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歐盟因為經濟發展受阻、難民問題突出而充滿變數。德國作為歐盟的領頭羊，今年又是大選年，右翼政黨是否會上臺，引人關注。為此，《上海書評》邀請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孟鐘捷回顧德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反思極端民族主義的危害。孟教授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世界史和德國現當代史的教學和研究，著有《德國簡史》等，譯有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名著《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等，主編“二戰戰敗國的改造與反省”等叢書。在孟教授看來，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并非只有出現在德國，而是出現在不少歐洲國家——法西斯主義在此時期成為一種“流行趨勢”。這表明，極端民族主義不是德國病，而是一種現代病（或稱為“現代性的病態”）。

孟鐘捷像（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相比于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曾長期處于封建割據狀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俾斯麥手上才形成，這對德國的民族心理和后續發展有何影響？

孟鐘捷：在我看來，有三個主要影響：首先是對強人的期待。在俾斯麥統一德意志前，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如1848年革命中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中的知識分子）也曾想過用民主方式來實現夢想，但都未能取得成功。只有俾斯麥這樣堅持“用鐵和血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家，才最終完成統一大業。這讓許多人不自覺地把國家發展命運寄托在一兩個“領袖”身上，特別是后來的威廉二世與希特勒由此獲得了民眾的支持。也正因如此，即便在《魏瑪憲法》的制定過程中，連馬克斯·韋伯這樣的左翼法學家也不斷呼吁設立一個與民主議會相抗衡的“全民選舉產生的總統”——這是后來被多次詬病的憲法第四十八條的來源之一，即賦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廢止民主權利的大權。

描繪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宮鏡廳登基的油畫作品，穿白色制服者為俾斯麥，并非真實的歷史場景。

其次是對戰爭的迷信。俾斯麥是通過王朝戰爭來實現統一的，戰爭及其暴力性由此被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賦予了神圣性。一戰爆發前，一批知識分子在一份公開宣言中便聲稱，這場戰爭將決定“商業民族英格蘭”與“英雄民族德意志”的優劣勝負。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也從不否認戰爭是所謂“優秀的雅利安民族”重返世界巔峰的必由之路。當一戰后《西線無戰事》這部反戰小說在國際上大獲榮譽時，它在國內卻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責和侮辱。這恰好反映了1920年代的社會心理，而且這種心理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

最后是對統一的堅定。德意志在十九世紀初還是一個地理概念，至多成為所謂文化民族主義者的一種心理崇拜對象而已——他們甚至認為，這種分散性的、文化性的民族存在（文化民族）要比如法國那樣集中性的、政治性的民族存在（政治民族）更高尚。然而在俾斯麥統一德意志后，統一便成為德意志民族的基本心理定位。盡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仍然具有鮮明的繼承性，但德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卻得到了強化。1949年后，德國分裂，但堅持“德國統一”的聯邦德國與1970年代起宣揚“兩個民族”的民主德國相比，最終仍然是前者占據上風。

說到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能否稍微展開談談，它在現代德國社會還有多少影響力？

孟鐘捷：文化民族主義主要指以文化為參照來界定民族的一種觀念。在這里，“文化”包括語言、文字、歷史、思想、心理趨向等內容。在拿破侖入侵德意志前，德意志知識分子已產生了一些民族意識，例如德語的地位被拔高為“元語言”，被稱為“德意志所有詩人的老師”的克洛卜斯托克不僅創作了大量民族史詩，還大膽地用德語的自由韻律來歌頌“祖國”，此外也有人首次提出了“民族精神”。文化民族主義者阿恩特在詩中說：“德意志人的祖國在何方？最后來為這偉大的土地命名吧！哪里有德意志母語的聲音在回蕩，哪里有歌頌上帝的上帝在唱響。”這種把語言等文化因素作為民族自我認同的標志，當然也出現在法蘭西民族主義者筆下。

但問題是，當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者使用這種論證策略時，他們并沒有如法國人那樣的政治性民族共同體。直到十九世紀初，德意志人仍然繼續生活在中世紀的政治框架內——即一個分散性的邦國分立式“帝國”。在該帝國內，身為皇室的哈布斯堡家族專注于奧地利的利益，無心也無力繼續維持帝國事務；其他邦國則滿足于所謂“邦國主權”的理論。在這種背景下，所謂“德意志”的民族意識也只能在文化上尋求共鳴。

不過，盡管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對現狀深感不滿，如席勒那樣感慨“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塊地方”，但他們并不氣餒，反而進一步論證“文化民族”的崇高性，如梅尼克在其名著《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所言，“偉大的德意志民族”（作為文化民族）“卻有可能被視作眾多國家民族的集合”。不可否認，這種表述的背后，大概也存在著一些“酸葡萄”的心理，但作為當時的德意志人而言，似乎也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聊以自慰。正因如此，像赫爾德這樣的文化民族主義者耗費大量精力去收集“民族的聲音”（詩歌）。

今天來看，文化民族主義重視感情，輕視理性，美化歷史，傾向于強調德意志的“獨特性”。這些努力自然對后來的德意志歷史進程產生了影響，如歷史主義觀念的形成，甚至也同極端民族主義的自我標榜也脫不了干系。但在當時環境下，這種論調卻應該得到理解。它是一種自覺的文化防御表現。只有在拿破侖戰爭所產生的政治現實面前，它才有可能面臨轉型的契機。

當然，文化民族主義的思維特征并未伴隨政治民族主義的興盛而消失。在此后歷史進程中，但凡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認同受到威脅，文化民族主義的某些概念、論調、邏輯都會出現。例如在當下難民潮中，右翼政黨便時常以感性方式來引發民眾對德意志文化淪喪的警覺之心。

一般而言，內憂外患以及內外戰爭對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影響甚大，對德國而言，該怎么看待戰爭問題？

孟鐘捷：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可以深入分析：首先，戰爭是一種啟蒙。如果沒有拿破侖戰爭，德國民族主義大概仍然會停留在文化民族主義階段，即認為民族可以通過文化而非政治來凝聚。但在拿破侖入侵德意志后，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識出現了重大轉折。費希特在柏林大學的演講多次提出“德國魂”的問題，實質指向了民族統一的政治任務。正是在此背景下，普魯士改革吸引了一群外邦人，民族解放的大旗也格外受人重視。

第二呢，戰爭是一種催化劑。直到1848年革命，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仍然是自由主義者，他們堅信“統一與自由”可以兼得共享，但殘酷的現實卻迫使他們必須重視兩個目標的先后性。普魯士的不少民族主義者便在俾斯麥的戰爭進攻下失去了對于自由主義的追求，倒向了統一至上觀念。例如1848年革命的參加者、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卡爾·舒爾茨在普奧戰爭結束后，對俾斯麥做出了如下這般充滿著崇敬之情的描寫：“（俾斯麥）雙肩上長著一個大腦袋，整個體形給人一種偉大的感覺”，“這位非凡的人物……肩負著一個偉大國家的命運”。

威廉二世

第三個方面是負面的，即戰爭是一種毒藥。1890年代起，當德意志人夢想著“陽光下的地盤”時，戰爭便被美化為民族攀登世界巔峰的必要工具。威廉二世身著軍裝的形象隨處可見，軍人的地位不斷提高，對戰爭的渴望伴隨著排他性民族主義的興起，成為德意志帝國末期的基本社會風貌。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們感受到現代戰爭的可怕之處，但戰爭之毒仍然未能從德意志人心目中被祛除。無論是“背后一刀”的謊言（即認為一戰中的軍人并未在戰場上失敗，而是輸給了后方的革命者），還是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反復渲染的戰爭之命運，都體現了德意志人對戰爭的沉湎之情。這種毒藥至少讓兩代人都淪為“戰爭一代”，無論肉體還是精神，他們都深受戰爭之害。

有學者稱，德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落后國家的防衛型民族主義，您怎么看？

孟鐘捷：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與英法等國家相比，德國的民族主義形成時間較晚，而且與其他現代化發展同步，以至于造成民族統一、工業發展、社會轉型等多種問題集合在一起，使之相對而言顯得不從容，而且不得不面對更多的困境，特別是在民族主義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英法民族主義演進，大多體現為包容性，即把政治疆界之內的民眾統合到民族這一共同體內；與此相反，在德意志，民族主義演進逐漸出現了排他性的特征。如1848年革命，“大德意志方案”的失敗便源于奧地利不愿意放棄非德意志人。

德意志帝國建立后，這種排他性民族主義又延伸到排猶行動中。這種排他性最初是以自衛為目的的，因為在不少人看來，只有保證民族的純凈性，才能締造一個偉大共同體；然而到納粹時期，希特勒卻著力為一個“優秀的民族”尋找更多的“生存空間”，如此一來，這種排他性便從防衛型演化為進攻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上述說法同樣值得反思。它或許是用靜止的視角來觀察長達兩百年的德意志民族演進歷史，并不完全符合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發展現實。

德國民族主義曾走向極端，給世界帶來了災難，如何預防極端民族主義的產生？

孟鐘捷：實際上，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并非只有出現在德國，而是出現在不少歐洲國家——法西斯主義在此時期成為一種“流行趨勢”。這表明，極端民族主義不是德國病，而是一種現代病（或稱為“現代性的病態”）。在這一意義上，極端民族主義的產生是無法預防的，它多多少少地會出現在現代人的思維、表達和行動中。與之相反，我們可以考慮的是：如何防止極端民族主義成為大眾風尚，進而演變為世界性災難的前奏？在這一方面，德國的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鑒：

首先，如何理性地認識個體與集體的關系？民族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是以民族為依歸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并不具有孰先孰后的特征。追求個體的自由，并不以犧牲民族為代價；反之，實現民族之強大，也未必要以犧牲個體為要旨。在德國民族主義走向極端化的過程中，用民族共同體來壓制個體，便是一種可怕的體驗。

再者，如何理性地認識民族與世界的關系？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國際關系中的零和游戲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在一個無序世界里，任何民族只能通過不斷膨脹自我，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與利益。然而此舉必然會導致世界的進一步無序化。這種惡性循環是無解的，最終只能通過戰爭來部分解決問題。相反，在一個全球化世界里，只有理性認識到民族與世界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承認世界是由各民族組成的，各民族也需要世界來運轉，才能讓我們不陷入所謂“黑暗森林”中。

您對二戰后戰敗國的改造與反省也有不少研究，針對民族主義方面能否做些介紹？

孟鐘捷：這里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方面，德國正是通過戰后改造的方式，對其歷史上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極端民族主義做了比較徹底的梳理和反省。當然，這個過程也比較復雜，此處不再展開。但其結果是正向的，那就是民族主義的話題不再成為德國政府的工具——個別右翼政黨繼續堅持使用民族主義語調，但歷屆內閣都嚴守“政治禁忌”。

另一方面，對德國的改造，當時被置于“集體罪責”的理論之下。而這種理論恰恰被不少德國知識分子視作盟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觀”。正是在有關“集體罪責”的爭議中，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被不斷地激發與重現。我最近幾年關注1990年代以來德國有關納粹歷史記憶的爭論問題，便有不少同上述問題相關。它們表明，當代德國人在警惕本國民族主義極端化的同時，也頗為敏感地抵制任何將其民族認同“污名化”的嘗試。

德國的民族主義思想曾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思想界，您如何評價這種影響？

孟鐘捷：我沒有做過這一方面的具體研究，很難做出精確評價。但大概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一方面是由于近代德國的國家特征與近代中國相似，使得中國思想界愿意去思考兩者的共性，特別是如上文提到的“落后國家的防衛型民族主義”便是一例。當然，這樣做的另一種結果便是德國民族主義思想中的爆炸性元素也一并傳入中國，尤其是排他性的思維在一段時間內起到了并非正面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對德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具體變化，近代中國思想界的敏銳度并不高。一些留德學人通過自己的觀感體驗，似乎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另一些讀書人則根據（來自日本的）譯著發現或改造了某些觀念。但這些舉動大概類似于“盲人摸象”，并不全面，由此導致了不少誤解的產生。當然，一種思想的傳播，總是會遇到流變和挪用的現象。在這一方面，或許還得等待學界的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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