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副標題“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造的世界”，《朝服》（菲利普?博比特著，楊立峰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2月）這個書名和封面設計使它看起來更像一部小說。“朝服”出自馬基雅維利寫給維托里的一封信，其中說到他生活在農莊里：在樹林里聽伐木工講故事，在客棧里聊天；黃昏時分回到書齋，“在房門口，我脫下了沾滿塵土的白天工作服，換上朝服，整我威儀，進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宮廷，受到他們的熱心款待；……在那里，我毫無顧忌地和他們交談，問他們出于什么動機而做出那些行動，他們親切地回答我的問題。……我記下了一切，寫成了一本小冊子《君主論》。”博比特以這段話作為全書的結束語（198頁）。或許可以說，“朝服”象征著研究政治的人——無論專業學者還是街頭評論家——在精神上應該具有的“威儀”和毫無顧忌地與當代“君主”們平等交流的底氣。本書“作者簡介”稱作為政治學家和法學家的博比特曾任從卡特到克林頓四位美國總統的特別顧問，這反而讓我心懷警惕：在書齋學者與“國師”之間，博比特的“朝服”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呢？他的“馬學”之中具有何種現實關懷？

這個問題不難在他自己的論述中找到一些答案。在“序言”中，博比特說他研究馬基雅維利的“獨特視角”就是“作為一名憲法學者和外交與戰略史學者的視角”，他相信如果我們把馬基雅維利當作一種“新的憲政秩序的預言者，他的著作就能夠對外交家和政治家產生切實的巨大助益。”這樣的“獨特視角”建立在他關于目前這個時代的判斷之上：“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與馬基雅維利的時代相類似的時代——一種新的憲政秩序正在形成的時代”（3頁）。博比特在“序言”開頭就說一直以來人們對馬基雅維利的著作興趣很濃，但原因卻很難說清楚，而對于他來說，研究馬基雅維利的原因明確而簡單：是因為當今時代的問題。

關于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理論，迄今為止已有的研究著述用“汗牛充棟”也無法形容，其文獻之浩瀚恐怕連最權威的“馬學”專家也不敢聲稱全都了解。在這些巨量的研究文獻中所提出的問題之多更是難以數計，比如對于波考克出版于1975年的《馬基雅維里時刻》，有學者不無夸張地說“它提出了上千個問題，解決了兩三個，給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留下來幾十年的工作。”（菲利普?佩蒂特語）當我和一位美國法學院的學生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認為更要命的是這些研究成果中的許多有價值的問題也會被淹沒和遺忘。這也是博比特在撰寫本書時所具有的清醒意識，他明確指出“進行憲政與戰略研究的馬基雅維利”至今沒有得到正確理解，而“這個馬基雅維利才是他的重要性的真正根源”，因此他的論著將圍繞這個馬基雅維利展開。（8頁）他的研究結論也非常明晰：“這就是我所發現的馬基雅維利——一位憲政論者。”（9頁）作為“馬學”研究的門外漢，我只希望通過閱讀而思考“什么是我們自己所面對的‘馬基維雅里時刻’”和“什么是我們應該追尋的‘憲政秩序’”，這些在我看來同樣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博比特認為馬基雅維利“以歷史的視野來看待現代國家的出現及其基本的倫理特質”，而這種視野至今仍然重要。（3頁）該書第六章“馬基雅維利的歷史觀”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博比特認為與常見的“歷史的經驗表明……”這樣的說辭不同的是，馬基雅維利對歷史的運用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類型，他是從觀察政治現實中關注歷史的歷史修辭學家，而不是學究；他的歷史編纂學有明確的目標：“鍛造一種新的認識，使得能夠成功地創造一種新的政治秩序：現代的、新古典的國家。（參閱104—112頁）接著，作為戰略與外交學者的博比特迅速進入當代語境：“馬基雅維利的進路——歷史修辭學家而不是政治科學家的進路——對今天的情報與戰略計劃具有重大的意義”，并且馬上說到亨利?基辛格的歷史觀：“歷史并不是一本提供預先實驗好的食譜的烹調書。……歷史可以闡明在類似的情況下的各種行動的后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須自己去找，哪些情況是真正的類似。”（114頁）聯系到他在“致謝”中特別感謝基辛格，使人想到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哲學，以及他曾被同事稱作“信奉國家的保全”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從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發展來看，博比特的“憲政論者”研究與昆廷?斯金納和J.G.A.波考克等劍橋學派重視研究政治思想的歷史語境的學術傳統是一致的，他也認為斯金納的《馬基雅維利》是“一本卓越的小書”（見“致謝”）。雖然博比特在書中沒有直接提到波考克的研究，但是我認為在關于當代與馬基雅維利時代的相似性判斷中可以說明“馬基雅維里時刻”的存在。在《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馮克利、傅乾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10月）一書中，波考克認為，“馬基雅維里時刻”首先是指馬基雅維里主義的思想出現的時刻和方式，其次是指一種這樣的時刻：“在這個時刻可以看到共和政體要應付本身的時間局限性，它在不斷出現的、理性無從知曉的事件之流中，試圖維持道德和政治的穩定，而這些事件則被認為對一切穩定的世俗體系有著實質性的破壞作用。”因此也可以說是“美德”（virtue）同“命運”（fortune）和“腐敗”（corruption）對抗的時刻。最后，肯定這種時刻的歷史延續性，轉而論述在18 世紀的美國的“美德”與“腐敗”的對抗如何在這個時期的社會和歷史哲學中被視為生死攸關的問題。（參閱“導言”）而博比特的“相類似時代”，強調的是馬基雅維利所洞察的出現新憲政秩序的“歷史現象的重演”（183頁）。簡單說來，他認為到了21世紀初，全球化阻止民族國家壟斷國民經濟及文化、國際人權體系阻止對本國人民的屠殺傾向、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對付像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跨國性危險，而改善人民福利的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使命也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185頁）但是博比特沒有考慮到另一種視角和經驗，那里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具有一種悖論特征：“歷史現象的重演”所預兆的不是“新憲政秩序”的誕生，向舊秩序的倒退與在形式上向全球化時代的猛進竟然并行不悖；他甚至對一些國家的“飛速轉變”產生誤判，而目前美國的特朗普時代也可能會對他的某些論述提出新的修正要求。顯然，不同現實語境中的“馬基雅維里時刻”有并不完全相同的版本。或許我們可以借用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的“向死而生”這個概念，以及科耶夫在此基礎上引申出“向生”過程中的“承認”、“斗爭”這兩個核心概念，把它理解為只有通過“生死斗爭”才能體現自由本性的“嚴重時刻”。問題是，正如博比特一再提醒的，我們的確需要具有把歷史與現實聯系起來觀察的敏感和洞察力。

最后，我們當然更關心的是從馬基雅維利到博比特的心目中的那個“憲政秩序”究竟是什么？馬基雅維利從封建制向君主國的轉變看到出現新的憲政秩序的趨勢，并視之為轉變意大利的戰略機會，當時他反復思考的是：與統治者的機運與德性相比，只有憲政、法律能夠為長治久安提供至關重要的結構，因此他建議制定一部能夠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認真監視”的憲法，由此可以防止前者壓迫人民和后者向無政府主義發展的趨向；另外，所有官職和榮譽向所有人開放，而不是像很多君主那樣僅把它們賜給對自己有益的腐敗之人。（參閱147—150頁）僅此而論，即便在今天我們看來，他也的確是一位偉大的憲政論者。在“結語”中，博比特心目中的“新的憲政秩序”與“市場國家”緊密相連，這樣的國家是“超民族的”、去中心化的和網絡化的，信息媒體的權力極大增加，通過市場來維持國家合法性。（192頁）對于我們來說，就如前述關于“馬基雅維里時刻”的不同理解一樣，我們不必拘泥于博比特的“市場國家”與“憲政秩序”版本，而是應該首先像馬基雅維利那樣成為堅定的“憲政論者”，同時記住“馬基雅維利對我們的忠告”：“我們必須保持清醒，并勇于面對不愉快的局面。”（195頁）

回到那件“朝服”。有意思的是，當馬克龍披上法國總統的“朝服”之后，國人只是關注他和夫人的趣聞，而有德國媒體稱他曾經寫過馬基雅維利與黑格爾的研究論文，但這樣的人在德國最終常常落為計程車司機。那么，在總統與的士司機之間，還有多少人愿意像馬基雅維利那樣在書齋里威嚴地身披“朝服”，思考歷史與未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