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的“認知外包”促進了科技的發展與分工協作，每個人對科技進步的一知半解并不妨礙我們充分享受文明進步的成果。但新書《認知幻覺》提出，同樣的不明就里卻情緒化的判斷會在公共政策議題的討論中帶來問題。科技變革所加劇的圈層化讓我們更容易陷入極端的“群體思維”，另一本新書《自滿階層》雖然是對美國階層固化的觀察，卻也適用于我們去澆中產焦慮的塊壘。

新書《知識幻覺》（The Knowledge Illusion）的兩位作者，認知科學家斯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費恩巴赫(Philip Fernbach)提出了一個“廁所實驗”。實驗很簡單，問任何一個普通人是否了解抽水馬桶的工作原理，幾乎所有人都會說自己很清楚。然后，再讓他們清楚解釋一下抽水馬桶的工作原理，大多數人估計講上一兩句就卡住了，很少有人能將廁所的工作原理一步一步清楚地列出來。

“廁所實驗”恰恰凸顯了我們之所以為人的長處與弱點。我們之所以異于動物，因為我們不需要了解大多數技術的細節。抽水馬桶怎么用，車為什么能開，互聯網為什么互聯互通，我們其實不需要知道背后的原理，卻并不妨礙我們享受新技術帶來的便利，我們可以熟練使用抽水馬桶、開車、上網。因為人是群居物種，在協作的環境里進化。每個人個體的思維能力都非常有限，但大量知識卻可以是通過群體傳播的，每個人的大腦都有限，但群體的智慧和創造卻可以在“云端”存在。按照作者的說法，人類的進化符合所謂“蜂巢思維”——擅長合作，依賴直覺，但頭腦之間的界限很模糊。

不過，“廁所實驗”也暴露出我們認知的弱點。我們自己以為我們懂了許多，但是當被問到技術的細節時候，我們才可能意識到自己的認知是想當然的、大而化之的。我們非常擅長將技能外包給別人，只是大多數人通常意識不到到這一點。這種對群體智慧的依賴推動了五千年人類文明史的進步，因為在擁抱科技進步的過程中，個體缺乏對每一個新技術的了解而外包出去，恰恰是一種賦能，加速了分工與協作。但是，如果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尤其是討論群體所面對的公共政策問題，個體如果缺乏對政策細節的理解，卻對應該實施什么政策形成了鮮明的觀點或判斷，就可能帶來大問題。

在很多領域，人們都會在對一些議題一知半解之后產生強烈的情緒化的判斷，而這種情緒化的判斷特別容易因為群體的圈層化而難以聽取圈層外的信息，進而形成某種極端的群體思維。由此來觀察西方反全球化的情緒，可以有兩種判斷。第一，在政治領域，理想狀態之下的賢人政治，應該超越民主或者群邙的政治。讓對議題一知半解，卻又以為對政策已經有明確判斷，其實卻不明就里的人，一人一票決定政策的走向，有可能選錯路，也有可能短視而缺乏長遠視野。第二個觀點，人類在政策議題上情緒化傾向的最好的制約是科學，這也是為什么科學體系被證明如此成功的原因。而政策領域內的科學體系，應該是法治。

在社交媒體時代，我們對圈層化與階層固化的焦慮，背后還有一層觀點非常值得思考，那就是社交媒體不再是多元信息傳播的大平臺，而日益成為圈層化的助推器，這會把一些群體思維推向極致，而更無助于階層之間的對話與協作，反而會加劇了層固化與階層的隔閡。

另一本新書《自滿階層》（The Complacent Class）的作者、經濟學家泰勒·考恩提出，美國正在失去激情，國民漸漸安于停滯，美國的創業精神也陷入了困境。生產力和生活水平增長緩慢，多元化被小圈子取代，正在帶來更深遠的后果。考恩對美國當下的觀察，同樣可以讓我們來解讀日益增長的中產對階層固化——同樣是圈層化——的擔心。

在社交媒體上，我們被思維相近的朋友和粉絲包圍，觀點因而被進一步強化，變得更為極端。當虛擬世界日益替代實體世界的時候，我們走出階層與其他階層偶遇和互動的機會越來越少，而當基于一知半解而不是透徹思考而得出的情緒化的觀念傳染成某種群體思維的時候，有限的互動也很可能“雞同鴨講”。

站在考恩的視角來打量信息技術（移動互聯、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一未來經濟發展的加速器，不難發現，如果放任信息技術的發展而不去努力改變其設置起物理與心理的新的藩籬，我們會在“自以為是”的懂得中變得“老死不相往來”，這無疑將讓社會共同進步與融合變得更為困難。

按照考恩的觀察，雖然在特朗普上臺前“政治正確”在美國已經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但由于經濟發展加劇的不平等，財富取代種族作為社會分層的要素，其結果是美國社會日益以收入和學歷分層，房價和租金將社區分隔，而高科技讓婚姻的“門當戶對”更為容易，都加劇了這種階層的固化。美國的精英們在餐桌上交談時可能會歌頌多元化，但實際上美國人正在把自己封閉在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里。無論是物理世界還是虛擬世界，走出同類人的圈層都變得日益困難。

此外，科技的變革，并非理想中那樣意味著不斷突破局限，而是泛化為對人的欲求的更好滿足。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怎么去看待“宅”。宅男對應的是類似于“餓了么”這樣滿足足不出戶需求的移動互聯網創新業態。在津津樂道新興服務業蓬勃發展時，很值得點出“宅”的另一面——一種被動享受科技發展的樂在其中，宅在家里，高科技帶來的各種服務可以遞送入門。但是當越來越多人宅的時候，他們對科技的應用已經不再是進步與擁抱“改變”，而是把信息技術的變革變成維持現狀、安于享樂的利器。

第二個是對美國夢之征服下一個邊疆的解讀。考恩在書中寫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有夢想——尤其是征服下一個邊疆的夢想。航天、登月就是那個時代的夢想。而當下，拜科技所賜，大多數人很容易就能感知這樣的夢想。科幻電影逼真的特效讓我們可以身臨其境地感知火星漫步、星際穿越和宇宙航行。但是，如果問五十年代的人會對當下科幻電影中逼真的特效感冒么？答案是不會。因為按照當時人的想法和愿景，六十年后人類早就應該殖民月球、登陸火星甚至飛出太陽系了。他們怎能想象，人類再次登上月球，至少要再等上六十年？

還好，可謂喬布斯繼承人的美國企業家馬斯克似乎是新一代執著于突破夢想瓶頸的人。除了電動汽車之外，他一面醉心于私人航天的發展，希望成為登陸火星的新新人類，另一方面也在探求人類大腦的潛能，探求“腦機互聯”的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斯克是在重新喚醒這種對未來的夢想，哪怕是烏托邦。如果馬斯克的“腦機互聯”（參見《經濟學人·商論》四月刊文章《我們能為你保存大把的記憶》）在不遠的將來成為可能，人腦可以直接——而不是通過群體的智慧——接入物理的互聯網和云端，也許可能幫助躍升群體的認知。

在那之前，多幾分謙遜，多幾分自省，多幾分換位思考，多幾分對所在群體智慧的懷疑，很重要。因為，科技所塑造的圈層的邊界已經日益強韌，而我們也越發難以理解，自己所認為的“真實”其實取決于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立場與自己的圈子。學習去看到世界上還存在其他各種不同的“真實”，培養一種跳出自己認知而傾聽與關注別人眼中的“真實”，或許是對階層固化焦慮的一劑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