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治史：方法與示范》，羅志田主編，巴蜀書社，2022年即出

中國向來的教育主旨，是把學習的主動性放在求學者一方。或因此，抽象出來的“方法”向不為人所重；自信足者可說“文成法立”，謙遜一點的也以為“文無定法”。即使有意發凡起例，也往往比較隱晦，要讀者自己去摸索。重視治學的“方法”問題，或是近代西潮沖擊下的一種“中國反應”——在二十世紀初年清末嘗試新學制時，深受日本的影響課程設置中，幾乎每一學科都有“研究法”一門課，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方法熱”。盡管如葛兆光老師所說，這西潮多半來自東瀛，但日本新學制的背后，顯然有著西方的影子。

這樣注重“方法”的傾向也有些本土的遠因——從清朝乾嘉時候開始，“考據”逐漸成為一種帶有獨立認同的“學問”。有的人自稱治考據，有的被他人稱為工考據。類似說法相當常見，意味著一種帶有廣泛適應性的方法已從各種具體專門的學問中獨立出來，自成一“學”，且極受重視。后來西方一些社會科學的學科，方法也專門化到幾乎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子學科。不過在人文學科，這樣的情形比較少見。

我要特別說明，視考據為“方法”更多是我們的后見之明，以前的當事人自己并不認為考據是“方法”。實際上，在中國的治學傳統下，“方法”向不具有杜亞泉所謂“假定的人格”在，很難成為一種獨立的學術“單位”。故“考據”可以言“學”，方法卻未必能成“學”。簡言之，從考據成學到晚清的方法熱，在中國學術傳統中都有些特別的意味，并非“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然而在近代新語境下，治學“方法”漸成人們的關注所在。今日在大學教書的人，方法是常被學生問及的問題。在史學領域，我知道不少學生都想獲得某種可以概括抽象出來的“方法”，以為學會了即可治史。盡管我在一定程度上贊同“史無定法”的主張，但我非常理解學生們的愿望，尤其他們身處這樣一個急功近利之風勁吹的時代。

要說史學方法，不論教與學，真要到好的程度，其實都不簡單，卻也并非妙不可言。我想和年輕人分享蒙思明先生的一句話：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神奇的東西、秘密的寶藏，而實際只是一些合乎邏輯、合乎常識，可以使人信賴的批判原則和工作程序”。換言之，史學方法的基礎就是邏輯和常識，具體則是一些批判原則和工作程序。我們不僅可以學到手，更當積極主動去尋求。孟子說過：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余師。（《孟子·告子下》）

故道不難知。方法和能力，都是可以通過學習和訓練獲得的。一是要先有求的態度，二也要注重求的方法，而且主要靠學的人自己去摸索體會。不僅所謂“知識”如此，求知識的方法亦然，就看是否找到合適的途徑。梁啟超曾說，“真正做學問，乃是找著方法去自求，不是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若自己學到“做學問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我可以補充說，只要有心，看人家如何得到那樣的研究結果，也能找到做學問的方法（詳后）。

若據孟子的指引，發揮學生一方的學習主動性，則最簡單的學習竅門，就是先看好的老師如何做，然后學著做，再徐圖超越。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臨摹。學習治史方法，臨摹既是正道，也是捷徑，或許還是最簡單易行的。桐城文派所謂“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便是這一學習方法的最好總結。

有所法而后能

由于以前“方法”不被看重，好的啟蒙之書也非常少見。陳澧曾說，“學問之事，莫難于入門。既入其門，則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而不肯遽舍”。因此，“精深浩博之書，反不如啟蒙之書之為功較大”。但過去“多宏通之篇，寡易簡之作；可資語上，難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雖有學山之情，半為望洋之嘆”。而好的“啟蒙之書，又非老師宿儒不能為。蓋必其途至正，其說至明，約而不漏，詳而不支”，才能導引入門。他自己就想寫一本“事繁文省，旨晦詞明”的書，使人“視而可識，說而皆解”。然而這只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他最后也沒寫出來。

當然，通人不肯寫入門書，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現象。或受晚清方法熱影響，近代中國情形稍變，從梁啟超開始，寫史學方法的大家不少。外國現在也稍不同，時見大人物說史學方法，如三位享大名的美國女史家阿普爾比（Joyce Appleby）、亨特（Lynn Hunt）和雅各布（Margaret Jacob）合寫的《歷史的真相》（劉北成、薛絢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就是一例。按我們現在的標準，三位都是行內名副其實的大人物，其中兩位還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她們能發心做這種金針度人的事，是很不容易的。惟讀者受益多少，卻也還不好說。

在過去少見專門教方法的語境下，學問和技藝能夠傳承，主要就靠臨摹。從補鍋、做家具到練武、學寫字，以至于作文、作詩、作畫，大致都是從臨摹入手。不過一般的手藝人以謀生為念，少有武俠小說中人欲“光大門派”之想；而作文、作詩、作畫的，則總思在學得像樣的基礎上有所突破，以創出自己的“特色”。多數人雖然很難越過“有所法而后能”的階段，“有所變而后大”的境界卻總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明清之際的張自烈論作文說，從事古文者，“才雖過人，未有無所祖述而徑造者。今人而欲為古人，初恐其不似古，久之又恐其似古”（那樣就成了依樣畫葫蘆，所得不過古人糟粕）。故“必醞釀古文之巧之法以歸于已，使見者莫能名其為某家，……庶幾法變巧生，而文日進”。這可能是對臨摹法最好的總結，先要學得像，即“有所法而后能”；在將前人“巧之法”歸于已后，又要不像，庶幾“法變巧生”，于是可以“變而后大”。

這里有一個與“法”并列的關鍵字，即“巧”。主張道不難知的孟子也曾說過，“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盡心下》）。“規矩”大體即“法”，與“巧”形成一種對應的關聯。兩千多年來，很多人都在琢磨孟子這句言簡意賅的話。張自烈所言背后，多半也有此意在。與他大約同時而稍年輕的王夫之以為：

巧者，圣功也。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以有形象無形，而盡其條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那意思，大匠不能使人巧，但學者可以通過自己的摸索努力，領會巧之道，從而能巧。昔朱子注《論語》，曾提出“學之為言效也”。胡適發揮說，“學畫的，學琴的，都要跟別人學起；學的純熟了，個性才會出來，天才才會出來”。大家可能都聽過“熟能生巧”一詞，胡適所言，是對此語的精妙闡釋。巧的前提是熟，而熟的前提是能（會做）。我們更要記住，“天才”也是在學習進程中展現的，必要自己的“個性出來了”，才算是“法變巧生”，也才能變而后大。

呂思勉進而提醒我們：

研究學問有一點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獨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練習使用。研究學問的手段則不然，他是無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體的授與。對學者雖亦可以略為指點，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總是學者一面學，一面自己體會領悟而得的。

這大概是延續王夫之關于“法”和“巧”的辨析，特別強調做學問的人與一般匠人不同，更要靠自己的體會和領悟，而且要一面學，一面體會。孔夫子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老人家說的是表述，其實觀聽亦然。尤其學問講究自得，有所悟然后有所得。沒有身體力行，不容易有所悟。故呂先生以為，“研究的方法，必須試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論，言者雖屬諄諄，聽者終屬隔膜”。

在課堂上直接教方法，多少帶有灌輸意味，學生未必欣賞，也不易領會。畢竟所謂方法都相對抽象，全無操作經驗的新人，不那么容易領悟。我自己就常聽學生說：老師，現在我知道您當初說的是對的了。但何以說的時候就不能領會呢？一個因素當然是老師講得不易使人領會（這方面我要深自檢討），大概也與學生沒有實踐經驗相關。

這樣看來，臨摹可以說是一個發展中的進程，近于俗話所說的“干中學，學中干”。而其基本點，就是選定尊崇、摹仿的榜樣，學而習之，然后變而后大。中國過去不覺得需要寫什么門徑書、方法論，或即因很多人以為臨摹不失為一種不錯的求學之路。而從既往的經驗看，先臨摹而后突破，已幾乎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了。所以我要再說一遍，臨摹不僅是學習的正道，也是學習的捷徑。

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作品更適合我們臨摹。

臨摹什么好

我們要臨摹，當然應選擇優秀的對象。不過，前人作品成千上萬，究竟看什么，對初學者是個很困難的選擇。要說選擇的標準，可一言以蔽之，即取法乎上而已。

初入道者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尚難判斷好壞優劣。學生初入一個領域，常常覺得那些已出版發表的論著，似乎每一篇、每一本都好（也有認為全都不好的）；到了能夠區分出論著的好壞優劣時，就可以說是入門了。要達到這一步，有個過程，長短因人而異。以今日課程安排的飽滿程度，本科學生看“課外”讀物的時間已不多，恐怕到畢業時還不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臨摹對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學習期限不長，要在課余廣讀當世論著而擇定摹仿目標，似亦非短期可成。

在自己難以分辨時，一是可以尋求老師的指引，另一竅門就是觀摩那些幾十年后還有人看的名家之作。所謂名家，最好是與讀者所處時代接近的。故選擇臨摹對象的第二標準，就是不要好高騖遠，而要隨時隨地（此取本意）。影視作品中常見時空“穿越”者對環境的不適應，很能提示隨順時地的重要。我在課堂上對學生的建議是，在近日史家中選一位性之所近（而不必是最著名）的高手，先熟讀其論著，自己研究時試著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覺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類高遠的問題不遲。

常聽人說現在的人“眼高手低”（如上面提到那些認為既存論著全都不好的人便是），這當然不夠好；但我的看法，眼不高則手也高不到哪里去，若能由眼高進而手高，就比較理想了。實際上，有時學生的眼高手低，也是老師無意中培養出來的。呂思勉就曾指出：“近人教人讀史時，每使之先讀《史通》《文史通義》。此兩書誠為名著，然其內容，均系評論前人作史的得失；于舊史全未寓目，讀之知其作何語？講亦何從講起？”這話是呂先生在1950年代說的，可嘆的是，今日此風仍盛。有些學校的“中外史學名著導讀”一類課程，要求讀的書籍，中國的從《左傳》到《資治通鑒》，外國的則要求讀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寫的英文書。

似此選擇，目的雖好，手段實不敢恭維。蓋若真能領會《資治通鑒》及此前中國史著中的精義，對治史當然極有裨益；吉本及更早的西方史著亦然。但這樣的名著通常要經過非常高段位的“導讀”，才能對學生研究歷史有實際的幫助。尤其現在計日程功的要求變本加厲，甚至在研究生階段就不得不發表論文。吉本的文采雖好，那也是相當于我們乾嘉時代的英文。學生要從他們的史著中學到多少適應當代學術刊物（以及出版社）要求的史學表述方式，寫出符合現在要求的史學論文，恐怕是極大的挑戰，不眼高手低也難。

竊以為老師編選本，一定要設身處地盡量為學生著想。章太炎早就說過，“不法后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實不利于“致用”。朱光潛在抗戰后期也強調，大學《國文選目》應采“法后王”取向，最好選章士釗、梁啟超、胡適等人的文字；若選文言文也以多選唐宋以后的為好，因為秦漢文章“大半絕對不可模仿，比較易模仿的還是唐宋以后的文章”，更能起到實際的示范作用。

這類讀本與“名著導讀”課程相類，目的正在于“致用”。故在“取法乎上”之余，也要特別注意“法后王”這一原則。首先是適應學生程度，庶幾能因材施教；同時也要適應學生所在時代的需要，或可名曰因時施教。而朱先生所說的“示范”作用，應該是“選讀”最應考慮的功能。具體到史學，還是多選用白話或當代外語寫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為范本，更能對學生起到實際的啟發。因為他們即將面對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學術研究和表述方式。

據說戴震少時學作文，在《史記》中選出《項羽本紀》和《信陵君列傳》等十篇，作為臨摹對象，“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構、用意、用筆之妙”。他所“評”者，也就是想要仿效的——結構、用意和用筆之法。范文瀾認為這個方法值得效法，曾建議北大歷史系同學從古今名篇里選二三十篇來讀，“從名篇里面學習作文法；揣摩揣摩，練習練習，實行學而時習之的辦法”，以加強表達的能力，可以“一輩子受用”。

現在和戴震所處的時代已大不同，也遠比范文瀾那時更急功近利，連在校學生也不得不“快出成果”。在這樣的時代，要他們學習相對超越的“作文法”，已近于奢侈。恐怕只能退而求其次，循急用先學之法，把更具體的學術表述作為目標。老師在課堂上講論方法之余，若遵循前賢的提示，選擇一些優秀的名家作品，編成一書，或比直接講方法更使人感覺親切，不失為一個幫助學生的好方式。

我想再次強調，讓年輕人學習怎樣做研究的典范，不必是所謂永恒的經典，而應是他們可以臨摹的范文。如果一編在手，既能感受學問大家的氣度格局，也能學到怎樣提出問題、運用史料，以及如何論證其所欲言，或許更適合學生的需要，受到他們的歡迎。這是促使我們編輯這本《名家治史》的主要動因。

從示范中學方法

本書的立意，即副標題所標出的“方法與示范”。其中有四篇是直接討論史學方法的，分別是李思純的《史學原論·譯者弁言》、蒙文通的《治學雜語》，以及蒙思明的《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和《史學方法的任務》。其他的則是作為示范的研究論文，早的發表于1930年，晚的則到“改革開放”之后了。

朗格諾瓦（Ch. V. Langlois）和瑟諾博司（Ch. Seignobos）的《史學原論》一書寫于十九世紀末，在全世界影響甚大（其法文原版和英譯本近年都還再版）。李思純先生在“五四”之后翻譯《史學原論》，不啻空谷足音。中國后來各種史學方法著作，不論是否言明，皆多所借鑒。他所寫的前言不長，概述了中西史學方法的異同，最可提示我們什么叫做“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劉知幾語）。

蒙文通先生的《治學雜語》可謂體大思精，不僅學生當讀，老師亦然（我自己便每讀皆有所獲，真正是受益匪淺）。這原是蒙默老師據各種散見材料編成的，經蒙老師俞允，刪略了一些針對具體研究的專門論述，并適當調整了次序，把意思相近的內容整合在一起。文通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他的耳提面命，最宜置于手邊，學而時習之，多讀必多受益。

蒙思明先生《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一文是他在華西協合大學講“史學方法”課的緒言，原題為“史學方法在史學上的地位”，應錢穆之邀到齊魯大學（時在成都）國學研究所講演，乃改今題發表。我們或可從原題思路去閱讀，感覺又會不同。《史學方法的任務》大概也是同一課程講稿的改寫本，進一步專論史學方法究竟要做什么以及可以做什么。兩文均是真正學貫中西之心得，非許多教材式“歷史研究法”可比。

其他的研究論文都是二十世紀新史學背景下圍繞具體問題（issues）的探討。它們不是指示性的空論，而是指引性的示范。有的文章提出了新問題，有的提示了新思路，有的使用了新材料，還有一些則看似“普通”，細讀乃新見迭出，仿佛行走在山陰道上，“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這樣的作品，特別適合初學者細心揣摩。

我想，大學首先是培養人的場所，其次才是求知識的地方。即使求知識，學到繡鴛鴦的方法，也比得到別人繡出的鴛鴦更重要。而從繡出的成品中，正可學到繡鴛鴦的方法。如蒙思明先生所說，中外歷代“史家的成套著述和單篇論文內，到處都可發見一些史學方法”；甚至“自古以來有思想有聰明的人，不管他是否從事歷史研究，也不管他對史學造詣的深淺如何，總或多或少的能利用一些史學方法，可以做我們的示范的”。青年學子貴在“從各種繡出的鴛鴦上，尋出一套刺繡的法度；有系統、有條理的歸納出一些原理原則、工作程序”，這是“學習的捷徑”。 

治學的方法有時也可從課堂聽講中領會。蒙文通先生說：“大學以上的學生，主要是學方法。在聽課時，應跟著先生的邏輯思維的發展而發展，體會先生是怎樣思考問題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示，如果我們聽課時有這方面的思想準備，能注意抓住老師講述的邏輯思路，循其發展而跟進，就可以得到遠超過學“知識”的收獲。同理也適用于讀書。例如上面提到的三位美國史家的研究論著，我們若像兩位蒙先生提示的那樣去讀，注意其“刺繡的法度”，有意識地體會其思考和表述的邏輯思路，所得說不定還超過讀她們的方法論。其他人的作品亦然。只要有求方法的態度，注意求的方法，多少總有所得。關鍵在于，不要僅把課程和論著看作知識的來源，更要當成學問的示范。

對選定的示范作品，需要時常親近。戴震曾說，他寫《句股割圜記》的“上二篇成，下一篇難做，即取太史公《信陵君列傳》玩味一番，遂成下篇”。在一般人看來，《句股割圜記》和《信陵君列傳》的文字類型頗異，而戴震仍能得到啟發，最能凸顯典范的作用。后來列維·施特勞斯也說，他每次寫書之前，會先讀幾十頁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從經典寫作中尋找表述的感覺。 

兩位都是中外大家，仍堅持從自己敬重、欣賞的前輩作品那里找感覺，這本身也是一種示范。我們讀《名家治史》時，或可多注意這些老師如何把握一個問題的全景，構筑一個整體的間架（往往是自然形成，未必是“構思”出來的），并將各式各樣“碎片”式的材料嵌入其中。有些材料別人或以為“無關”，但融合在一起之后，就展示出了不同尋常的意義。我們甚至不妨想想，如果是自己來寫老先生當年所寫的題目，我會提出什么樣的問題？我會選擇什么樣的論證方式？甚至我會怎樣開頭、怎樣鋪陳、怎樣結尾呢？ 

通過這類有針對性的比擬，也許你會從中感覺到自己與史學大家的差距，那就找到了提高的方向；如果你和他們所見略同，那你就是特別適合這一行的人。不論是看到差距還是產生彼此“心同”的感覺，都會鼓勵你在史學道路上繼續前行，進而光大我們的史學。

有所變而后大

前面說“法變巧生”時，已略及“變而后大”。我一向主張學生當存“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念，樹立“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的氣概。然若有前賢導引入門，可以少走彎路，自然事半功倍。蓋學問如流水，不曾預流者，不論歡喜贊嘆還是怨恨咨嗟，多半是“為賦新詩強說愁”，不過望水興嘆而已。要走學問之路，必須進入學術之流。也只有得其法入了門，方有預流的可能。

真入門之后，感覺是大不同的。董仲舒論讀《春秋》說，“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春秋繁露·精華》）。未預流前，在學術世界里感覺一片茫然；預流之后，即左右逢源，好像處處都有熟人。我們的年輕同學，可曾有類似的感覺？

預流之后，當然就是向前推進。編這本書的立意，是希望讀書的學生能從“法而后能”到“變而后大”，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溫故知新。不過我們永遠要記住，“法變巧生”的基礎，是先要溫故，然后知新。

現在上下提倡創新，有些人動輒喜歡引用馮友蘭的話，不想“照著講”，而要“接著講”，其實未必看明白了馮先生的原意。馮友蘭在《新理學》中曾說，之所以自號為“新理學”，是因為“我們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他在晚年將此提煉為“照著講”和“接著講”，強調哲學上的創作是要說明自己對于某一問題的想法，而“自己怎么想，總要以前人怎么說為思想資料，但也總要有所不同”。可知馮先生的意思，必預流而后可言突破，“照著講”是“接著講”的前提。

今日很多自詡“接著講”的，其實未必能“照著講”。若“照著講”尚且不能，又如何“接著講”？中國經學史上有所謂“傳道”和“傳經”之分。孔夫子指示我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則“傳道”應在“傳經”之上。但“弘道”非人人所能為，歷史上很多時代，遍天下難見足以“弘道”之人，不得不姑“傳經”以守先待后，期日后能有“弘道”之人出。簡言之，始終有人能“照著講”，才是不時可以“接著講”的基礎。

學問是天下的公器、古今的長流，正要前呼后擁（此用字面義），方可繼往開來。在章學誠特別強調的“言公”之中，讀者起著關鍵的作用。不同的前言后語，可以“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智者之別擇”。不論是言出于己，還是轉述于他人，“是非失得”最終是由讀者決定的。或可以說，學術研究是一個發展中的進程，具體撰述總會停筆，但它又在閱讀中延伸。閱讀不止，意味著參與的持續，研究也就永遠處于發展之中。故言之“公”不僅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存于天壤，也存于歷史；有人參與即“公”，反之則“私”。從這個意義言，名家作品的閱讀本身，就是學問的延續。

不過閱讀只是參與的第一步，如梁啟超所說，他人的研究所得，“未必都對”；學生得到“點石成金的指頭”之后，就“可以自由探討，并可以辯正師傅的是否”。陳寅恪先生有句名言：“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自由探討”是學術獨立的前提，而批評態度主要是針對學生而言。梁啟超名之曰“思想解放”，亦即“無論什么人向我說什么道理，我總要窮原竟委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知灼見。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為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空洞洞如明鏡照物”。 

竊以為學生與師傅相互辯正，是特別重要的。在章太炎看來，后人與前賢商榷，并非輕慢，而是尊敬。蓋“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爭為匡救”。師傅引領學生入門，只是學問的第一步；只有學生本獨立精神，通過自由探討以“辯正師傅的是否”，學問才能發展和進步。這是我們編這本書希望達到的長遠目標。

最后我要說，這是一本面向學生的書，序言應當盡可能簡明清晰。不過也正因為是面向學生的書，不能不分外慎重。個人才疏學淺，只有多引前賢之言以壯聲勢。若因這些引文使這篇小序讀起來不那么順暢，謹向讀者誠懇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