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與遠方，自古以來構成了人類棲居的全部世界。家代表扎根與羈絆；而遠方代表夢想與自由。在高速流動的現代社會，在大規模進城務工的人群那里，家與遠方又會具有怎樣的意味？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涌入城市，出現了民工潮。而在進城農民中，出現了一群與打工者不同的群體，他們終日與廢品打交道，以收購廢品作為收入來源，該群體就是拾荒者。

當今，城市拾荒者的現象已在公眾領域被廣為關注，其焦點主要集中于生活狀況、社會結構、社會影響、社會管制與社會公平等幾大方面。其中比較典型的如張寒梅2001年以新聞調查的方式，較全面地記錄了拾荒者的生活與精神狀態，將人們的視線引向了這一特定群體。但這些研究多站在客位觀的視角，相反，真正深入到拾荒者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內部，對其展開主位觀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見。

皖北的拾荒者是全國拾荒大軍中比較顯著的一支，他們從1990年代就遷往異地從事拾荒生計，主要去往上海與哈爾濱兩地。筆者研究了去往上海的拾荒者，首先于2011年6月中旬至8月初在上海市嘉定區“小鎮”（化名，后同）進行了一次拾荒者聚居區的田野調查，接著于2012年1月去往他們的家鄉皖北G縣開展了一次田野調查。

拾荒者如何來到上海

嘉定區“小鎮”位于上海市西北部工業開發區。這個地區工廠、商業中心、公路、村落、農田與河道相互交錯，是明顯的城鄉結合部。上海農民的村舍修建得猶如漂亮的小別墅，并利用周圍空間新建了大量平房，以圖未來拆遷的時候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償，而在拆遷之前就租給拾荒的農民，進而形成特定的拾荒者聚居區。

最早的一批皖北拾荒者是如何來到上海的？在實地調研中，筆者聽到了這樣一則故事：

在當地的拾荒者群體中，江哥是年紀最大的，已經70多歲。可因為輩分低，大伙兒都稱呼他為“哥”。江哥曾經在皖北農村老家是一名會計。上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都吃大鍋飯，當會計沒有多少收入。80年代開始推行包產到戶政策，他們家分到了兩畝地。可是家里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做會計、干農活兒的收入加起來也剛夠生活開支而已，一年下來沒有多少結余，將來兒子娶媳婦的事情就成了大問題。

1982年，江哥把自己想出去闖一闖的計劃告訴了大隊書記。書記聽后堅決不同意，可江哥死活不順從，最終他出去了，孤身一人，投奔到黑龍江依蘭縣的一個遠房親戚那里。剛到一段時間找不著活兒干，那親戚問他愿不愿意收垃圾？他同意了，于是就嘗試干了一次。他說：“第一次干，看似臟，有些累人，嘿！這活兒還真管談，第一天收下來就賺了100塊錢。那時候100塊錢值錢啊！比現在1000塊錢還值錢！”后來，江哥從正月一直干到了四月，他說：“四月我得回去收麥子呀，三個多月，我賺了3000多塊錢！有了這3000塊錢就可以給大兒子蓋房子（娶媳婦的新房）了呀！”這樣江哥就在黑龍江依蘭縣干了五六年。

后來依蘭縣收垃圾的人多了，漸漸僧多粥少，而且東北冷，就想到去南方。他說：“因為女兒在（嘉定區）小鎮打工，所以就來了這邊。我是第一個來的，那時候小鎮還沒有收垃圾的。那時候生意多但不好做，上海人跟東北人真不一樣。以前在東北，那路都是一會兒上坡，一會兒下坡的，都是丘陵，不像這邊平原。一遇到上坡就累得真的要死了，下坡的時候舒服。東北人真好！有人見你上坡拉不動了，就會幫你拉。可上海沒人幫你。這些人根本看都不看你一眼！在上海住了兩年后，我就帶著你大叔（指筆者在當地認識的大叔）來了。”

由此可以看出，皖北農民去上海拾荒是通過親緣關系（江哥的女兒）和地緣關系（如江哥帶著筆者的大叔）實現的。在皖北農民在與上海農民相處的二十年過程中，他們相互之間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社會關系。這樣的穩定體現為既無激烈的抗拒與沖突，也沒有形成良好的融合，而是體現為在生活方式上、意識觀念上的斷裂，以及階層性的斷裂（即，上海富裕的農民——皖北貧窮的農民），同時還體現在居住與勞動場所的空間分異上。

上海農民和皖北農民

筆者發現，在皖北人的眼里，上海農民是一群守著一套房子等拆遷換三套公房（公寓）的人。而反過來，上海農民覺得皖北農民素質不高。通常，皖北的農民會把拾荒時收來的廢品和其他雜物堆放在房屋周圍的空地上，這樣便會遭到指責，認為不衛生不整潔。兩地人時常為擱放東西的事情、小孩兒吵鬧的事情發生口角。

事實上，兩地農民平日往來十分稀少，交流最多的場合，莫過于收繳房租的時候。皖北農民喜歡聚在一起聊天、吃飯、喝酒、打牌、逗小孩兒。在村落里，時常能聽見幾個皖北人聚在一起東家長西家短地聊天，但相比而言，上海的村民則顯得十分安靜。

兩地人的居住空間也存在較大差異。上海農民住在一棟棟漂亮的別墅里，有大門和圍墻圈出一塊私人庭院與外界的公共空間相隔離。而皖北的農民則住在每棟別墅旁邊的倉庫、車庫和院落四周的平房里，他們無法進入上海農民的私人庭院。他們居住的地方與外界的道路（公共空間）沒有阻隔，所以婦女們就時常帶著小孩兒在這些地方玩耍。相反，上海的農民除了外出工作，其余時間都待在自己的別墅里，有時只能見到零星幾個人在整理菜畦、做雞棚，很少見到一群人聚集聊天的熱鬧場景。所以，兩地農民在同一片地域里展現出了不同的生活場景與氣息。

在當地村落里，除了上海、皖北兩地的農民以外，還有混雜著少數來自浙江和江蘇的拾荒者。因地緣關系而形成的聚居現象隨著城市的蔓延，即城市建成區向當地的不斷侵入，隨著村落被拆遷，由地緣關系聚集在一起的拾荒者分散到了其他村落里，又弱化了地緣特性。

兩地農民在村落以外，同樣存在著社會空間上的分異：上海農民出入于主流的文化場所，像安亭鎮的商業區等，而皖北農民則在城鎮的“邊緣”場所活動，如公路、回收站、工廠的倉庫、農貿市場、建筑工地，等等。在外部的社會空間里，兩地人相互之間只在工具性的利益層面上存在交往，比如一筆筆的廢品生意中形成交往的關系。

農田轉被住宅樓包圍，上海農民拆遷后搬進公寓里（筆者攝于2011年7月的上海）

拾荒者老江

拾荒者老江是筆者重點交往的對象，他在當地拾荒者群體里有一定威望，被稱為“老板級收破爛兒的”。由此，通過他的社會關系，筆者結識了更多的拾荒者。通過研究發現，拾荒生計的運作主要建立在“家族共同體實力”與“互利型關系”兩個關鍵要素之上。由此所構成的基本框架中，填充著拾荒者生計的其他知識與經驗成分，包括：（1）基本技能（如“分類技術”和“捆綁技術”）；（2）收入的影響因素（如“做分量”“倒江湖”和“多樣化的供銷渠道”）；（3）生計的標志性符號（如“運輸工具”“鈴鐺”和“秤”），以上三方面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拾荒生計。

筆者的研究詳實記錄了五個典型場所拾荒生計的全過程：生活小區、農貿市場、酒店、工地與工廠，也從中發現了該生計的上下游產業鏈、拾荒者群體內部的社會分層、競爭機制與江湖規則。

比如，當地有一家玩具模型廠是老江承包的收購地盤。他與該廠已有多年的合作關系。但因2011年工廠銷路不佳，效益受損，員工從兩三千人減少至現在的兩三百人，幾乎隔兩月才與老江有一次生意上的聯系。即使居住在上海市郊區，日常生活的開支對于老江來說也是較沉重的負擔。同時，由于效益不佳，廠里對廢品賣出環節的把關變得更加嚴格，這給老江的生意造成了很大壓力。

筆者參與的一次該廠廢品回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回收廢鐵皮，來源于廠房屋頂的翻修；第二，回收倉庫里存積的紙板、泡沫、塑料等工業垃圾。由于廢品數量十分龐大，老江除了叫上自己的妻兒以外，還聯系了親弟弟、弟妹，和兩個女婿。

他們駕駛著兩輛載重6噸的卡車駛入工廠大門，停靠在倉庫邊，負責人已在那里等候。這種人多勢眾的場景在當地拾荒者中并不多見，只有實力強大的家族才有如此“排場”。

在工廠負責人的指示下，大家推著手推車去到指定地點，那里已堆放了大量鐵皮制的廢屋頂。大伙戴上手套，將鐵皮一塊塊抬上手推車，再運至倉庫邊的小磅處，等待稱重。所有的鐵皮都粘了無法清除的柏油，增加了不少重量。老江作為買方，自然會考慮如何以盡量低的價格將這堆貨買過來。因為重量越輕，價格就相應越低，因此，“柏油”就成為老江與負責人討價還價的焦點。

老江是盡量強調與夸大柏油的重量，這樣在稱重時，就能多扣除該部分，從而降低價格；相反，負責人卻是盡量弱化柏油的重量。

一名拾荒者展開討價還價的過程不是憑借專業知識，像建筑師那樣對各種材料的精確熟知，相反是完全憑借經驗的積累，運用手感，眼力和言說的技巧，以及不怕臟的態度。在博弈的場合里，顯得較被動的往往是負責人，因為負責人缺少關于識別廢品的經驗，同時因為嫌臟，不愿觸摸廢品。比如，老江為了說明柏油很沉重，提起一塊方整的鐵皮，剛好只有一半黏上了柏油。他握住長邊的中段，有柏油的一半猛烈下沉。僅靠一般的常識就能想到，即使柏油的重量很輕，也能使一半下沉，因此并不能說明分量的問題，可恰恰這么一個簡單的伎倆就把負責人給蒙住了。當老江試著把鐵皮遞給負責人，讓他們自己掂量的時候，他們都不愿碰一下。這樣老江就占了便宜，在稱重時扣除了三分之二的所謂柏油的重量。

當地，拾荒者在工廠里都買通了“線人”，他們稱為“自家人”。“自家人”一般是倉庫管理員，或者是后勤部、工程部的某一位負責人。他們可以隨時為拾荒者提供與廢品有關的生產信息，確保拾荒者“地盤”的門禁，同時還能在廢品回收的時候幫助拾荒者“做分量”。老江買通了一名倉庫管理員，在干活兒時，這位“自家人”就守在倉庫門口負責稱重和記錄廢品重量。不知情的人可能會以為他正堅守職責，事實上他是一個有利的掩護。拾荒者在其掩護下不用將所有廢品都拿去過秤，而是直接扔進卡車里。過秤的廢品大概只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等于白白送給了老江。“自家人”也會放哨，若有別的負責人來此地查看或路過，他便立即通知老江及其家人停止做手腳。

干活兒的過程中，明顯體現出了拾荒者之間的等級差異。老江干得并不多，多數時間是在與負責人聊天，有時來倉庫里“指導”一下。當有其他人員來此地查看，他也會主動上前與之攀談，一方面可以混個臉熟，同時也為身后正在“做分量”的家人打掩護。

可見，拾荒者之間的合作，以及勞動過程中的強度差異，是在默認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費迪南·騰尼斯說，它是指成員之間共有的、且有約束力的信念，是共同體自己的意志。拾荒的生計完全以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的。所以，在稱重上做分量，以及買通“線人”都是為了確保這一目的的現實。

表：不同層次的拾荒者和他們的生計方式。

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拾荒者可以通過銷售價格的差異，靈活地選擇廢品的銷售渠道以獲得最大利潤。比如拾荒者收購了大量的塑料泡沫。因其利潤高，且數量巨大，就全部銷往了泡沫加工廠，而不是一般的回收站。在當地，存在著諸多類似的專業回收渠道，它們可以比普通回收站以更高的價格收購，并設置了廢品數量的較高門檻。因此，它們成為當地實力強大的拾荒者的長期選擇。相反，那些實力弱小的拾荒者因無法占據大型企業這樣的“地盤”，收購的廢品零零星星、不成規模，就只能選擇收購價格較低的普通回收站作為長期銷售渠道了。這樣便造成了拾荒者內部因收入差異而來的階層分異。

盡管拾荒者內部存在階層上的分異，出現了具有較高威望的拾荒者，但因整個群體在城鄉結合部都作為城市的邊緣人群而存在，因此，在拾荒的這二十年里，他們共同經歷了城市主流社會價值觀對他們的反復定義與規訓，而該過程也在不同時期體現出了不同的形式。

嘉定區城鄉結合部的一條主干道，道路兩旁是鱗次櫛比的各類工廠，也是實力較強的拾荒者從事廢品收購的主要場所（筆者攝于2011年7月的上海）

被文化驅動的外出拾荒

此外，筆者在2012年1月份于皖北農村展開的田野調查中，還發現皖北農民外出拾荒的根本原因并非經濟驅動，而是文化驅動。即，在嘉定區拾荒的收入，并非主要花費在了衣食住行等日常所需或者教育上，而是幾乎一次性全部不剩地花費在了家鄉的婚慶儀式上。據了解，在2012年的皖北農村，家里的一個兒子結婚通常要花費20萬元，包括聘禮和蓋新房的費用各10萬元，而該費用還在飛速上漲，到2017年，該費用為30多萬元。通常，一個當地農村家庭會有兩、三個兒子，有的會有四、五個，為了保證兒子都能結婚，婚姻支付就成為當地人外出拾荒的直接原因。

為何婚禮費用會如此高昂？本研究發現，當地的婚禮儀式的象征意義不僅是傳宗接代傳統觀念的集中表達，同時還是拾荒者個體生命價值的最高呈現。這同農民在異鄉拾荒時表現的卑微、低下、沉默、節儉的生存姿態形成了鮮明對照，個體生命的全部訴求都在這一場只有短短三天的儀式中集中式地爆發了出來，鋪張浪費和夸富，猶如最美麗的曇花綻放。換句話說，儀式本身構成了拾荒農民生命的全部訴求，異鄉嚴酷的拾荒環境都因此而變得可以承受。因此，這樣的訴求主要不是經濟目的，而是文化目的。同時發現，當地農民為了承辦婚禮，還不惜四處舉債，甚至借高利貸。

社會學家福柯站在規訓的立場上對西方文明展開了思索，發現一條詮釋文明進程中主流與邊緣、文明與落后之間的關系規律，這為后人理解西方社會文明化的本質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而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拾荒者作為城市外來邊緣人口的一部分，也被編織進了城市規訓體系當中，經歷了收容、遣送與“重新回到社會懷抱”的措施，也伴隨著出現了相應的空間建造過程。在文明化的進程中，中國城市對外來人口的規訓措施會逐漸精致化與溫和化，這與西方的文明進程相似，同時還伴隨著在主流社會話語建構下的空間生產方式。

拾荒者作為邊緣群體在城市里遭遇的貧窮、卑微、歧視等不公正待遇，并非如公眾立場所認為的那樣，通過提供社會支持，像補貼、教育、工作機會等可以解決；而該群體本身帶來的城市社會問題，也不是如官方立場所認為的那樣進行規訓、收編、管制可以應對的，正如本研究發現，多地政府對拾荒者的規訓幾乎無一成功案例。

城市中拾荒群體的產生，其機制是一種源自家鄉的地方性文化，或者說一種與生命有關的信仰訴求，而不僅僅是學界長期認為的經濟落后或社會斷裂等結構性的因素所造成，因此，從結構入手的地方政策往往不奏效。這樣，理解他者的生活世界才應該是研究邊緣群體最重要的一步。也希望這樣的啟示能應用到其他城市邊緣群體的研究當中。

《上海市嘉定區拾荒者地方認同研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