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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472.58億元，其中國產電影票房為399.27億元，占總票房的84.49%。全年總票房繼續保持全球第一。

中國電影一路走來經歷了哪些酸甜苦辣？一起來聽中國電影產業化的推動者，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尹鴻教授的講述。

本期嘉賓

尹鴻，影視傳播、大眾媒介與文化產業研究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兼理論評論委員會會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網絡文藝研究委員會主任，北京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和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中國電視劇導演委員會和編劇委員會指導委員。

先后擔任中央宣傳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影華表獎、中國電影金雞獎、中國電視劇“飛天獎”、中國電視文藝“星光獎”、中國播音主持人金話筒獎、中國電視金鷹獎等重要獎項評委。獲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

轉入影視研究，創辦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張小琴：后來您從文學評論轉到影視研究，應該是學術生涯中非常重要的轉折點，這個是怎么發生的呢？

尹鴻：我在北師大讀書工作，北師大周邊電影機構特別多，校門外1000米都不到就是中國電影資料館，北邊是電影學院和北京電影制片廠。那時博士特別少，電影研究很薄弱，就老希望文學博士介入一下電影的研究和評論。當時看電影不像現在這么方便，我們想蹭電影看沒得選擇，只能“出賣”自己，所以愿意寫點稿子換電影看，每周四到電影資料館看兩部資料片，非常難得。這樣就慢慢跟電影界產生了聯系，覺得影像表達可能比文學的表達更直觀，但是又更豐富，在這個過程當中開始學電影、了解電影、愛上電影。

再加上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博士畢業時，雖然博士并不多，但是全中國教現代文學的人有3000人，整個現代文學30年的歷史，出名作家50個，雖然我在里面研究也還不錯，但是我該做的研究其實已經做過一遍了，特別有趣的東西不多了。當時我特別想做的就是曹禺和魯迅，我覺得我還沒有做夠，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不足以讓我做一生。然后正好這個時候就有了這么一個機會，電影界沒有什么研究人才，但是電影影響這么大，全社會都關注，我為什么要放棄它不做研究呢？所以博士畢業我差點去電影學院，電影學院當時還沒有博士生，他們專門跑到當時的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要了特殊的名額給我，結果北師大正好成立影視戲劇教研室，堅決不放我離開。最后我留下來，在影視戲劇教研室開始教電影教戲劇，很快我就覺得既然搞電影，得搞個事兒吧，于是就開始作為主要組織者策劃創辦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現在已經25屆了。

張小琴：1993年設立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的初衷是什么？

尹鴻：第一，中國電影那時候開始進入低谷。我當時有個直觀的感受，電影界老了，都不了解年輕人喜歡什么樣的電影，怎么拍年輕人認可的電影？所以我覺得首先需要讓電影界了解青年人。第二，青年人也需要有更多接觸電影的機會，從私心來講，因為我是一個剛剛從事電影研究的人，我希望自己找到一個角度進入電影界，讓電影界知道我跟電影是有關系的人。白手起家，沒有一分錢，甚至沒有一間辦公室，就這樣開始創辦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張小琴：怎么辦起來的呢？

尹鴻：第一屆我們帶著幾個學生干。到現在為止，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那些主要的獎項大部分都是我設計的，跟各個電影公司、電影廠要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去談，所有合同文書都是手寫，出去打印。學校不給錢，那個時候很窮，經過黃會林老師聯系臺灣的一家方便面企業說有贊助意向，愿意跟我們談。他們在宣武門外，那時候打不起出租車，昏天黑地，我們騎著自行車去跟他們談，談了五萬塊錢，這樣第一屆大學生電影節就啟動了。我們也找了北京電影公司，靠自己的青春熱血說服他們當時的經理，因為沒有拷貝，我們第一屆電影節所有拷貝都是把北京電影公司發行的拷貝調過來給我們放映。場地都是我們跟人家磨下來的，免費使用，那時候年輕，一個一個磨，就磨下來了。獎項設計大家都覺得很有特色，藝術創新特別獎、最佳觀賞效果獎等，這都是傳統獎項里沒有的。

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跟別的獎不一樣，要有青年人特點，然后要在“五四”青年節頒獎。第一年，到頒獎那天，一半的獲獎者沒有到場，但是到場的那一半評價都特別好，說你們這是青年人用良心評出來的獎，跟別的獎有各種利益的影響不太一樣。而且我們設置的獎比較特別，學生和專家評委一起評。從那以后，我們的一些判斷標準、一些對待電影的手段開始被電影界認知。

張小琴：設獎參照了什么？

尹鴻：基本上獎項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方案，我們想的是怎么反映年輕人對電影的認知，不設專業門類獎，因為那種專業獎普通學生認知不了，所以評的獎都是普通觀眾、青年學生能夠認知的東西。這樣就跟傳統獎項不一樣，而且確實體現了觀眾的選擇，在當時確實挺有影響的，包括除了最佳男女演員，后來增加了最受觀眾歡迎的男女演員，表明他們可能不是演技最好，但是人氣最高，觀眾喜歡。

張小琴：這個電影節您做了幾屆？

尹鴻：我一、二、四屆都是秘書長、評委會主席，第三屆我正好在加拿大做訪問學者，所以基本上開創期的幾屆都是我在做主要的組織者。當時藝術系全體老師，在黃會林教授的領導下，對電影節全力參與和支持。

研究好萊塢，推動中國電影產業化

張小琴：2000年的時候您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

尹鴻：《好萊塢全球化策略》。我從美國回來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文章。

一個是這篇《好萊塢全球化策略》讓大家第一次了解好萊塢為什么成為全球的中心。第二篇文章是寫好萊塢電影在中國，這篇查了大量檔案，我跟朋友一塊聯合做的，特別是里面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文獻。美國聯邦政府沒有電影管理機構，但是商務部國際貿易司曾經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成立過一個電影處，這個電影處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國電影市場調查報告，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關于中國電影市場的調查報告，但是是美國人寫的。

所以我說它的全球化策略不是說出來的，是一步一步做出來的。它細到什么程度？像上海有多少家電影院，每家電影院有多少座椅，電影院和電影院之間拷貝運送花多長時間，能不能坐公交車去，還是只能拉黃包車去，交通方式都有。包括在報紙上登的美國電影廣告中哪些廣告引起過批評，它全部都有。這些信息就是提供給好萊塢電影公司的。就是政府在為企業服務，把這些調查數據、報告給企業，讓企業尋求進入中國的方式。

張小琴：30年代他們就已經把中國當作潛在市場了？

尹鴻：因為那時候中國市場在全球也不錯，是很重要的市場。

張小琴：所以不是純粹的商業行為，而是政府倡導的行為。

尹鴻：美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電影，但是政府不直接介入電影，它會為電影的國際傳播和輸出提供非常多的支持。美國沒有電影局，但是商務部國際貿易司的電影機構，就是解決電影的國際貿易，包括幫助這些公司處理電影國際傳播遇到的困難，比如如果當地有人抗議，他們會怎么樣協調，包括怎么樣跟當地政府協調解決這些問題等。

張小琴：您在《好萊塢全球化策略》這篇文章中提出，最大的政治就是電影的產業化，而且還講到政府應該做的是幫助電影市場產業化，而不是干預個別電影的制作，這個時候其實是對產業化有一個很高的期待，是嗎？

尹鴻：這個時候中國電影已經奄奄一息了。2000年，我們的電影產量大概只有40多部，總票房可能5億左右，但一多半是美國電影創造的，剩下一點就是馮小剛電影創造的。這個時候最大的政治就是市場，因為當市場沒有了，一切所謂的輿論導向、所謂的主旋律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我有個觀點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先讓中國電影活下來，才能活得更好。這個觀點一開始也有人批評，但是政府的主管領導接納了這個觀點，在當年的電影工作報告里提出了這個問題，并且引用了我的一句話，“市場話語權是最大的政治”。其實很多政府文件都引用過當時我各年度的關于電影的認知和判斷。

張小琴：這個文章出來之后對于電影后來走向產業化道路產生了影響嗎？

尹鴻：我認為有影響，因為2002年開始做產業化改革，我2002年開始寫產業報告，而且是第一部中國人寫的電影產業報告，在此之前沒有人寫過。我的產業報告是跟隨著中國電影產業進程一起走的，而且那些年電影主管部門基本上每年都會了解這些報告，還會對我的報告做一些討論、分析。這個過程當中很多重要的決策其實我也參與過討論。

張小琴：把電影稱為產業，這點是您比較早提出來的？

尹鴻：在這之前文化業其實都不能提產業，2002年、2003年開始，把文化作為產業才相對比較正式了，但是電影在文化業是最早提出產業化概念的，因為電影已經被逼得沒有辦法了，必須要走產業化道路了。

張小琴：《好萊塢全球化策略》這篇文章出來的時候也是中國即將加入WTO的時候。這個時候寫這篇文章是不是對加入WTO--所謂“狼來了”的應對之策？

尹鴻：我去了美國，發現電影在美國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回來我還是覺得有太多可以借鑒的東西。不是中國電影要死，而是中國電影沒有找到生的方式。所以回來我才一年一年地開始寫電影產業報告，而且每年都會發現電影產業改革當中的新問題，可以說這些文章真的是伴隨中國電影產業一點一點進步的。為什么到現在為止我可能是比較少的學者，在每次電影節的行業論壇當中都能做主旨發言，能夠表達對這個行業的認知，而且還得到這個行業許多人的認可？就是因為我堅持觀察這個行業的規律。而且我覺得我那年在美國這個底子打得比較好，后來我再去了解美國的信息我就會知道是什么了。美國電影協會(MPAA)每年3月的數據是我最早引進中國的，過去中國人不知道美國每年發布非常完整的電影產業數據。它既有全球數據也有美國數據，當然美國數據為主。這個數據現在大家都非常普遍地使用。再比如“高概念”“商業美學”等概念術語，幾乎全都是我帶著幾個學生翻譯過來傳播到中國的，現在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所以這段工作我個人認為不僅對學術界，其實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多少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張小琴：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中國電影已經算是產業化了？

尹鴻：是。2002年電影產業改革主要改了幾個內容：

第一，全產業鏈向市場開放。原來的生產機構必須是國營電影制片廠，改革后只要是中國公民、中國企業都可以生產電影，這樣就提高了電影的生產力、降低了準入門檻。發行、放映也都這樣開放了，原來電影院都是國有的或者集體所有的，現在我們有了私營電影院，而且可以跨區域整合并購，這就符合市場規律，就可以優化，所以電影院風起云涌。原來全產業鏈受到壓抑，現在全產業鏈活躍并且互相找對應關系，帶動了整個發展。

第二，我們一直推動審查制度化。審查制度化讓審查可以尋找規則，而不是人為任意地審，后來我們電影審查的多元性、寬容度，包括審查機構組織的多元性就大大提升。所以實際上這十幾年，雖然觀眾還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但是跟過去相比，在審查的規范性和寬容度上已經有了特別巨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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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客根據2018年4月24日

在清華大學大禮堂

對尹鴻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主持人簡介

張小琴，文學博士，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聞史學會新聞教育史研究會副會長、視聽傳播研究會副會長。長期從事新聞與傳播教學研究與實務工作，自2016年1月起，負責“人文清華”講壇的組織和實施工作。曾任中央電視臺、山東電視臺主持人，曾獲第五屆“金話筒獎”，“五個一”工程獎，多次獲得中國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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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播客精選自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知名主持人張小琴女士對登上講壇的清華人文學者的長篇訪談，全面反映學者的成長經歷和學術經歷，使各位聽眾不僅知其學術之所然，亦知其所以然。他們作為親歷者的口述，同時呈現了特定時期中國社會、人與文化發展的鮮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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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尹鴻獨家專訪：走出書齋，推動中國電影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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