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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智庫研究報告②|中美的亞太共存之道:超越現存安全架構

朱鋒 黃仁偉 胡波
2017-05-27 12:59
外交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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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5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與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在北京聯合召開《超越分歧 走向雙贏:中美智庫研究報告》(中方)發布會。中國國際關系政策和研究界再就中美關系發出強音,探討這對“世界上最重要雙邊關系”的走向,并提出諸多思考與建議。總體而言,與會專家對未來一兩年的中美關系多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認為中美關系的總體趨勢是更加明朗了,如果操作得當,謹慎處置分歧敏感問題,這一關系應該可以實現螺旋向上,而不是顛簸向下。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外交學人”近日擇取該研究報告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當前,中國日漸成為對亞太事務有巨大影響的大國,而美國在亞太的地位和影響依然舉足輕重,中美間崛起國與主導國的權力競爭,突出地表現在亞太地區,而中美利益交融也最突出地表現在亞太地區。關于亞太,中美的認知與視角有所不同。在中國看來,“亞太”主要是指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而美國人往往持有“泛亞太”的觀念,還有人提出了“印太地區” (Indo-Pacific) 的概念,包括太平洋東西海岸、亞洲及印度洋。

在戰略認知方面,中國的利益關切主要是維護該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捍衛本國領土完整與主權,以及成為亞太秩序中的重要角色;美國同樣需要亞太和平與繁榮,同時強調維護地區安全規則、盟友安全,以及亞太主導地位。兩國在亞太的矛盾與競爭隨處可見。未來中美會走向戰略對抗或沖突,還是和平與合作,將取決于中美兩國特別是美國的選擇。關鍵在于理性界定彼此的利益與空間,并尋求秩序理念上的相互包容。

一、中美在亞太地區的角色

可以從三個階段來觀察近代以來中國在亞太的角色與定位。

第一階段為 1840—1949年,中國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開始融入基于民族國家原則的現代國際體系,成為首先取得完全獨立的亞洲國家之一,并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階段為1949-1991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保衛自身主權和安全的能力提高,逐漸成長為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一支力量。面對冷戰兩極格局,中國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系。20 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系的解凍,大大改善了本地區的安全環境,為亞太各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1978 年開始,中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視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快速融入國際社會,中美開始超越分歧,加快經濟合作的步伐。

第三階段為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經濟大幅增長,成為該地區新的增長引擎,成為牽動地區格局發展演進的重要動力之一。中國支持東盟主導地區合作系列機制,提出綜合安全觀和“一帶一路”倡議,開始在秩序層面探索和形成自己的觀念和政策。

美國在亞太角色地位的演進也可以大致從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為美國獨立到1945年,美國通過自身發展和陸、海戰略擴張,參與兩次世界大戰,在確立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同時,也獲得了主導亞太事務的權力。許多美國人士同情中國的民族獨立事業,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做出了貢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支持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階段為冷戰時期,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界,以防范“共產主義擴張”為己任,并不惜介入朝鮮戰爭和越南內戰,與中國爆發過激烈的沖突。冷戰后期美國調整政策,與中國共同抵御蘇聯的擴張,雙方建立了反對霸權的共同立場,與中國的關系得到緩和。

第三階段為冷戰結束之后至今,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在亞洲發展較快的20多年,由于蘇聯威脅的消失,美國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度曾有所降低。但自 2010 年開始,美國突出安全因素,將維護亞太領導地位與牽制中國崛起聯系在一起。奧巴馬政府倡議“重返亞太”, 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體系和前沿軍事存在,防止一個崛起的中國侵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其全球最大的戰略威脅之一。2016年大選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當選第45屆美國總統。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上臺。特朗普政府究竟將實行什么樣的亞洲政策和對華政策,還在觀察之中。但從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和競選之后的對華政策主張來看,人們似乎難以對美國新政府上臺后的美中關系持樂觀態度。

中國和美國都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歷史上,兩國合作的時間遠遠超過對抗的時間,兩國的地區角色多數情況下是互補的。冷戰結束后全球政治的最大亮點,就是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這也離不開中美兩國的貢獻與合作。然而,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抱有不認可和不信任的態度,期待中國市場經濟成長起來后會導致政治變革,在對華政策上從未放棄 “兩面下注”。近年來,由于中美實力地位的變化,加之奧巴馬政府亞太政策的急劇調整,中美戰略分歧的一面日漸凸顯。

二、中國在亞太的戰略目標與對美方的關切

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在亞太的戰略目標總體上是一以貫之的,具有較強的延續性,那就是為自身發展構建和維護和平與穩定的地區環境,捍衛領土完整、主權與主權權益,以及在亞太秩序的改革與完善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一) 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亞太區域的穩定、和平與繁榮,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發展前景和外部安全環境,影響到中國的國內政治社會穩定。過去30余年,得益于自身努力與和平的外部環境,中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不到200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8000美元。中國經濟高度依賴面向東亞和太平洋方向的對外通道聯系。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頭號貨物貿易大國,且60%的對外貿易面向亞太地區,中國的海外利益也主要是通過亞太地區向全球延伸。

2012 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大戰略的基點,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要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對外政策包括周邊外交也將服務于這一目標,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和平發展的內外安全環境。

長期以來,中國希望美國能成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與合作伙伴,也注意到美國在促進亞太經濟繁榮、制止核擴散、治理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所起過的積極作用。但近些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軍事戰略與作戰概念等都日益瞄準中國,美國在亞太的同盟體系和前沿軍事存在也在快速強化。這越來越引起中國對美國危及自身安全的擔心,也促使許多中國人懷疑,美國究竟有無誠意尊重中國的和平發展?經濟合作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兩國在亞太的合作也是該地區經濟繁榮的重要保證。中國倡導了“一帶一路”建設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歡迎美國參加,對美方表現出的批評和阻礙姿態難以理解,也希望美國自己不要再試圖在該地區建立排他性的地區性秩序安排。

(二) 領土完整、主權與主權權益

近代以來中國曾多次遭受列強的侵略,有著百余年的民族獨立斗爭歷史,時至今日,中國仍沒有實現大陸與臺灣的統一,在海上也有一些島礁被其他國家侵占。中國十分珍視自己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地位,在此類問題上異常敏感和警覺,不能放棄自己的嚴正立場,更不能允許對中國領土主權和權益的新的挑釁和侵犯。

考慮到歷史和現實,出于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需要,中國在相關問題上一直奉行和平、務實而克制的態度。中國大陸對臺灣的政策是爭取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只要臺灣當局不搞“臺獨”,大陸愿意繼續推動兩岸和解。臺灣問題的出現源自于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方認為美國始終將臺灣問題當作牽制中國的一張牌。在臺海力量對比發生急劇變化、中國綜合國力顯著提升、臺灣島內政局動蕩的情況下,美國的既定政策面臨巨大挑戰,是傾向于約束“臺獨”?還是再次縱容臺灣當局挑起危機?在釣魚島、南沙島礁等問題上,中國的政策是“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近些年來,中國在東海、南海的維權行動確實變得日益堅決,中國處理上述問題的大政方針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

美國頻繁聲稱在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上不“選邊站”,但在具體問題上又支持甚至鼓勵其他爭議方給中國制造壓力,在中方看來顯得過于虛偽。考慮到歷史上美國是釣魚島和南沙群島問題出現的始作俑者之一,中國對美國在這些問題上“選邊站”非常反感,更不能接受美國走上前臺公開介入上述問題。至于美國所謂“維護國際法和地區穩定”的說辭,難以讓中國人信服,事實上,正是美國“重返亞太”以來,這些海洋爭端問題才愈演愈烈。美國需要嚴肅考慮自己在這些爭端問題中的角色,如果后任美國政府仍堅持奧巴馬政府的做法,中美走向對抗或沖突的危險只會越來越大。

(三) 地區安全架構與秩序

中國一直堅持獨立自主,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安全問題。在秩序觀念方面,中國不主張涇渭分明的結盟和對抗,更青睞開放、包容的安全制度。冷戰后,中國奉行合作安全理念,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各種開放型安全機制,在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等地區安全機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不在美國所界定的安全架構之內,游離于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之外。不過,在1970年代中美關系緩和后的相當長時期內,中國都與美國的同盟體系和平相處。雖然中國不欣賞 (appreciate)美國的同盟體系,但只要它不針對自己,中國也沒有采取強硬立場予以反對。中國尊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存在和利益,但中國不希望成為美國所主導的同盟體系排斥、 威脅甚至恐嚇的對象。隨著中國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上升,中國對此自然愈發難以容忍,反抗力度也會越來越大。

過去幾年,美國的同盟體系建設明顯針對中國,除美日、美菲、美澳等傳統盟友體系外,美國還極力打造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邊的同盟網絡。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多個熱點問題上關系趨于緊張,根本性的問題就在于美國同盟體系的日趨咄咄逼人。隨著中國與美國的部分盟國間矛盾的日漸尖銳,美國需要認真考慮以同盟體系為支柱的地區安全架構的包容性問題, 如果美國繼續以盟友畫線,在構建地區安全規則時繼續繞著中國走,甚至毫不顧忌中國作為一個亞太大國的應有安全利益和活動空間,兩國的安全困境和戰略疑慮勢必更加惡化。美方經常講“基于規則的秩序”,而規則的基礎是共識,國際規則意味著主權國家利益和權利的讓渡,因此必須基于相關國家間不同立場和主張的最大公約數。而以完全基于自身立場的所謂規則去規范他人,那就是霸權。中方的問題是究竟是誰的規則,哪些規則,如何根據現狀的發展來定義規則,以及如何實現共同規則的演進和發展。

三、妥善應對亞太熱點問題的建議

美國新政府上臺后,近期有三大熱點問題,中美雙方無法回避,需要妥善處置。

(一) “臺獨” 問題

臺灣關系到中國的領土完整,攸關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堅持不放棄武力遏止“臺獨”的選項。在臺灣問題上,中美經過多輪激烈的折沖和博弈,逐漸形成目前相對穩定的共識,美方明確了自己不支持“臺灣獨立”的立場。美國近三屆政府都充分認識到該問題的敏感性和危險性,保持審慎態度,臺海形勢總體上保持穩定。在馬英九執政期間,兩岸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2016年5月20日上臺的臺灣民進黨政權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系正在經歷新震蕩。 中國關注美國的對臺政策,反對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反對美國在亞太區域安全版圖的調整過程中,鼓勵和支持“臺灣角色”。美國特朗普總統在上任之前,就臺灣問題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言行,一度給兩國關系蒙上了陰影。

2017年2月10日,特朗普總統在和習近平主席的電話通話中,聲明將堅持“一中政策”,堅持發展對華合作,給兩國關系開了個好頭。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一個“不容談判”的問題,中國對維護臺海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決心不容置疑。降低臺灣因素對北京-華盛頓關系的干擾,符合兩岸三地的共同利益。

(二) 南海問題

近兩年來,隨著美國加大介入,南海問題有從中國與鄰國間的主權和海洋權益之爭,滑向中美間地緣戰略競爭的風險,雙方應認識到,南海不應成為兩國戰略博弈的競技場。中國擁有對南海島礁的主權以及相關海洋權益,南海亦是中國通往遠洋的最為重要的海上通道。美國既然宣稱在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上不持立場,那么中美在南海不應該有實質性的分歧,兩國均有責任維護南海通道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保障南海“航行自由”,這也符合中美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

然而,美國對南海問題的持續關注,特別是通過派遣軍機和軍艦在南海中國島礁抵近航行,夸大中國在新建島礁的“軍事化”等行動,鼓勵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域外國家”在南海和美國聯合巡航等干預性行動,不利于南海局勢的穩定。美國軍方更是傾向于將南海問題視為保障美國在西太平洋地緣戰略優勢、防止中國海上力量崛起的焦點地區。如果美國只考慮自己和盟友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企圖以犧牲中國主權和利益為代價維護其海上霸權,那么中國必然要進行反制,中美兩國在南海的戰略對抗似乎難以避免。

中美兩國需要及時和冷靜地處理兩國在南海的爭執,并努力發展在南海地區有利于主權爭議解決與各自關注得以有效應對的合作架構。維護南海局勢穩定與商業水道安全,中美不僅有競爭性的關注,同樣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國應該鼓勵中國和東盟之間正在進行的 COC 框架談判,鼓勵中國和東盟就南海爭議的解決啟動雙邊對話,支持中國和東盟國家建立南海沿岸國合作制度。這些舉措,都將實質性地有利于降低南海主權爭議引發的沖突。

對于被他國侵占的南沙島礁,中方在考慮歷史和現實的基礎上,應繼續落實同有關聲索國和東盟對話的“雙軌”思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島礁歸屬爭端。中國原則上支持在南海地區建立“基于規則的秩序”,中國也尊重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原則。但中國在南海諸島享有主權的法律依據與歷史事實清晰。美方應對南海問題的經緯和中國的政策有更全面和準確的了解,避免將中國維護領土主權的立場曲解為要在西太平洋地區謀求排他性的“控制權”,堅守中立立場,停止鼓勵、刺激盟友和伙伴在南海采取與中國對抗的行為。我們強烈建議中美雙方應就南海問題展開對話。

(三) 朝核問題

朝核問題是亞太地區目前最具威脅性和爆炸性的地區安全熱點。從 2006 年以來,朝鮮已進行了5次核試驗,其中4次都發生在2008年六方會談停擺之后。朝鮮還不間斷地進行衛星和彈道導彈發射。朝鮮政府已經明確表明了不再參加六方會談、不會放棄核武器甚至是在竭力加速建立可投射的核能力的進程。

2016 年9月朝鮮進行的第五次核試驗和2017年2月進行的導彈試驗,意味著朝鮮的導彈與核威脅達到了新水平。中美雙方有必要加強合作、采取共同的行動,打破目前朝核問題的僵局,切實推進朝核問題的解決進程。我們應該看到,“只制裁、不對話”的政策沒有達到遏制朝鮮擁核的目的。美韓在半島頻繁舉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也只會加劇朝鮮半島的對立情緒。同時,美國一方面試圖把責任推給中國,另一方面又鼓勵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嚴重損害了在半島無核化問題上聯合應對的努力。

中國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主張,堅持半島局勢“不生亂”和“不生戰”的立場,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朝核問題和半島分裂局勢。2017年4月6-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海湖莊園舉行的第一次會晤,就朝核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達成了重要共識。雙方領導人認識到朝核問題的威脅性和嚴重性的上升,愿意加強合作,共同遏制朝鮮有可能采取新的核試驗和導彈試驗等挑釁性行動,推進朝核問題的和平解決進程。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所達成的“海湖莊園共識”,需要進一步落實到行動上。在朝核問題上一旦重建中美緊密合作,打破目前半島的緊張局勢,并切實啟動朝鮮半島“停和機制”的轉化,將十分有利于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與戰略合作進程的發展。

四、中美亞太分歧的出路

1972年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聲明:“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原則今天仍然適用。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無論是分權共治、共同進化,還是安全共同體,歸根結底都要看中美兩國能否在亞太形成更具共識性、包容性和建設性的“共同愿景”。我們認為,推動中美關系良性發展,雙方應做如下努力:

第一,有效的溝通與對話是緩解分歧的基礎。中美雙方應培養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動前主動溝通的意識和習慣。從中美交往的歷史和現實看,彼此的溝通和了解對戰略判斷的準確性至關重要。現在,中美業已成為亞太棋局中的兩個最重要棋手,彼此的哪怕是很小的動作,都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對方的猜測與反應。兩國應圍繞亞太重大問題進行更加坦誠的戰略溝通與對話,客觀認知對方的戰略意圖,探索管控分歧、增進互信、促進合作的各種可能路徑。

由于中美的亞太互動涉及主權、權力、發展、規則、榮譽等多重利益和原則,所涉議題高度敏感,中美需要加強高層對話和展現領導力,并在各自國內構建強有力的跨部門網絡,切實落實高層溝通的成果。

第二,相互的戰略調適是中美長期和平的保證。雙方需要從戰略高度探索“和平共存”和“共同進化”的可能性。中國從陸望海,海洋戰略一定是區域性的;而美國從海看陸,其海洋戰略通常是全球性的。兩國不僅先天地理稟賦有很大差異,兩國歷史傳統和發展路徑也截然不同,這決定了兩國的視角和目標具有天然的差異性和包容性。目前兩國在海上的權力矛盾并非不可調和。中國在近海需要有適當的空間和地位,即便美國要保持在全球海洋的主導地位, 在西太海域有利益關切和傳統影響,但不應試圖構建排他性勢力范圍,阻擋中國成長為海洋強國。雙方都需要認識到自身實力的缺陷,相互包容妥協。

中國最需要改進的是追求目標的方式。中國在行動時,需要給予傳統強國美國以適當的外交空間,更及時準確地向美國表明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海洋爭端中需慎重考慮軍事手段的應用,避免迫使美國在或是與中國對抗、或是拋棄盟友的兩難境地中做選擇;在追求近海利益時,要充分考慮美國有關海上航行自由等利益關切。中國需要建立強大的軍事威懾,但要注意到自身海上力量發展的有限性,不宜追求美國那樣的全方位的海上目標。

美國應調整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中美在亞太的主要矛盾,是中國維護主權及海洋權益與美國維護亞太海上主導地位之間的摩擦。美國應理性地認識到,只要中國保持崛起勢頭,亞太地區的力量對比終究會發生較大變化。美國必須正視中國崛起和走向海洋的追求,給予中國應有的空間和地位;應放棄在該地區打造針對中國的“北約”的企圖,肯定并鼓勵中國增加在促進經濟增長、維護航行自由與地區穩定等方面的貢獻。

第三,共同塑造包容性的亞太秩序是兩國的根本路徑。美國在亞太的安全秩序、利益不能容納也不能顧及非同盟國家,是當前亞太安全矛盾和摩擦的制度性根源。中美要想在亞太共存,沒有別的出路,唯有超越現存安全架構,共同促成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亞太安全秩序。特別是需要在未來亞太地區秩序問題上“重新對表”,防范該地區出現“新冷戰”,抑或“陣營化”的局面。

中美兩國應與亞太其他國家一道,共同籌謀地區安全合作架構,應比目前的各種次區域機制更具包容性和全面性,應涵蓋非傳統安全問題。在這個架構之下,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與在亞太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可以實現共處,避免亞太地區出現新的對立和對抗。通過更加包容的地區安全合作架構,美國、中國以及其他地區力量,可以在維護地區安全、降低緊張、管控危機等方面分擔責任,中國與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之間也可以建立起更為制度化和規則化的溝通機制。

第四,堅持用合作和非對抗性的方式來面對和處理中美之間的一切爭議和沖突, 是保持兩國關系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關鍵。2016年11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特朗普先生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后的賀喜電話中表示:“中美建交37年來,兩國關系不斷向前發展,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促進了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繁榮。事實證明,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的正確選擇。”特朗普先生在電話中對習近平主席強調以合作來應對美中關系中的一切問題的看法,也表達了積極的認同意見。

中美關系今天確實面對著諸多的經濟、貿易、安全與戰略領域的爭議。美國對于中國的戰略意圖、南海與東海的維權政策走向、中國國內市場狀況、軍事力量發展和政策含義都有諸多的疑慮甚至焦慮;中國對美國是否在加大對中國周邊形勢的干預也存在著濃厚的疑問。然而,不管中美之間出現什么樣的爭議、摩擦甚至沖突,只要兩國政府、兩國軍隊堅持合作性的應對路徑,中美關系就能保持積極和建設性的發展勢頭。這是兩國領導人為了兩國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需要共同承擔的歷史性責任。

(朱鋒,南京大學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黃仁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波,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原標題為《中美亞太分歧與緩解路徑》,摘自《超越分歧 走向雙贏:中美智庫研究報告(中方)》,略有刪改,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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