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當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實現連續13年快速增長，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首超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是達到了1701.4億美元。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出現穩中趨緩的跡象。不過，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穩步推進，在海外投資領域，中國企業的身影料將更為活躍。在此形勢下，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5個問題：

中國企業為什么進行海外投資？

半個世紀以前，美國企業剛剛起步對外投資，當時主要考慮是離歐洲、亞洲等目標市場太遠，以及歐洲這類市場存在一些貿易壁壘。所以當時對美國企業而言，市場在哪里，企業就到哪里投資。后來日本企業也開始對外直接投資，不過日本的主要考慮是勞動力、土地這類生產成本上升，于是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一開始主要布局于東南亞，在這些地方生產完了之后，再出口到歐美市場。

但是，和歷史上的美國模式（最終需求驅動）、日本模式（生產成本驅動）相比，現在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不同的特點。比如，中國企業在海外大量投資于能源、礦產等自然資源，同時通過并購等手段，中國企業也在獲取歐美的專利技術、研發能力，甚至是中高端國際品牌。所以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是在全球市場尋求國內缺少的資源、技術和品牌，這些東西因正是我們所缺少的、是一種補充。所以有研究者（姚枝仲，2011）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概括為“價值鏈延伸”。

此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格局，也是國內市場生態環境的一種外化。比如，一些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國內市場受到了國有企業的擠壓、生存空間極為有限，這些企業在某種意義上是被逼出去的。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動機則五花八門，有的是為了擴大市場份額、有的是為了服務于國家戰略，有的原因則令人啼笑皆非。最后，從短周期來看，由于201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導致的資本外流加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當中也隱藏了一部分資本外逃。例如2017年3月，就有高層警告某些企業借海外收購足球俱樂部轉移資產。

總體上，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呈現出“價值鏈延伸”的特點，這和美國、日本歷史上的起步完全不同。這樣的特點，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都有不同的含義。因此，關于企業海外投資的動機、驅動因素的研究，也關系到后面其他問題的回答。

企業海外投資，投到什么地方？

如果一國的法律體系完備、政府管制較少、腐敗程度較低，通常我們將其稱之為“制度質量”比較高的國家。很長一段時間，理論界都認為，制度質量越高，就越容易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資。反過來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會更多地投到這些“制度質量”較高的國家。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發現，制度質量未必是一個好的解釋因素。因為在歐美一些制度質量較高的國家，中國企業反而不適應當地環境，表現出水土不服。而在拉美、非洲一些制度質量并不高的國家，卻相對比較容易適應。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制度距離”。在這種邏輯框架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會傾向于選擇和中國“制度距離”比較近的國家。

這方面，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的林越（2016）博士檢驗了在拉美投資的中國企業行為。有趣的是，他發現國有企業、私營企業以及不同行業的投資，對制度距離/制度質量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應機制。

一旦國際經濟學家提到“距離”，他們經常會考慮國際貿易中的“引力模型”。事實上，這個模型也被廣泛應用于國際投資當中，解釋企業對外投資的空間分布。考慮“制度距離”的因素，也是對引力模型的完善。不過，跨國投資涉及到匯率風險，尤其在一些匯率極具波動性的發展中國家，這是個比較大的問題。比如贊比亞的貨幣是Kuacha，有一年這個貨幣咵嚓一下就貶了50%，導致中資企業蒙受了很大匯況損失。因此，也有研究者加入了匯率風險來分析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李平、于國才，2017）。

從投資空間來看，特定的地區還有特定的歷史文化和政治背景。比如中非、西非國家，歷史上的宗主國是法國。在法郎區時代，各國中央銀行均在法國財政部設立“業務賬戶”，并將其大部分外匯儲備存入這個賬戶，以保證其貨幣與歐元的自由可兌換，而法國財政部則扮演著法郎區央行盟主的角色。在歐元區誕生之前，非洲法郎一直與法國法郎直接掛鉤，其后改為與歐元直接掛鉤，但是這種貨幣合作機制始終是根本。

和法國在該地區深耕幾個世紀的歷史相比，中國金融業在該地區的布局幾乎是空白，中資企業在該地區投資所需要的金融服務就難以得到滿足。因此，在這樣的地區，中國首先就需要尋求與法國的合作，利用三方合作的形式來開展國際投資。這個思路也同樣適合于中國與英國（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合作。

在歐美發達國家本土投資，中國企業面臨的則是另一個問題。除了傳統意義上要處理好與媒體、公眾、政府的關系，歐美的社會生態環境中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在福特考慮出售沃爾沃之初，洛希爾公司（又譯作羅斯柴爾德）就擔任了這次并購行動的顧問。得知這一消息后，洛希爾公司很快將這一消息告知了吉利，并作為中間人起到了引薦和撮合的作用。在國際并購當中，具有卓著聲譽的中間人，也是并購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另外，歐美智庫也是社會生態環境中的特殊因素。比如美國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在美國國際經濟政策中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也發揮著意見領袖的作用；再如中國一家企業收購德國的化工企業，德國人被驚到后，當地媒體采訪的就是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再如布魯塞爾的Bruegel研究所，就經常參加歐盟和各國議會的聽證會，參與各種政策辯論。

這些智庫不僅是上流圈層的接觸平臺，也會對公眾輿論、國家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一些中國的跨國企業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開始積極加入歐美的頂級智庫作為企業會員，通過這種方式融入到當地的社會生態當中，促成東道國對中國企業、中國經濟的認識能夠更加客觀和公正。在這方面，筆者有幸參與、見證了這一過程。2014年，國內某著名企業和Bruegel的第一輪合作磋商，地點就是我們研究所的會議室。

上面我們已經提到了對兩個問題的關切：為什么投資？投資到哪里？此外，我們還將進一步提出另外三個問題：中國企業怎樣進行海外投資？投資的效果和影響如何進行評估？政府在此過程當中應該發揮何種作用、如何去發揮這種作用？

上述每一個問題的回答，不但需要理論，而且還需要我們去大量的接觸現實。現在來看，理論還滯后于現實進展。所以筆者提出了這些問題，并不是試圖直接給出答案，而是給出理論研究去追趕現實的一些方向。在下一篇專欄中，我們將繼續提出后面三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