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劉春彥（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主題：《鏡廳：大蕭條，大衰退，我們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讀書會

時間：5月13日

主辦：匯智基金會

【編者按】

鏡廳的主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與康熙同一時代，論文治武功，在歐洲的君王中路易十四可以算得上最杰出者之一。在他的治下，法國經濟和武力稱霸歐洲大陸，路易十四因此被世人尊稱為太陽王。好大喜功是帝王們的天性，與中國皇帝的勒石紀功一般，路易十四興建美輪美奐的凡爾賽宮，以此為“權勢的舞臺”來彰顯自己的赫赫皇威。

舞者為了審視、糾正自己的舞姿，在舞池加裝大落地鏡以為參照。作為當時全世界權力場最重要的舞者，路易十四在建造凡爾賽宮時借鑒了這個創意，興建鏡廳，廳內17個朝向花園的落地窗，對面裝了17面巨大的鏡子。但與舞者的目的完全不同，路易十四是為了在權貴環繞，萬國來朝時，顧影自賞

鏡子的本來用途是認清自己，這里卻成為炫耀霸權，自我滿足的工具。普法戰爭之后，失敗的法蘭西在鏡廳受辱，德皇威廉一世選擇在鏡廳加冕；一戰之后，法國人指定鏡廳為德國投降之地；二戰中，法國向希特勒投降，又在鏡廳。

如果現實與鏡像時空錯換，今日洋洋得意的勝者，在鏡中的映射就是來日匍匐求饒的敗者。如果路易十四、威廉一世們，對過往有反思,對未來有理智，有興衰罔替的歷史觀，甚至對后世子孫的失敗有所預見，即便無法消弭爭霸野心，但起碼可以避免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時，不去做徒增國家仇恨的無聊之舉，譬如在鏡廳的種種。

危機不可避免，但傷害可以減少。

引而申之，在經濟世界亦然，1930年代的大衰退，之后大繁榮，研究和反思非常之多，但2008年的金融危機照樣爆發，說明人們無法完全認清自我，反思不能完全有效，但還是部分有效，起碼沒有形成1930年代那樣的惡果，以及釀成此后的二戰。

因此反思至關重要，面向未來，到底我們該做什么樣的反思？從1930年代以及2008年的危機，互為鏡像，可以讓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那么，我們該如何反思，來應對當下中國乃至世界的種種危機。

5月13日，在匯智基金會主辦的匯智讀書會上，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春彥分享了對巴里·埃森格林所著的《鏡廳：大蕭條，大衰退，我們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的讀書心得。以下為劉春彥演講實錄，以及在演講中引起的即時討論。

為什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會爆發金融危機。到現在為止，美國對這場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沒有統一的認識。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機危機之后，大家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看法有所改變，因為這兩場危機在本質上可以互為鏡像。

《鏡廳：大蕭條，大衰退，我們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這本書前面一部分講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一部分講述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全書進行對比。

何帆在《財經》雜志寫了一篇文章，資料來自于這本書。他寫道，鏡廳是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里最豪華的殿堂，廳內有17個面向朝向花園的落地窗，對面是17面巨大的鏡子，舉辦舞會的時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如夢如幻。何帆認為，作者可能暗示，通過這種方式大家可以認清自己。

三十年代的金融危機要追溯到凡爾賽合約。因為合約對德國有非常苛刻的條件，要求德國做出巨額賠償，德國破罐子破摔，制造惡性通貨膨脹，因為通貨膨脹可以輸出，這是后來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出現的重要原因，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德國包括整個歐洲非常害怕通貨膨脹。

埃森格林認為，一戰后歐美各國錯誤地恢復金本位制，以為這樣就能回到戰前的黃金時代。最終導致金本位制束縛了各國的手腳，即所謂的黃金的鐐銬。埃森格林還有一本書《黃金鐐銬》，他在書中一再表示人們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防止所有的金融危機。因此，盡管世界不能避免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但可以減輕危機的嚴重性，原因在于我們可以吸取經驗。

埃森格林認為存在低谷危險傾向的原因有三：一是心理因素。人們有持續性的偏見，潛意識認為未來就與剛剛過去的一樣；二是天真的傾向，即教科書認為金融市場是有效的。證券市場的有效性分為強有效性，中有效性，弱有效性。到今天，大學的教科書仍這么講，理論一代一代傳播下去；三是政治原因，華爾街一些大銀行，只有輕度的監管。

兩大危機之前都有這種天真的想法。在2007年年初，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貨幣通脹委員會出的報告都認為經濟會增長，需要的是防止出現通貨膨脹。到2007年9月，它公開的年會還堅持 此前的看法。在2006年的12月份，世界銀行第一次在中國發布2007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報告里指出在未來的25年，發展中國家可能升為全球經濟的主角。結論可能沒有錯，科技快速進步，商品和服務貿易快速發展，以及金融市場主體化的加速將會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這是2006年的判斷，當然經濟長期增長，在更長的周期看來，可能達到。至少從2006年開始到現在，這十年是如此。美國的一些權威機構，包括歐洲的一些機構認為2007年經濟會增長，對2008年經濟增長也做了預測。

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也有這種天真:當時世界已經進入穩定的新時代，當時以福特的汽車為代表的技術革命使美國進入新的階段。因為福特汽車是窮人、工人都可以買得起的車，世界的銀行業進入了新時代。美聯儲在1933年建立，在這之前美國出現的幾次金融危機，最后由摩根財團來充當最后貸款人。其他國家也建立了獨立的銀行，包括我們的中華民國銀行，也有它的央行。但是即便權威的世界銀行也犯估計不足的嚴重錯誤。就如同2007年9月，即雷曼公司出事之前，美國權威機構還在預測全球經濟會有較快增長。

埃森格林在書里多次論證，成功是失敗之母。因為我們畢竟成功阻止了銀行金融體系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全盤崩潰，但是隨著銀行重整旗鼓的時間流失，推動銀行深遠改革的壓力反而減小。因此我們在做溫和地改革。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決策者吸取了20世紀30年代的教訓，避免了最尷尬的結果，由各國加大公共支出，降低稅收，央行降低流動性，不斷的注入金融市場，并且團結起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周小川在中國金融雜志發表一篇文章，大意是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

何帆對這本書也有分析，他認為，當人們試圖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決策時，可能會做出正確的決策，也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何帆將它分成四個不同的象限，第一個象限，正確的歷史認識，得出正確的決策；第二個是正確的歷史認識，錯誤的現實決策；第三象限是錯誤的歷史認識，錯誤的決策；第四，錯誤的歷史認識，但決策正確。何帆舉了幾個例子，第一個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決策者行動起來，避免了再次出現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簫條那樣的悲劇，但是2008年之后出現了跨越式的衰退。這是認識正確，但現實決策錯誤。 這里談一點個人感受，我覺得2008年之后的歐債危機比2008年金融危機更加可怕。這樣的案例還有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都是全球化的倒退。

何帆認為，經濟史學家對大蕭條的研究發揮了作用。大蕭條受錯誤經濟教條的影響，政府在最需要刺激經濟的時候，害怕財政赤字過大。反而使經濟局勢更加惡化，財政平衡也變成泡影，打個比方就是，本該臥床休息，偏要到戶外頂著寒風跑馬拉松，這叫不作不死。

這本書里講到羅斯福時代，解決金融危機的國會特別會議開的非常成功，羅斯福乘勝追擊，迅速的把目標從一個B擴展到三個B，第一B是銀行，第二個B是啤酒，第三個B實際上就是預算。

但是何帆的觀點和這本書不一樣。第三個B的影響最為深遠，就是預算。羅斯福是否兌現他的諾言，通過平衡預算來塑造保守的影像，很多羅斯福的批評者說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聯邦支出增長過快，羅斯福執政的赤字是美國歷史上除戰爭之外，公共債務上比胡佛在位時候更快。還有一些人認為赤字支出是新總統用來鼓勵大家的關鍵措施。但羅斯福一直強調公共預算。何帆對這件事是持批評的態度。1984年，我們國家制定預算法，2015年修改。但是我個人認為，預算法是有漏洞的。

錯誤的歷史認識，導致錯誤的現實決策。一戰之后，國際政治、經濟都有很大變化。

當時美國對關稅的征收從38%提到了45%，對美國經濟有多大影響？相當于1929年美國GDP的0.1%，影響很小。但是它造成了對全世界的對立，帶來的很多不確定。破壞國際合作的契約，引起相互報復，刺激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訴求。也可能對二戰的爆發有很大影響。

何帆認為，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這種保守使得美國深陷大簫條的說法夸大其詞。但是對立孤立政策的警惕已經深入人心，所以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決策者們反對采取貿易保護主義。

人類的認知是有限的，只能趨近而不能達到期望可以預測金融危機，做好應對下次金融危機，為下次金融危機做好充分的歷史建設。即使我們國家現在有頂層設計，能設計出來嗎？因為人類的認知是在不斷糾錯的，永遠在路上，沒有終點。只有在不斷的糾錯過程中前進了，才能預測金融危機，甚至避免金融危機。所以我認為必須要前進，不斷回顧我們走過的路。

牢記埃森格林提出的成功是失敗之母。即使我們在籌劃一帶一路，這只是開始，即使有朝一日取代美國，但是會有另外的國家取代我們。

【與會者發言】

《經濟學人·全球商業評論》主編吳晨：

中美是一個G2架構，如果G2搞好了，世界就平穩了

我對這本書的評價有兩點，一是以歷史為借鑒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對金融危機的分析沒有太多的新意，因為太多人討論過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出現什么問題。但是它從上一輪金融危機汲取的一些經驗，提出很多寶貴意見。我聽了剛才劉老師的發言，印象最深，啟發最大的，就是當金融危機在用刺激政策避免曾經出現的大規模金融回潮和失業的時候，我們應該利用金融危機去推進深遠的金融改革。對銀行業的改革其實更多是強調如何加強資本金監管。

看美國的復蘇，我們哀嘆沒有利用好這次金融危機推動中國金融改革，拖到現在，解決問題變得越來越難。第二，前兩天《金融時報》的馬丁·沃爾夫寫了一篇專欄，核心觀點是中國的債務比例現在是262%，由于不同口徑有人認為接近300%。中國是一個高度管制的金融體系，之前其他國家的經驗對中國不適用的。所有的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如果達到那么高的杠桿比例，在一段時期內將面臨很大的問題。中國近兩三年還沒有問題，但是也說明是在回避問題，到拖不住的時候，問題就嚴重了。同時近兩年，人民幣國際化的整個路程是停滯的，往回走。

第二個我想分析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如何看當下的特朗普政策，比如說國內的觀感和秉持西方自由主義者的觀感不一樣，我認為國內的觀感很大的注意力在特朗普政策對我們到底會有什么影響，他的減稅和基礎設施投資是無法同時做成，不可能在減稅的同時，基礎設施投到一萬億，同時還可以去監管，這三件特朗普能做成一件，就已經很厲害了。因為在美國政治現實操作上，國會做成一件事就很有效率。如果特朗普能夠改變國會，結果就會不同。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特朗普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尼克松？因為他的決策方式，如果讓共和黨內出現幾個倒戈的，又假如特朗普和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他的政權就很麻煩。我認為特朗普的行事風格很重要。

強調一點，金融危機其實是全球化的發展。尤其中國加入到全球體系快速發展，它帶來的結果以歐美為出口地。當歐美在相對低的金融成本和中國金融衍生品的無限發展，超出能力的消費，二者結合，不僅會導致次貸頻發，還會有其他的問題。

反過來講，我認為中國沒有到可以自立門戶，拋開現有體系去建另外一個體系的程度。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經貿合作，中美關系能搞好，再出事都沒問題。在一戰后美國取代英國是有一套規則。如果我們現在要另起爐灶，首先要對現有的規則做修補，然后加入新意。第三在金融危機的處理過程中，有必要對銀行業進行監管。比如說，大銀行的法務人員、合規人員，在金融危機之前可能不超過1000人。但是現在很多大企業的合約人員可能將近一萬人；第二個，比如說合規的風險點，在危機之前大的銀行的合規中心點一般是上萬，現在的合規中心點是上百萬，其實金融監管，走到了一個反面。華爾街對特朗普上臺可能期待最多的，不是減稅，而是把監管去掉；第二是打破華盛頓的僵局。因為奧巴馬有很多好的政策，但是沒有辦法推進，如果特朗普能對美國行政體系做一定改革，美國經濟釋放出來，那國力不得了。這一點，中美關系是良性的互動。我覺得良性互動是非常好的一個契機，中美是一個G2架構，如果G2搞好了，世界就平穩了。

私募投資人談佳隆：

這次股市下降是有很深刻的原因，就是釋放風險

這個話題是一百年來最核心的問題，政府和市場在經濟周期中的關系問題，中國這幾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負債上升，推動資產相應也上升，未來會導致市場資金非常緊張，錢荒是必然的。那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非常同意一個看法，現在金融市場大問題就是期限錯配，大量都是長期錢，短期錢回不來，這給目前經濟金融情況造成非常大的風險。而目前政府的思路是凍結外匯市場，凍結房地產市場，讓風險在其他地方得到一定的釋放和轉移，所以這次股市下降是有很深刻的原因,就是釋放風險，但能撐多久，能解決多少問題我有疑問。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是跟另外一本書《逃不過的經濟周期》一起看的，其實我們經濟面臨是幾個經濟周期拐點，主要是朱格拉周期、庫茲涅茲周期的拐點，其實我們經濟正面臨最困難的一個時間點。如何平衡經濟周期緩解流動性壓力呢？核心是剛才劉老師講的，通過制度改革提升效率問題。

因為你資產配置效率低所以沒有現金流，沒有現金流導致金融風險在不斷地通過債務集聚，所以如果說債務風險崩潰、爆發的話，對于中國經濟是非常大的傷害。中國房地產周期已經面臨庫茲涅茲周期，從1998年房改開始這個過程中國已經走了近20年，這個周期或許正面臨拐點，所以風險釋放與否在于我們對效率的抑制與否，這體現在各種金融價值和金融市場的扭曲上。而這個東西的命根子在于政府控制資源的市場化程度依然不夠。

首先社會整體債務率提升，超過200%多了，地方政府在發展融資平臺上急速擴張，以及依靠間接融資模式為國有企業繼續輸血導致負債率攀升，房地產信貸資產價格上漲，居民加杠桿持續。有一個看法我也很認同，金融風險是永遠存在金融市場，不可能無視它，只有去找個能出去的出口。

現在的金融風險到底釋放什么？所有的抵押品都在土地跟房地產上，所有產品都基于房地產的效益。因為在土地上能產生回報。接下來如果效率進一步降低，這個游戲就玩不下去了。當然通過PPP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讓民企參與風險共擔是出路，但核心還是效率和效益要提升。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少卿：

美國經濟恢復非常好，因為它的風險在金融危機時出清了

我講三點。第一點中美關系非常重要的。世界銀行特別強調發展中國家將來會成為整個全球經濟的主角。但事實上，即便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這種觀點可能得到了強化。美國經濟恢復非常好。因為它的風險在金融危機時出清了，中國沒有出清。

美國顯然不是把危機轉移出去后經濟復蘇的，關鍵還是技術核心，人工智能包括最新的互聯網技術的應用，這種新的互聯網技術的創新和擴散，是現在真正復蘇的根本力量。這不僅對美國經濟有新的引領，對全球經濟的發展會重新帶來影響。

十年以后我們回看，可能還是美國在引領全球經濟，現在歐洲的情況也類似，雖然歐洲跟美國比要差很多，但是歐洲、德國所謂的工業4.0，他們在這方面投入的資源，以及他們所取得的成效來看，也在往好的方向轉。

3月底的時候我跟這本書的作者在新加坡開會碰面了，他在那個會上講了文章核心的觀點，他梳理了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流動的趨勢以及一些特征，他說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從境外流入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入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但是特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向全球流出的資本增長有兩個特征需要特別密切關注：第一是增長速度非常快，這個很好理解，因為過去發展中國家作為全球生產中心，特別像中國。對美元貿易的盈余，手頭的美元資產特別多，美元現金特別多，現在有一個很強的資本收縮的過程。

第二，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出有極大的波動性，也可以說是不確定性或者不穩定性，這是全球金融不穩定的巨大來源。在目前的格局下，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一段時間，要是不處理好，不但給那些發展中國家國內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也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確實需要全球協調和監督機制、監管機制，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三點，因為大量資本流出雖沒明確說，但最大的主體就是中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談人民幣國際化政策，他講了非常重要的觀點，他說如果人民幣要更多參與國際化，對這個大趨勢并不反對，但人民幣國際化對于人民幣自身體制有更高要求，人民幣幣值需要穩定，如果不穩定幣值，怎么可以成為全球的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國際貨幣的功能怎么發揮？所以，這個問題沒有做好之前，快速人民幣國際化不見得是好事。他說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對關系沒有處理好：開放的速度太快，國際化的速度太快，但加強國內金融市場建設和金融機構建設的步子太慢。沒有夯實內部的金融制度的質量，沒有改善中國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卻希望輸出更多人民幣，這種做法能不能成功要打問號；第二，如果能成功的話，這給全球金融市場注入確定性還是注入不確定性。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中國金融制度下一步的建設與改進有什么辦法。他有兩個角度，第一法律占金融市場里的比重；第二我們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制度，才能建立更好的金融市場，如何讓政府承諾變得有確定性。有確定性就可以大大地把風險貼水降下來。英國崛起時就是金融市場發展出了巨大的國債市場，促進了英國的金融體系的發展，讓英國擁有了財力，打敗了法國、荷蘭。

從更長的趨勢看，中國的國際地位會隨著經濟持續發展提升。我們也在既有的國民經濟的架構下，即便依然不做大的變動，也會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但是，我們要想使用好這個話語權，要真正發揮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當中建設者的角色，國內的改革必須加強，沒有全方位的改革推進，沒有更好的金融體系，恐怕很多想法也僅僅是想法，未必會成為良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