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建國門內大街5號，推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的門，兩墻一千多部中外語言辭書恢偉林立。20平米的房間中心，一張乒乓球臺大小的木桌，在小到64開袖珍手冊、大到十幾卷大部頭辭典的映襯下，具有了讓人不自覺便屏息凝氣的魔力——因為伴隨每個當代中國人成長的辭書，都誕生在這里。

接棒

我們的工作是高臺壘土

每周四早上九點，語言所的走廊里都會出現一位老者。他叫韓敬體，是現在詞典編輯室參與辭書編撰工作最早的老師，從1978年第1版到2016年第7版，他參與了《現代漢語詞典》的歷次修訂。

最早的《現漢》長什么樣呢？韓老來了精神頭，特意貓著腰從書柜里翻出幾本大部頭，每一部都厚重如石。“第1版《現漢》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叫‘試印本’。我參加工作時頭兩三個月沒有別的任務，就是在這兒看《現漢》，那時只有這個。”他用兩個指頭輕敲著已經看不清的封面，就像拉著一位老朋友的手，他們已經認識五十三年了。

《現漢》的問世有很復雜的歷史背景。1956年，國務院下達《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責成語言所編出一部確定現代漢語詞匯規范的詞典；翌年7月，整合了新華辭書社和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兩家單位的語言所詞典編輯室成立，《現代漢語詞典》正式開編。

什么才是詞，怎么說明語法，這些今天看來相當基礎的問題，在當年根本沒有答案。擺在時任主編呂叔湘面前的任務無異于平地起高樓。解放前的漢語詞典受西方影響嚴重，打眼一看就像一部翻譯過的牛津詞典，詞頭有長有短，結構混亂。丁聲樹等人分析這是西方有詞無字、漢語字詞分開的緣故。于是，他們在《現漢》的編纂中，創造性地把單個漢字做詞頭，強調了漢字在條目中的重要性。這次體例革命之后，詞典就好用多了。

不必說讀者，就連當年剛剛走進詞典室的韓老都很難想象，幾位語言學大師是怎樣在知識的荒原上種出這棵參天大樹的。今天在每一冊《現漢》的扉頁都印著一段致敬先哲的楷字；也是為了紀念，在《現漢》歷版修訂人員的名單中，最高職務都只是修訂“主持人”，而“主編”的位置，則永遠留給了丁、呂兩位語壇巨擘。

曲折

曾經歷十年寒冬，詞條被改得面目全非

在初代《現漢》修訂期間，讀者紛紛給語言所寫信，希望詞典盡快公開發行，新中國沒有自己的詞典已經太久了。

1960年和1965年，商務印書館分別應送審需要和社會需求，出版了試印本和試用本，沒想到試用本出版的第二年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隆冬。受整體社會環境的影響，《現漢》的編輯工作雖然仍然斷續進行，但確是一段令詞典編輯室人感慨頗深的回憶。

當時要求“三結合編詞典”，就是詞典修編人員要和工農兵緊密結合，并成立了由陜西韓城燎原煤礦、北京無線電聯合廠、解放軍通信兵部的工農兵，和語言研究所、商務印書館工作人員組成的60多人的“三結合”修訂組。

韓老所在的小組搭檔，是燎原煤礦和無線電廠的兩個工人和所里方言研究室的一名同事，四個人每天拿著詞條卡片討論，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比如，【助教】是高等學校教師的一級專業職稱，煤礦工人就不同意，嚷嚷說自己就當過助教，仔細一問，原來是他小學時一個老師生孩子，他在班里當代課老師。兩個專業人員見他脾氣太大不好說話，就偷偷找無線電工溝通，讓他給煤礦工人做工作，才終于說服。這位無線電工也“不簡單”，喜歡編例句，但他的創意一般只能當成順口溜。他給【茶余飯后】編的例句是：“學《毛選》，抓實踐，早起點，晚睡點，茶余飯后多學點。”

1976年10月，《現漢》得以昭雪，“三結合”修訂組也自然解散，詞典室全面重返工作崗位，那些面目全非的詞條經過重新審議，又改回了本來的面貌。十年浩劫中，中國辭書人沒有放棄。他們一方面也在風口浪尖下悄悄進行學術研究，一方面不斷堅持正確的釋義。寒冬過去，終來春天。

映鑒

是工具書，更是一部中國人的生活簡史

不要把《現漢》僅僅當做一本工具書，它也是一部中國人的生活簡史。多少年后再次拿起，你能清楚地從一版《現漢》中看到當時的人們在想什么、做什么。比如第6、7版《現漢》就是了解21世紀頭10年中國的最好工具，【悲催】【給力】【廣場舞】【點贊】【電子商務】【裸考】【人工智能】【刷屏】【微博】【微信】【顏值】，活生生的社會生活變化躍然紙上。

2017年伊始，“1992年生人已是中年”的說法讓80后亂了陣腳。事實上，隨著80后、90后步入社會中心，他們的話語權越來越重，那些老一輩不理解、不習慣的生活方式和語言，慢慢會變成社會的主流。而《現漢》作為時代的記錄者，永遠活在當下。比如，已經有老師準備下次修訂時提議收錄【開掛】。

5月9日，元素周期表113號、115號、117號和118號4個新合成元素的中文定名正式推出，“钅爾”（nǐ）、“鏌”（mò）、“石田”（tián）、“公式”（ào）四個字不僅要在第8版《現漢》和第12版《新華》中和大家見面，封底的元素周期表也要換一張新圖了。

辭書人為了讓詞典保持時代性，要不斷發現新詞。一般人的看報就叫看報，辭書人的看報叫“勾乙”，他們要在幾十種報章雜志上勾畫出新詞新語，發現新的義項，不能挑三揀四，不能漏行少篇。針對網絡媒體的龐大信息數據，詞典室還有專門的新詞新語發現系統，能在各種語言素材中抓取新詞，納入語料庫。每個詞的使用頻率、分布狀況，在電腦上一目了然。

共享單車爆紅，這個詞會不會收呢？參與6、7版《現漢》編寫的郭小武解釋說，“單車”本來是港臺方言詞，由于音節簡短和時髦被廣泛使用。【共享】和【單車】已經各自成詞，兩個詞組合推演的產物或許不再收錄。此外，共享單車能火多久也是一個問題。在辭書界，詞語都有生命周期。詞條不能曇花一現，需要隔版修訂的觀察和等待。目前《現漢》修訂頻率大致為五年一次，按理每次要淘汰近十分之一。

雖然在緊跟時代，中老年人對社會的觀察肯定不如青年。有一次開會討論提到“熱褲”這個詞，有的老前輩還以為是能發熱保暖的衣服，是冬天專給上了歲數的人穿的，詞典室里最年輕的80后姑娘付娜繃著臉不出聲，心里笑得前仰后合。

《現漢》的字母詞一直爭議不斷。有人做過統計，第3版《現漢》出現首批39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到第7版已擴充為335個。事實上，詞典室對字母詞的收錄比漢字詞更加謹慎，只有在社會生活中常用的詞條，才能加入詞匯表。付娜舉例說：“現在很多家庭都開SUV，這樣說起來很簡潔，可是它的中文全稱叫‘運動型多功能車’，生活中強說起來不會很奇怪嗎？既然生活中有這些詞，不知道的讀者自然就會有疑問，如果讀者查不到，這本詞典就沒有發揮出功能。”

聞錄

低頭族、刷夜黨，可能也是職業病

辭書人每天工作是什么樣？郭小武研究古文字出身，還會編程做軟件，他曾經發明過一種輸入法，專門對付偏難怪字，就連上面提到的新詞新語發現系統也是他的大手筆。2006年進入詞典室以后，他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新詞的發現上。

除了常規的勾詞和檢索，郭小武還是個“低頭族”。看電視、聽廣播，在地鐵上觀察人聊天，坐出租車聽司機扯閑篇，在商場不買東西專看門看標簽，他時刻拿著手機，把生活當中任何看到、聽到的新詞都記錄下來，平均每天能發現20多個。他能夠做到遇到某個詞，就知道哪些需要檢查是不是新詞，詞典當中是否已經收錄為詞條，沒有多年的辭書編輯經驗不可能鍛煉出這樣的敏感。

和郭小武說話十分考驗記憶力，因為話題經常被收詞過程掐斷。“哎我稍微打斷一下，這個沒有也說不過去啊……”正說著，他示意我停下，熟練地翻開《現漢》，嘴里直念叨，“這怎么沒有呢，這應該有啊。”就好像突然想起一件要緊的事情，停下進行中的一切，接著掏出手機，在密密麻麻的詞匯列表當中加了一條。

他隨手拿起一張報紙，才5秒不到就在版面的中下部發現了一個新詞：“‘時陣’這個詞很好，表示‘時辰’‘時候’，符合構詞規則，它在一般詞典里頭找不到，不過閩南語和北方方言都有相應的用法，有一定通行基礎。閩語保留的古音古義非常多，閩語、粵語、吳語、客家話、湘語平話，都是漢語的活化石。這個詞好，好，好，非常好！”說完他掏出手機，又記一筆。

詞典室統計過大家的一周編纂效率，結果發現坐班的周四效率最低。因為各種會議和研討全都找上來，給人做事的時間反而很少。“出活兒”其實都在家里，熬到夜里一兩點鐘都是家常便飯。這份工作不由人催，也沒人看見。

琢磨

集體決策堪比相親節目里的滅燈環節

通過日本影片《編舟記》，辭書人的工作第一次進入了公眾的視野。一摞摞如山的稿件，一個個漫長的夜晚，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辭書編寫的真實樣貌。擺在主人公面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定義“右”。這個概念實在太簡單，簡單到我們不曾想過需要用文字去定義，但這也在辭書人的工作范圍之中。日本的辭典用時鐘上的點數、詞典本身頁碼的相對位置來描述方向。

那么，中國辭書人是怎么定義“右”的呢？翻開《現漢》就知道了：“面向南時靠西的一邊。”原來在我國古代，坐北朝南、用左右指稱東西的傳統一直延續，例如北京城的左安門和右安門，再如一度特指山西省的“山右”。相比日本辭書強調的人情味，中國的詞典更注重簡潔、科學和文化傳統。

很多稀松平常的東西，一旦落到紙面上就變得困難起來，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是。為了一個精當的解釋，老師們要跑圖書館查很多資料。一個釋義怎樣通清理順，總要時時惦記。吃飯時來了靈感，經常才提起筷子就放下了碗。

“大家往往只看到一個詞條收到詞典上來，看不到有多少人在底下做了多少努力。”付娜舉例說，“第6版的【二手煙】改了八次，到截稿還沒定下來；第7版的【七月流火】改了七回，因為古今對它的理解出現了轉折，如果交代不清楚，讀者就不能甄別判斷。”

辭書修訂的集體決策有點像電視相親里的滅燈環節，每個人有一種代表自己的顏色，如果認為值得收錄，就在詞條前打一個圓形，再傳給下一位。一圈下來，許多詞條前面都亮起一串紅藍黃綠的“小彩燈”，“亮燈”越多，就越可能入選。

比如【合力】原來只是一個物理概念，是名詞詞性，近年來在使用中也逐漸出現了動詞詞性，表示一起出力；老師們全體亮燈，一個新義項就誕生了。和電視節目不同的是，“滅燈”多的詞條不一定就被淘汰，修訂主持人、語言所領導和相關部門都會參與決策，如果確實有收錄意義，詞條就能“復活”。

王楠曾是第7版《現漢》的語文新詞組組長。當時審完一稿她要全稿通讀，下面四個組員再各領一百七十多頁，“亮燈”討論后再交給主持人。編字典要靠“老中醫”，經驗越豐富，把握的感覺越準，說出話的分量也就越重。“統稿趕工的時候要加班，時間非常緊張，這個時候就不能在家工作，大家全部集中到辦公室來。”

心傳

煉字百萬，歸入平凡

把待修訂的詞典破拆兩本，按奇、偶數頁分別裁出詞條，逐條貼在硬卡紙上做成詞條卡片，再按原順序梳理整齊。裁剪詞條最考驗人的耐心，詞條要分別粘貼，而詞典的字號又極小，每行文字還不到3毫米寬，因此稍不留神就會把詞條剪壞。試印本有53000多詞條，做好就變成53000多張卡片，按照順序理好裝盒，能填滿十幾個柜子。

五十多年前，剛剛參加工作的韓老使用的就是最原始的卡片方法。隨著電腦的普及，卡片法淡出了歷史，但辭書人的心始終沒有變過。“能在語言所詞典室參與這兩本辭書的修訂，我們都覺得這是很幸運的事。咱們每個人從小都在使用、都在受益，我現在都還記得七幾年我們小時候的字典，前面還印著毛主席語錄呢。我們把詞典編得好一點，對學生和一般讀者就能產生點積極影響。”王楠把“幸運”和“受益”幾個字念得很重。

幾位受訪者所在的602室，是詞典編輯室的“大本營”，編輯室主任譚景春、第6版主編江藍生在主持修訂工作時也在這里辦公。對門兩三個房間也屬詞典室，原有哲社組、科技組、資料組的分科，但近來也并不嚴格。看著他們忙里忙外、進進出出，這次訪問不能遍及，他們的名字在每一冊辭書的扉頁里，而他們的故事，只好留待下次探尋。

辭書人最熟悉的兩種聲音都是在指尖發出的。一個是手指在書行間游走的唦唦聲，一個是鼠標和鍵盤的嗒嗒聲。這兩種聲音，連同69000多詞條，陪伴辭書人度過了每一個白天和黑夜，春天和秋天，更以一種嚴謹、實錄、細微的方式準確記錄著時代的變遷。是的，《現代漢語詞典》不僅僅是一本工具書，它更是一部語言學視角的社會檔案。（原題為《世界辭書銷售之最 新中國第一部規范性辭書：現代漢語詞典洗練一甲子 字字盡珠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