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大版

祝總斌先生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新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了新版。承責編張晗兄寄贈一冊，裝幀、印制均極好。這應該是第三版了。第一版是199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印的，小三十二開，鎖線平裝，任意從哪兒翻開，都會自然展開，不會合上，更不會斷開；惟一美中不足，就是有四張“夾心紙”，但有兩張在書末，所以并不扎眼。后來，中國社科將此書歸入“社科文庫”，印成了較為講究的大三十二開，但打開卻有些費勁；打開了，不用東西壓著，就會自然合攏。北大的這一版，精裝、鎖線，用紙好、排版也好。疏朗、美觀。與中華書局2009年為祝先生印制的《材不材齋史學叢稿》可相媲美。這樣的印制，才配得上這樣的書。宰相制度，是中國古代制度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內容。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著很多，但論深度、論貢獻，我覺得，這部書是最優秀的；套用一句朋友的話，“沒有之一”。

至少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學界都將宰相制度作為理解中國古代制度的一個樞紐。這跟學術界討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皇權等問題密切相關，跟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的問題，也有點關系。學術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對中國制度的發展有個認識，那就是皇權越來越強化、專制主義越來越嚴重；分析秦漢到隋唐的中央政治制度的演變——皇帝身邊的內臣及機構，不斷外化為朝廷的機構。祝先生這本書所著重分析的尚書、中書、門下，正是這樣一個過程；到了唐初，這三省的長官成了“當然宰相”，參加政事堂會議——認為其動力或根本原因，就是皇帝與宰相的矛盾，或謂之君相矛盾。這成了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對明清的中樞體制演變的分析，也基本是這個框架。港臺影響比較大的一些學術論著，基本是對材料的收集、梳理，甚至是堆砌，延續的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學術脈胳——主要是政治系出身的學者的研究理路。

祝先生認為，首先要對“宰相”下一個定義，即具有什么樣的權力的人或機構，才能稱之為“宰相”——他認為，必須具有兩項權力，一是參政議政權，主要是能與皇帝議事，參與決策；二是監督百官執行權，即能直接領導政府部門進行行政運作。不能同時具有這兩項權力，即不被視作“宰相”。我們知道，所謂“宰相”，在中國古代大多數時候是個泛稱；如果不進行定義，問題就無法深入討論。有時說了半天、爭了半晌，其實大家并不在一個平臺上，是各說各話，這當然不利于問題討論的深入。

這個定義，在宰相研究史上，我認為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使得宰相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平臺上。當然，這個定義是不是能貫徹到兩千年的帝制當中，還可以再討論。我傾向于把宰相視作介于皇帝與行政或政府部門之間的一個機構（這個機構，有時是由幾個相關的部門共同組成；就人員而言，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是幾個人），它當然要參與最高的國是決策、重要人事任免的討論；但對政府或行政部門的指使或領導，又具有彈性，有時是直接而有力的，有時是間接而較軟弱、甚至無權直接下發指令。皇帝的終身性、世襲性，決定了這個“中間機構”存在的必要性；帝制的特點，又決定了皇帝的權力具有彈性。所以，不同時代、不同情景，宰相作用的發揮、權限的大小各有不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倒未必能說明皇權或專制程度等問題。

這部書具體研究的是兩漢魏晉南北朝，即漢到隋以前的七百年間的宰相制度。他用自己的定義，具體而細致地研究了三公、尚書、中書、門下這幾個重要的機構，是不是宰相機構、是在什么時候、怎樣一步步成為或不再是宰相機構的。所謂“具體而細致”，是指他將相關材料、特別是官文書，放到具體的政事運行過程中來加以分析和考辨。這正是近年學界所極力倡導的“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正因為是這樣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就導出了他在理論上的一個貢獻，即這七百年間宰相制度演變的原因或動力，不是所謂君相之爭，而是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這就使原來的那種邏輯飄浮的解釋，落到了實處；不是“事外求理”，而是體現在具體的運作中的“理在事中”。周一良先生曾高度評價此書，說：“祝總斌研究漢晉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以這段時期皇權相權的相互關系為線索，追溯了從漢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間的演變，把八百年間中樞政權所在作了細致深入的分析。”（《畢竟是書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46頁）關于此書的具體、中肯、準確的學術評價，可參祝先生高足陳蘇鎮先生的書評（初刊于此書初版伊始的1991年，收入其《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大出版社，2013年）。

北大歷史系中古史老先生的課，我幾乎都旁聽過；但聽得最多的，是祝先生的課。我聽過他開的史學史、法制史、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史；他還開過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不知何以我錯過了。新版的這部書，就是他當年的授課講義。1990年初版《后記》中，祝先生說：“這是我多年講授的專題課‘兩漢魏晉南北朝制度史’中，有關宰相制度的一部分內容，經過整理、擴充，1987年秋撰成此稿。”我在北大三教旁聽這門課時，這部書正在印制過程中。課間請益時，祝先生曾說此書出版，送我一部。但印出來，沒趕上祝先生開課，所以沒能像其他學生一樣，得其賜贈。他的學生韓樹峰兄跟我最熟，力勸我拜謁索討，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于是，自購一冊，并隨手寫了一則題記：“一九九一年購于鼓樓社科出版社服務部。前此則于三教聽祝先生授此課也。”據北大的同學說，田馀慶先生很樂于給學生贈書，但不大愿請學生吃飯；祝先生則正好相反。我得田先生賜書甚多，幾乎每出一部即蒙他賜贈一部，但確實沒吃過田先生的飯（在他晚年，某年元宵節前后與韓樹峰、侯旭東二兄趨謁，閑聊間，蒙師母賜食湯圓。我想，這不能算）。祝先生日后也曾賜予其論著，但我卻也從沒吃過他的請。所以，這等傳言，大概只有與他很親近的嫡傳生徒才能證明吧。

祝先生八十歲生日，正逢中華書局出版其《材不材齋史學叢稿》，中古史中心為他舉辦了賀壽座談會。會上祝先生說，自己早年定的一個目標，就是能完成百萬字的成果。他說，自己七十年代從法律系轉入歷史系，主攻魏晉南北朝史，但連盧弼的《三國志集解》都沒用過。我想，這個“量化”的指標，是他對自己的鞭策和要求。況且，那時大家哪能知道“文革”何時結束，什么時候教學、科研能真正走上正軌呢。他在《我與中國古代史》（《學林春秋二編》，朝華出版社，1999年）中所說，“開始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不得其門而入；逐漸摸索出一點門徑的過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無謂的‘運動’‘文革’之中。改革開放，好日子到來了，已垂垂老矣。”可謂真實寫照。這個指標，在當時看來，實在也是不易達到的。

2006年，在各出版社經濟效益不是太好、大家都不大愿意印行學術論著時，張國安兄積極張羅，幾經努力，終于請三秦出版社為祝先生印行了兩冊（分別名為《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共計七十馀萬字的《材不材齋文集》。在《后記》里，祝先生說：“這是我1982年以來教學之馀，所寫古史文章的結集，內容上起先秦，下及明清，而以魏晉南北朝和古代政治制度史為主。”他在《我與中國古代史》中，也說：“從我的經歷看，應該說直到八十年代五十歲時，才真正進入中國古代史‘角色’，發表反映自己觀點的文章。”

從1982年到寫這篇《后記》的2004年，也不過二十年的時間，加上1990年印行的近三十萬字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正好百萬字。在進入“角色”這么短的時間內，能完成百萬字的學術論著，并不容易。何況，論集所收，均為專門性的艱深研究，沒有一篇是常識性的介紹。就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既有法制史，又有史學史，還有思想史甚至文學史（他本是學文學出身）；既有他所傾力專攻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也有宋代、明代和清代。無論是斷代，還是研究內容，跨度都很大，這也意味著作者必須付出更多的精力，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相關問題的基本史料和相關領域研究的基本狀況（在一個領域里的深耕細作，與跨出領域之外的開墾，投入的精力是成幾何倍增長的）。周一良先生在《我和魏晉南北朝史》中，曾從宏觀上總結過祝先生的成果：“祝總斌先生研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能夠觀其會通，誠如司遷說‘通古今之變’，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83頁）

祝先生雖謙稱自己“真正進入中國古代史‘角色’”較晚，但事實上，他的知識面很寬，特別是在小學方面下過大功夫。這在歷史系他的師友中是有共識的。他的藏書也很多，有1972年以后的整套《考古》。這在一個以研究文獻見長的學者的書齋中，是少見的。

俗語稱“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放在祝先生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字，精瘦有力，一絲不茍。講課時的板書尤為好看、醒目。文字表達，精干乃至于有些硬。邏輯清晰、嚴密，常常是一二三、甲乙丙、123。這有點像語言學的論文，當然還沒有到語言學論文每一段落都加標序號的程度。寫作時，他常愛自設問句，但回答時，常用一“否”字。比如“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呢？否！”然后，詳引史料，一一切加辨駁，清晰透徹，令人信服。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北大歷史系，中古史最強。以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來說，老輩是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先生，中間是出生于1924年的田馀慶先生，最年輕的就是出生于1930年的祝總斌先生。田馀慶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師友雜憶》，海豚出版社，2014年）中說：“周先生在《畢竟是書生》中說到八十年代以來他在歷史系與祝總斌先生和我三人‘形成系內魏晉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親密的聯盟’。此事是我與祝先生出于對周先生的敬重，希望他能領著我們開展研究而向周先生提出的，多少有拜師的意味。周先生當時用‘松散的聯盟’五個字一錘定音。至于‘親密’一詞，是他根據后來十馀年來我們在科研方面的聯系而加上的，準確反映了實際情況，表達了他自己的感受，對我來說，也是榮幸。”這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學術小環境。三位先生治史各有擅長。祝先生以研究制度史知名。事實證明，這也確實是非常適合他的一個領域。有像《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這樣的成果，可謂良有以也，雖然，祝先生總有些予人以“掩映”在周、田兩位先生之下的感覺。研究的課題，有難易和重要與否之別，但無好壞之分；能找到自己喜歡同時又適合自己專長的學術專攻，實在是很重要的。

祝先生的為人，可謂“有口皆碑”。這不是形容，不是泛稱，而是實錄。私下聊天，他也極少月旦人物、評說是非。我總覺得，“人人背后都說人、人人背后都被說”，說人與被人說，是常態。我很樂意說人；人說我，我也無所謂。反正這又不是裝入檔案袋中的組織部門的評鑒，既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地位和前程，也不會削減他的成就和貢獻。本著這樣的目的，跟祝先生請益聊天，我就難免覺得“不帶勁”。說的話，可以給任何人聽，那就不容易有親近感（我這是典型的“小人之交”）。祝先生即使是對學生，也“不隨便”，聊天時甚至讓人感到他有些拘謹。同時，他又極為客氣。我們趨府拜謁，他必定送下樓，有時還會陪著走至小區門口，方才轉回。我總覺得，常去拜謁會增加他的負擔。

他的謙退、平和，是出了名的。我聽他的一位老學生說，某次擬赴外地參加學術會議，說好，是隨田先生一道去的；臨了，田先生有事還是身體不適，不能成行，他也隨之取消了行程。問他，他說，有田先生，自己就可以不用說話（不發言）；田先生不去，他就得說話，于是，就索性也不去了。那時，我聽了這事，頗有些不以為然——田先生去了，固然由田先生發言；田先生不去，自己發言，又有何妨呢。現在癡長了幾歲，終于可以“感同身受”了。場面話，不能精彩，那就不如不說。會議，規模越大、規格越高，儀式性就越強；參加會的人，主席臺就坐的，也有不少是“陪客”，坐在臺下的，就更像是民工。我曾玩笑，這種會議，主辦方完全可以雇民工坐臺下充數，氣氛會更熱烈，成本還要更低，何樂而不為呢。至于宣讀論文，更不必在意；有價值的論文，一定很快就會公開刊布（特別是現在這種考核，找部手稿都難，更不用說藏之名山了），實不必非與會才行。

祝先生直接指導的研究生并不算多，但通過聽課受他影響的學生卻比較多。甚至一些并非以秦漢魏晉南北朝為專攻的學生，也認為自己在學業上受了他很大的影響。祝先生對學生的鼓勵、提攜也是出了名的。據說，他跟田先生都參加某博士生的答辯，面對幾十萬字的論文，田先生說，這里面能有多少東西是心得呢；祝先生說，就是抄成這么多（那時還是手寫，既不能檢索，也不能拷貝），也不容易。是否實有其事，姑置不論，這確實反映了兩位先生的性格。平心而論，這部日后正式出版的書，是有心得，但也確有史料堆砌、表達啰嗦行文枝蔓的毛病，所謂有水份是也。年輕學子，得老師鼓勵，自然容易對學問產生興趣。但對學生鼓勵太多，有時也未必是好事；這很容易讓學生飄起來，于學問不知深淺，以為變成鉛字就是成果，雖然這與老師當初的鼓勵已無必然關系了。

我很榮幸，參加了祝先生八十華誕的座談與賀宴；也很慶幸，有機會參與了他的兩部論文集的編校工作。本書出版時，祝先生年近花甲，但身體卻猶為壯年，編校等一切瑣事均親歷親為，沒有機會為先生效力；現謹以此小文，藉這部已成名著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新版，恭祝先生身體康健，壽登期頤！

日前隨韓樹峰兄往中關園拜謁祝先生。除因胯骨損傷（他說這是因他個子小，長期騎28自行車，車座較高所致。我疑心與他七十年代在江西鯉魚洲勞動，常扛百十斤乃至兩百斤麻袋的重體力勞動有關。他那時的體重也才一百來斤吧），不良于行，手有些顫抖（病因不明），他的精神狀態甚好，頭腦十分清晰，聽力特好，談話反應極靈敏。這次聊天，知道了他早年的一些情況。他1949年入華北革大，1953年畢業后分配到中央干部政法學院工作（曾短期至昌黎參加甄別志愿軍的“三反”。在阜寧一帶調查，為安全，得佩槍。他風趣地說，也曾在訊問資本家時，拍著胯上的盒子槍，威脅“不老實交待，斃了你”，但卻惴惴然，生怕走火。與同事“破一大案”，所謂某人貪污數百萬，乃子虛烏有也）。1954年調入北大法律系，教法制史；1972年調入歷史系。文革結束，拔亂反正，鄧廣銘先生任系主任，他任副主任，協助鄧先生工作，曾受命接洽外請老師如王利器、劉乃和、胡如雷、寧可等先生來北大講課。長期從事魏晉南北史的教學與研究，直至離休。他指導研究生，總是帶著學生讀《通鑒》，現在這似乎已成了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研究生的“必選科目”。

2017年5月，于新都槐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