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就老了？當然不是。

但在職場上，35歲確實是個招人嫌棄的尷尬年紀。各種招聘廣告，往往劃了條“35歲以下”的紅線。即便是白領，一旦邁入35歲門檻，就要憂心忡忡，擔心自己未來的職場生涯，“35歲門檻”成了一種社會現象，“35歲職場焦慮癥”也漸有泛濫趨勢。

有鑒于此，繼去年兩會之后，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再次提出相同建議：逐步放開公務員錄用的“35歲門檻”，倡導全社會招工消除職場年齡歧視，幫助再就業人群打破35歲年齡限制。

除了蔣勝男代表之外，全國人大代表、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林勇日前也表示，他將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提出建議：考慮放開公務員考試35周歲限制，解放中老年勞動力。

為什么要執著于先要拆除考公的“35歲門檻”？林勇代表認為，“35周歲限制”現象或源于公務員招錄。解鈴還須系鈴人，其實無論公務員招錄是不是“35周歲限制”的“系鈴人”，作為一項國家級的招錄考試，其招錄政策上的設置與變動，都具有風向標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而且，公務員招錄條件的改變，可以由一紙公文上傳下達，變化會來得那么快那么直接，變革的成本也相對較小。由此而言，拆除“35歲門檻”，從公務員招錄破題，確實可以提高消除職場年齡歧視的速度和效率。

不過，拆除考公門檻，只是邁出一小步。全面消除職場年齡歧視，還須有更深入的思考，全方位的響應與聯動。否則，就可能發生一些反對者所預言的情況：35周歲限制放開了，只能給本就競爭激烈的公務員考試火上澆油，甚至催生一個個的“范進中舉”。

從勞動力資源的總量與配置上看，如果不放開35歲年齡限制的門檻，則意味著社會勞動力資源的短缺。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 2020》顯示，1985~2018年間，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23歲上升到38.39歲，其中城鎮38.37歲，農村38.42歲。這說明，事實上我國勞動力的整體年齡早已邁過“35歲門檻”。而且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死守“35歲門檻”，則會陷入“就業難”與“用工難”的兩難處境。

其實，祛除道德批判的意味，所謂的職場年齡歧視，說到底就是個利益計較與勞資博弈的過程。數據顯示，在我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5年，而集團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7—8年。從這個角度去看，不斷優化企業發展生存的營商環境，讓企業活得更久，發展得更加壯大，從而擴大就業容量，提高用人水平，具有擔負起更多社會責任的能力，才是消除職場年齡限制門檻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