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美國小說家、普利策獎得主朱諾·迪亞斯（Junot Diaz）訪問上海。我作為他的短篇小說集《你就這樣失去了她》的譯者，陪他參加了幾場活動。在思南公館的那次座談會上，他談到自己的創作歷程，講了個小故事，大意如下：“我能成為作家，要感謝我的一位前女友。那時我熱血沸騰地寫作，鼓吹少數族裔的權利，反對種族歧視，反抗社會不公。但我寫出來的東西都沒人看。這位前女友對我說：你寫得太差啦，凈是政治口號，你應當寫寫戀愛、劈腿、分手之類的狗血故事，那樣的東西大家才喜歡看。”

迪亞斯的作品就是這樣：表面上是多米尼加裔美國人的愛與愛的喪失，實際上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同時也是高水準的藝術。這樣“偽裝”成愛情故事（比如“你就這樣失去了她”簡直像是言情網文的題目）的政治表達，的確比赤裸裸地喊“種族平等！”“反對社會不公！”的橫幅口號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斯蒂芬·金的恐怖/驚悚/奇幻/懸疑小說《它》也是這樣。這部書已經問世多年，拍過電影，2017年還要翻拍一部新電影。它已經是美國（大眾）文學的經典，對它的解讀也汗牛充棟，比如從心理學、童年等角度來闡釋。我的路數可能比較奇怪，我還是愿意把它當成一部狄更斯式的社會批判小說來理解。而且和迪亞斯的作品一樣，《它》是相當高明的經過“偽裝”的社會批判小說。

按照我的理解，金其實在本書里做了兩件事情。一、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寫作宗旨/文學綱領：社會批判小說應當是什么樣的。二、他成功地踐行了這個宗旨，成果就是本書，或者可以說他給了大家一個很好的范文。

“六通電話”那一章里寫人到中年的主人公威廉·鄧布洛春風得意的生活：他是名利雙收的暢銷書作家，娶了美麗的大明星。也交待了他是怎樣成為作家的：不是像迪亞斯那樣聽從前女友的諄諄教導，而是因為在大學寫作課上受到的刺激。和金一樣，鄧布洛是個恐怖小說作家。我們是否能視他為金的傳聲筒、代言人？我們也許會覺得，那個在大學寫作課上備受打擊的一心想當作家的青年，身上有金自己的影子？

我覺得整部小說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一百十二到一百十四頁（湖南文藝出版社/博集天卷，2017年，穆卓蕓譯），也就是鄧布洛的大學寫作課。鄧布洛在1957年是十一歲，那么他上大學時剛好趕上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不足為奇的是，在一般來講傾向左翼的大學校園，他的寫作課充滿“政治正確”的氣氛，稚氣未脫、抱有理想主義（或者說中二病）的大學生高聲疾呼，聲討資本主義、戰爭、性別歧視等社會不公：

班上有一個女同學很崇拜喬伊斯·卡羅爾·歐茨，但又覺得歐茨在性別歧視的社會中長大，因此“文字輻射量”很高。她說歐茨寫不出純凈的作品，但她做得到。還有一個又矮又肥的研究生，講話總像在喃喃自語，不曉得是不能還是不想好好說話。那家伙寫過一個劇本，里面有十二個角色，每個人的臺詞只有一個字，觀眾看到最后才會發現那十二個字連起來是“戰爭是沙豬軍火販子的工具”。

通過金略帶（善意）的挖苦筆調，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些大學生的高度政治化的話語，充其量不過是迪亞斯說的“喊口號”而已。而且他們在安全的大學校園之外，除了“喊口號”，還做過什么努力去改變社會？我們不知道。

而且那種政治化，有時到了滑稽的地步。“抽大麻，隨身掛著和平標志”但沒有發表過像樣作品的老師給鄧布洛一篇科幻小說的評語居然是：“異形反擊象征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而我特別喜歡‘針鼻’宇宙飛船影射社會性別意識入侵的橋段。”“一位臉色發黃的女同學寫了一篇短文，描述一頭牛在荒原（可能是核戰后，也可能不是）審視一臺廢棄引擎。全班討論了整整七十分鐘，那個女同學夾著云斯頓煙一根接一根地抽，不時擠一擠太陽穴的青春痘，一邊堅持她的短文是模仿奧威爾早期的風格寫的，目的在于描述社會政治現狀。”

金借助鄧布洛之口，也借助這種生動風趣的諷刺漫畫臉譜，對這種象牙塔的、脫離實際的“政治口號”作了反思。文學難道就是喊政治口號嗎？“小說為什么一定要和社會有關？政治……文化……歷史，這些元素不是只要把故事說好就自然會呈現嗎？……難道就不能讓故事只是故事嗎？”

這句話可以說就是金的寫作宗旨。如果把文學當成政治宣傳工具，那實在是對文學的侮辱和貶低。而在金的故事里，“政治……文化……歷史”這些元素的確是“把故事說好就自然會呈現”的。金足夠高明，不會去面紅耳赤地直接斥責社會問題，而是用一個精彩的故事把他的主題包裹起來。他沒有直接抨擊邪惡，而是寫了個超自然的恐怖故事，不是因為他不想抨擊邪惡，恰恰是因為他太想了。

他筆下的德里鎮，可以說是整個美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黑暗面的代表。這里有形形色色的小罪和巨惡，如學校霸凌，對生理缺陷（口吃、肥胖、近視）的歧視，對女性的歧視，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家庭暴力（父親毆打孩子、丈夫毆打妻子），種族歧視（對黑人、猶太人的敵視乃至暴力攻擊），私刑（類似于3K黨的白人至上組織縱火燒死黑人，市民私刑處死逃犯），對工會與社會主義者的暴力攻擊，道貌岸然的富人為富不仁，林林總總，以及最最可怕的是，普通人對罪惡視而不見，乃至縱容和姑息罪惡。與凡人造的孽相比，來自宇宙洪荒的超自然邪惡力量“它”相形見絀。無論“它”化身為小丑、狼人、僵尸還是蜘蛛，我覺得“它”一點都不恐怖。真正恐怖的，是人類漫不經心、坦然鎮靜地對自己的同胞犯下的罪惡。所以，“它”可以說是人性惡的象征。那么，悲觀地講，“它”是不會死的。

在七個小伙伴結隊打怪獸的驚悚故事表象之下，金實際上在聲討人類社會自己的惡。要看清這惡，不需要搜尋什么超自然力量，這惡就在我們身邊。金的聲討，不是哈羅德·布魯姆所云的推崇政治正確、忽視文學審美價值的象牙塔文學批評“怨恨學派”的空喊口號，而是巧妙地借助了一個本身扣人心弦的故事。這是社會批評文學的很高境界。這部恐怖小說貌似“缺乏政治覺悟”，但實際上比近幾十年來批評界鐘愛的那種政治正確小說要政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