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名入額法官，2016年審結案件48522件，同比上一年度增長28.75%，一線法官人均結案達到405件，法定審限內結案率提升至99.82%，生效案件改判發回重審率降至0.13%；2017年第一季度結案11445件，同比又增33.67%。

在案多人少矛盾尤為突出的廣東省珠三角地區，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用這組數據為司法改革交出了一份可圈可點的成績單。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2015年以來，中山第一法院通過繁簡分流實現專業化審判，采取購買服務的方式剝離審判輔助事務，以智能化建設拓展司法資源等改革舉措，讓全院上下高效運行，審判質量與效率得以大幅提升，“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一改革理念在實踐中得以驗證。

近5年來，中山第一法院收案數一直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持續上漲。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大數據平臺信息顯示，2016年該院新收案58118件，在全國3177個基層法院中排名第五。法官數量的員額控制和案件劇增對審判人力資源的迫切需要這一矛盾，倒逼著改革勢在必行。

中山第一法院院長羅嘉浩介紹，經過調研并綜合分析法院的實際，他們把目光聚焦在了法院的專業化建設，探索專業背景下的繁簡分流機制。

為了在消化案件的同時打造審判精英化，中山第一法院以案由相近為原則，在民商事審判領域組建了25個普通審判單元，還另設金融、家事、民間借貸等5個單元，專門審理案由相同、受理案件數較多、法律適用相似等類型化案件；在刑事審判方面，組建1個簡易速裁審判單元和5個案由相對固定的普通程序審判單元。審判單元內，根據案件難易程度實行“1法官+N法官助理”制度。

“通過此項改革，我們實現了以50%的審判力量審理80%的簡易類型案件，50%的審判力量審理20%疑難復雜案件，效果非常明顯。”羅嘉浩告訴記者，以“6名法官+12名法官助理”組成的金融審判單元為例， 2016年結案3832件，法官人均結案639件，法定審限內結案率高達99.77%，服判率高達98.86%。

該院專業化建設的另一舉措是將耗時耗力的輔助事務徹底剝離，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方式完成，讓法官及其助理發揮專業優勢專注審案。

“為了放心讓社會機構去做，針對委托事務中各訴訟程序的節點，我們建立了26個操作規范，以此確保辦理結果的可控、唯一、合格。”該院副院長廖志良介紹，目前，已有58項審判輔助工作實現社會購買，有審判服務、執行服務、直接送達、速錄、司法委托、信息錄入、訴訟材料收轉、檔案管理等十多個小組為法院提供服務。

記者在該院審判服務中心看到，幾十名第三方的工作人員正在緊張有序地忙碌著。從新收案件材料的整理到法律文書的發送，從案件的排期到法庭的安排等審判輔助事務的每個環節，都由不同的人員專門負責。在檔案管理中心，近2萬件案件的卷宗堆積如山，淹沒其中的十幾名第三方工作人員按不同的流程，分別負責卷宗的整理、電子掃描、裝訂歸檔等工作。

“由于第三方機構對委托事項實行定人定崗定責，注重對各崗位人員專業技能的培訓，這些人員的職業化水平和效率越來越高。”廖志良說。

改革后，法官只做審判中最核心的“審、判、寫” （審是開庭，判是簽發文書，寫是撰寫部分判決書），負責主持庭審、案件評議、實體審查案件、撰寫部分裁判文書及簽發。而法官助理則專門協助法官“管、核、寫”（管理法官案件事務，審核審判服務結果，撰寫大部分法律文書），負責審查訴訟材料、組織證據交換、召集庭前會議、主持調解等工作。

記者采訪中發現，在該院的每個案件的卷宗袋上，都有一個二維碼，在每個流轉環節，接收人都要掃一掃這個二維碼。

廖志良介紹說：“這是我院研發的卷宗管理系統，每本卷宗都有獨一無二的二維碼和編號，在立案時生成。通過手機軟件APP掃碼，不僅能快捷的簽收和記錄案件信息，了解其流轉情況，還因為節點管理的強化而大大縮短辦案周期。”

為了實現管理模式與工作手段的創新，該院制定了智慧法院建設三年規劃，自主開發事務管理、移動端APP和自助服務三大系統，涵蓋了人力資源管理、開庭排期、訴訟保全、司法報表引擎、司法公開、法院移動端平臺、庭審簽到APP、卷宗流轉節點掃描APP、統一立案平臺等16個項目。

羅嘉浩告訴記者，目前已建成投入使用的有法庭資源管理、卷宗簽收流轉簽收等13個項目。借助信息化，司法資源得以優化重組，最大限度提高了資源利用率。

到今年5月底6月初，他們研發的法律文書輔助生成系統有望投入運行，到時可實現金融借款合同等糾紛案件裁判文書的一鍵生成，庭審結束即可宣判。

“我們的目標是，通過改革建設一個專業化、智能化、高效率的新型法院。”羅嘉浩說。

（原題為《法治中國行·司改新成效中山第一法院：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