孩子獲得“神童”的名聲，實際能力的培養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如何將這種能力展示出去，讓更多人知道。讓那些九歲以下的孩子們自行尋找自我展示的資源和平臺顯然有些強人所難，因此宣揚“神童”之名的重任，自然落在了“神童”親人們的肩上。在古代史籍關于“神童”記載中，幾乎都找到親人們四處宣傳包裝的忙碌身影。

宋代以后膾炙人口的童蒙教育讀本《神童詩》，傳說為宋代神童汪洙所作，除了著名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以外，還重點強調了“少小須勤學”的重要性。

梁朝著名文人、曾參與《文選》編纂的劉孝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劉孝綽是宋齊之際著名文人劉繪的兒子，劉繪則是南齊時聲望最大的文學集團——“竟陵八友”中眾多成員的共同朋友。借助這樣的便利條件，劉孝綽從小就被父親帶到自己的朋友圈里展現文才，《梁書·劉孝綽傳》說他“年未志學”之時，“父黨沈約、任昉、范云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沈約、任昉、范云都屬于“竟陵八友”，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家，能得到他們的登門拜訪，就好像現在的文學少年得到莫言、余華的直接稱贊一樣，自然能使其聲譽一步登天，而這些文壇領袖之所以能放下身段拜訪這位小朋友，顯然與他們“父黨”的身份有關。

除了沈約、任昉、范云這些“父黨”之外，幫助劉孝綽宣傳才名的還有他的舅舅王融，這位王融也是“竟陵八友”之一，在當時以文章聞名，他所作的名篇《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在齊武帝朝轟動一時，甚至連北朝文人都爭相傳抄。據《劉孝綽傳》說，王融常常讓未滿十歲的劉孝綽坐在自己的車上，帶著他四處拜訪親朋好友，見人就將自己的這位外甥稱作“神童”，還特地對朋友們說：“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劉孝綽小名）”，將劉孝綽的文才吹噓為僅在自己之下。在舅舅和父親朋友不遺余力的稱贊下，劉孝綽從小就暴得大名，在剛踏入仕途時，就入選了當時士族子弟艷羨的“著作佐郎”之職。

當然，像劉孝綽這樣生活在社會名流圈子里的只是特例，大多數士人要想讓子弟得到“神童”的名號，就必須努力發動身邊可以找到的資源，比如《陳書·陸從典傳》說陳朝文人陸從典在十三歲時曾經寫了一篇《柳賦》，父親陸瓊雖然沒有那么多有權勢的親戚朋友，但是他“時為東宮管記，宮僚并一時俊偉”，同事中不乏高名才俊，于是陸瓊就將《柳賦》拿給同事們傳閱，結果那些同事們“咸奇其異才”，一起幫助陸瓊將陸從典“神童”的名號宣傳出去。

如果“神童”的父母既找不到有影響力的親戚朋友，也找不到可以幫忙宣傳的同事熟人，就只能采取最后一步，動用財力打動當時的有影響力的名人，請其幫助提攜。比如梁朝的文人到溉、到洽兄弟，雖然年紀輕輕就文采斐然，但少年喪父，又出身寒門，找不到太多社會資源幫他們宣傳，還好他們的母親魏氏有一點資產，于是找到了當時的文壇領袖任昉，“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結果任昉果然領情，“恒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最后將他們推上了朝廷中央的官位。

“物速成則疾亡”：古人對“神童”的反思

從上面的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神童”名號的成立與否，不僅取決于孩童本身的能力，更取決于能否找到有影響力的展示、宣傳平臺，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神童”父母擁有的社會資源和人際關系。即使一位孩童真的在某方面有過人的天賦，如果父母無法找到在社會上有影響力、有發言權的人幫助宣傳，那么其他人還是很難知道有這位“神童”的存在；相反，如果運作得力，那么即使資質平平的孩子，也有機會獲得“神童”的稱號。

就拿“文學神童”來說，“神童”們所創作的文章，本來未必有多么精彩，但是在文章寫成之后，父母可以通過自己或者他人之手不斷修改，最終到達讓人驚嘆的水平。南北朝后期學者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名實》篇中舉過一個例子，說北魏有一位文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但是家產豐厚，經常“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請人為自己代筆寫文章，再讓名士們對這些文章“遞共吹噓”，最后居然也獲得了文學天才的名號。朝廷甚至把他當作了國家“文華之士”的代表，派往南朝參與外交活動。后來，北魏的東萊王韓晉明在一次宴會中限定韻腳，請這位文士當場作詩，這位文士沒有提前準備，倉促之間也無法請人代筆，這才露了馬腳。

顏之推對此事發表議論道：“治點子弟文章，以為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顏之推認為，幫子弟修改文章以博得“神童”之名，雖然在短期內會有收效，但卻不是長久之計，一來子弟的能力擺在那兒，總有一天會露出馬腳；二來小小年紀被稱為“神童”，會讓孩子自恃資質而失去努力的動力，最終無法進步。

顏之推的分析很值得我們注意，事實上，大部分“神童”之所以為人驚異，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超越了同齡人，如果將這些“神童”的成就放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也就是一般水平而已。因此，如果“神童”滿足于自己的“神童”稱號而止步不前的話，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為人所驚異的資本就會逐漸消退，最終難免和王安石筆下的方仲永那樣“泯然眾人”。更有甚者，“神童”的稱號往往會給年輕氣盛的少年們帶來了恃才傲物的惡習，這會讓他們日后的道路更加艱難。比如之前提到的“神童”劉孝綽，雖然少年成名，仕途的起步也很順利，但是他“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做官后不久就因為高傲自大得罪了一大批同僚，一度被彈劾免官，最終只做到王府參軍的官職，并沒有兌現自己的天賦。寫作《梁書》的史臣姚察就此評價他說：“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郁抑當年，非不遇也”，認為他才大官微的結局，完全是咎由自取。

宋代類書《太平御覽》中記載神童事跡的“幼智”門，圖片出自《四部叢刊》所收宋刊本《太平御覽》

有鑒于“神童”的這些弊端，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反對過早對孩子進行包裝和宣傳。比如三國名臣王昶在教訓子侄的《誡子書》中曾經評價當時崇尚神童的風氣說：“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為了讓子弟們記住這句話，他將自己的幾位子侄分別取名王沉、王默、王渾、王深，告誡他們要沉下氣來，一步步磨礪自己的品行和修養，不要急于求成。最后這幾位后輩中，王渾當上了晉朝的司徒，位極人臣；王沉和王默都任職朝廷中樞，做到了尚書；王深也官至冀州刺史：這些人雖然沒有得到“神童”的名號，但一樣走出了卓越的人生之路。

世界上固然有天資聰穎之人，但是大部分所謂“神童”之所以“神”，都只是因為比別人更早接受教育和訓練，讓他們在某些領域表現得比同齡人更加熟練，又在父母的安排下不斷表演，使人們產生了“天才”的錯覺而已。與其讓孩子在這種“神童”的錯覺中成長，并在長大后接受自己最終淪為眾人的殘酷事實，還不如讓孩子像王昶的幾位子侄一樣，在循序漸進地不斷學習和修煉，在時刻的進步中感受到自己的真正能力和價值。這樣的教育方法雖然不如培養“神童”那樣立竿見影，但卻更適合一個人漫長的成長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