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要來上海了。”11歲的沈丁立正在上海讀小學，老師在課堂上囑咐道，“要是碰上了美國來的人，記住，要不卑不亢、以禮相待，讓他們看到中國人民的風貌。”這一年，38歲的傅敏莊正懷著第二個孩子，1958年畢業于湖南醫學院附屬湘雅醫院（現為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的她由于成績優異，留在學校的生物化學教研室任教；而美國人阿美利肯·麥基還剛剛出生。當時的他們可能都未曾料到，1972年發生的事會如何改變他們今后的人生。

1972年2月21日，新中國成立后，北京上空首次飄揚起了美國國旗，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專機“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走下舷梯的尼克松在離地面還有三四級臺階時，就向前來迎接他的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伸出手去，說“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當周總理陪同尼克松坐上紅旗轎車前往釣魚臺國賓館時，意味深長地對尼克松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

1972年2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到達北京，在機場與迎接他的周恩來總理握手。

六天后，尼克松自杭州抵達了他此次中國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簡稱“上海公報”）。中美這兩個大國在因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彼此敵對、隔絕了數十年后，開啟了關系正常化的進程。而中美關系的堅冰開始融化，也改變了中美兩國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命運。

中美“上海公報”

美國形象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關于美國，少年時的沈丁立和比他年長一代的傅敏莊，在1970年代聽到的更多是“打倒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支持馬丁·路德·金…支持美國黑人抗暴斗爭”這樣的表述。沈丁立是同齡孩子中少數清楚尼克松是誰的，他父親是公安局干部，每天都會帶一份新華社編的《參考消息》回來，因此他對國際政治也逐漸有了認識，便格外期待此次尼克松的訪滬之行。

“哪怕能見到尼克松隨行的記者團也好啊”，但直到尼克松離開上海，沈丁立都沒機會見到一個美國人。

尼克松訪華后，美國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在沈丁立的記憶中，有關美國的正面教育在尼克松訪華后顯著增加。中美關系的松動最先體現在文娛方面。

尼克松訪華后，一部名為《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洲四國》的紀錄片進入大眾視野。這部紀錄片講述的是1972年4月，作為第一個訪問美國的非官方代表團，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對前一年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進行回訪。這部紀錄片讓沈丁立第一次見到了美國真實的圖像，他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中國乒乓球隊到達底特律后，中美運動員在福特汽車廠進行的一場乒乓球表演賽，整個比賽過程都有一種心照不宣的愉悅，球臺兩邊的中美選手都笑得很開心。這一幕改變了沈丁立之前對美國持有的較負面的看法，他開始覺得美國人看起來不壞，至少在紀錄片里，美國人對中國運動員是很友好的。

1971年4月13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舉行歡迎儀式，歡迎前來中國進行訪問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中美兩國乒乓球運動員在北京首都體育館進行了友誼比賽。

也正是在尼克松訪滬之行結束后，上海多了一個教英語的廣播節目。配套的教材在新華書店有售，沈丁立趕去買了，每每節目快要播出時，他都搬著小板凳等在廣播前。如今快滿61周歲的沈丁立回想起初學英語的往事，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說，“當你能夠學這個的時候，其實就是政府在告訴你，學英語是有用的。”

1975年，沈丁立進入了中學。在組織同學到上海青年宮執勤后，他得到了青年宮的回報——一張圖書卡。他用這張卡借到了《當代美國政治制度》，書后附有英譯中版的《美國憲法》。

另一邊，美國方面對中美關系松動的反應更快一些。在尼克松訪華前，美國就開始出現關心中國問題、爭先到中國來看看的“中國熱”。自1971年5月至1972年2月初的9個月中，上海就先后接待了美國科學家、醫生、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新聞工作者和一些友好人士共100多人。尼克松訪華后，從1972年年中到1973年年中，來上海訪問的美國人已有近千人，比上一年度增加5倍。

對于當時20歲的美國女孩瓊·考夫曼而言，尼克松訪華讓她之后的人生該做什么一下子就明朗了。她在大學期間就對中國以及中國研究產生了興趣，但父親有點擔心她學的專業不太好找工作，“親愛的，你學的科目很有趣，但你打算畢業之后找什么工作呢？”尼克松訪華讓考夫曼覺得，自己的專業被證明不僅是個人興趣，而且具有職業潛力。只是，考夫曼的中國之旅還要再等上幾年。

“上海公報”發表后，中美仍然經歷了將近7年的漫長談判才在1979年正式建交，這一年，沈丁立以物理滿分的成績考進了復旦大學理論物理專業。1979年后短短幾年內，中美交流的范圍和規模就遠遠超過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更大的變化到來了。

“中國一直在變化”

“他（鄧小平）知道……為了與美國建立聯系，以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中美關系正常化是重要的一步。” 已故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傅高義在他的名著《鄧小平傳》中這樣寫道。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對于中美建交最期待的領域是科學，在他看來科學是實現現代化最關鍵的因素，而美國在這方面大大領先。

1978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賴斯（Frank Press）率領第一個科學代表團訪華，這是有史以來美國出訪國外的最高規格科學代表團。鄧小平向普賴斯建議美國立刻接受700名中國留學生，而他更大的目標是美國在未來幾年接受數萬名留學生。普賴斯大感意外，急不可待地在華盛頓時間凌晨3點打電話把卡特吵醒，請他同意馬上答應鄧的請求。卡特給了普賴斯肯定的答復。

不過，中國第一批大約50名留學生，還是在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不久后才飛往美國的。隨著中美建交飛往美國的，還有鄧小平。中國電視上每天播出的新聞和鄧小平訪美期間制作的紀錄片，展現了美國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工廠、交通、通訊，以及住在新式住宅、擁有各種現代家具、穿著時髦的美國家庭。

傅高義認為，鄧小平訪美使很多中國人有機會直觀地看到美國，鄧小平也鼓勵中國民眾對美國的興趣，希望這有助于中國觀眾明白自己的國家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變革。

鄧小平在華盛頓與卡特總統會談后，雙方簽署了有關領事館、貿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協議。在此后5年的中美交流中大約有19000名中國留學生赴美。傅敏莊在教研室的閨蜜袁老師就是其中一個，她于1980年啟程赴美，到休斯敦得州大學安德森癌癥中心（MDA）訪學。MDA是美國最大的癌癥研究中心，也是全球最出名的癌癥研究中心之一。

1980年，28歲的考夫曼第一次來到中國，此時她已拿到了漢學的本科學位，并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了漢學以及健康和醫學科學的碩士學位。她已出版的碩士畢業論文是關于中國的人口計劃，因此被招募為聯合國人口基金北京辦事處的項目官員。“當時的我空有一些關于中國的書本知識。”回憶起自己第一次來到中國時，她這樣對澎湃新聞說道。

1982年左右，考夫曼（右一）和聯合國人口基金的同事在北京機場的人口普查海報前合影。

和兩年后作為波士頓市長特別秘書到訪中國的喬-黛爾·蓋斯一樣，考夫曼眼中的中國人，和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1972年的紀錄片《中國》里的形象差不多，當時的中國人普遍穿著藍色、灰色的中山裝，或是綠色的軍裝。1982年，喬-黛爾等十來人組成的中美交流美方代表團接受了中國邀請，從波士頓啟程前往北京。

1982年，中國的GDP排名世界第8，人均GDP更是遠遠靠后，排名世界第127。考夫曼工作的聯合國人口基金辦公室在北京三環路附近，考夫曼覺得那里的路就像是走驢車的。而1980年代初，北京的人們會聚在二環路的路燈下打麻將，“你開車時得小心避開他們。”喬-黛爾在北京的賓館入住后，望向窗外的風景，目光所及之處多是田野和農田。城里的汽車也很少，人們主要的出行工具還是自行車。

但考夫曼也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在1980~1984年為聯合國人口基金工作的這四年，考夫曼感到“中國一直在變化”，其中最直觀的就是衣著。考夫曼清楚地記得當春天到來時，越來越多的女性穿上了短裙，男性開始偶爾穿西裝打領帶，或者穿休閑服。中國人衣服的顏色漸漸遠離了傳統、標準的藍、綠色。與外界交往的諸多限制也逐漸寬松，她也能和中國朋友們在公園里野餐了。

考夫曼（前排左三）擔任聯合國人口基金項目官員期間的一次實地考察。

喬-黛爾在北京結識了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韓敘，和韓敘及其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雖然彼此文化背景不同，但他們都很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在喬-黛爾心目中，韓敘是當時少數幾個理解中國對于美國重要性的人，他的所有努力都指向一個最終目標——改善和加強中美關系。

中美關系的迅速發展也大大改變了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1980年中美國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對中國抱有好感。考夫曼在北京的四年里與聯合國人口基金辦公室的中國同事也建立了“非常好的、美妙、友好、溫暖的關系”。

異鄉的挑戰

1984年，考夫曼結束了她的第一次中國之行，回到美國繼續攻讀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專業的博士。這一年，沈丁立參加了一場知識競賽，為5年后他的第一次美國之行打下了基礎。

當時沈丁立已完成了本科學業，繼續在復旦大學攻讀碩士。1984年上海電視臺舉辦國際知識大獎賽，滬、浙、蘇、皖參賽者超過萬人。除了沈丁立，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的老師和學生都有參賽。沈丁立一路殺入決賽，最終拿下了個人賽二等獎，這是復旦大學所有參賽個人中獲得的最高獎項。而復旦也獲得了團體賽的第一名。

多輪比賽全程錄像轉播，于是上海和復旦都知道了有這么一位在國際關系領域也頗有些造詣的物理學碩士生。五年后，這也成了復旦大學推薦他去普林斯頓大學做軍控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當時，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關系委員會”（CIRSPRC）每年會來華選幾個已經取得國際關系碩士學位的中國青年去美國大學讀博士學位。CIRSPRC提供第一年的留學費用，接下來就要看美國的導師是否愿意提供獎學金。1989年CIRSPRC想要選一位已經在中國取得理科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去美國做國際關系博士后，“以從事國際安全與軍事科學的研究”。當時沈丁立已經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再加上他在國際關系方面的“知名度”，幾乎就是最合適的人選。向CIRSPRC推薦沈丁立的，是他的導師、曾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謝希德。

差不多同時，傅敏莊也在緊張地準備著赴美訪學的事宜。1989年，她的閨蜜袁老師在美國工作學習幾年后，開始幫傅敏莊聯系去安德森癌癥中心（MDA）訪學。在決定去美國之前半年，傅敏莊就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突擊學習英語上。白天她在教研室教書，晚上加班學英語。1989年，傅敏莊終于獲得了公派去美國的機會。丈夫細致地為她置辦了幾身新衣服。

“雖然已經改革開放十幾年，老一輩的觀念還是很保守，不希望出去給祖國丟人。”傅敏莊的二兒子羅凡硯告訴澎湃新聞。

在出發去美國的前一天，沈丁立在復旦大學物理樓下與謝希德見面，向老校長匯報自己明天就要出發去美國了。謝希德囑咐即將負笈美國的沈丁立道：“沈丁立，很多人都承諾學成后一定回國，結果沒有做到。不過，我信任你。”面對謝希德的囑托，沈丁立重重地點頭，“我肯定回來，明年此時此刻，我在這里向您報到！”

1989年9月9日，沈丁立登上了從上海飛往紐約的飛機。經過10多個小時的長途旅行，飛機降落在肯尼迪機場。

飛機降落時，沈丁立在空中俯瞰到了那個“傳說中的”曼哈頓。已是夜幕低垂，曼哈頓雙向十多條車道，車流滾滾，浩浩蕩蕩，車道上汽車黃色前燈和紅色尾燈如同一條條“燈河”，勾勒出城區的形狀，這一畫面深深地印在了沈丁立的腦海里。雖然前一年沈丁立在意大利訪學時已親眼見過現實中的高速公路，但初到美國，目睹連接紐約和新澤西的林肯隧道出口雙向二十車道的高速公路，依然震撼。

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校園后，沈丁立馬上迎來了他在異國他鄉的第一個挑戰。他抵達的前三天他的美國導師在莫斯科出差，他被安排到普林斯頓的學校賓館，一天房費90美元。沈丁立出發前用自費公派留學的證明換來的300美元很快就用完了，三天后，他或將陷入流落街頭的窘境。于是他就想辦法到報亭里去找轉租廣告，搜了一大堆，抱著就回賓館打電話。第一次碰上留言電話，組織了半天語言后，他不無緊張地道：“嗨！我是丁立，我在xx地方，我急著租一個房間，你回來以后請給我打這個電話。”不巧的是對方打回來時他又不在，只得再根據對方的留言打過去。

一番折騰下，沈丁立就這樣找到了他的房東，一個來自武漢的中國男生。他們住的地方叫巴特勒公寓（Butler Apartment），是二戰結束后為了安置來普林斯頓讀書的海軍轉業人員而建的。這是1940年代后期的事，到了沈丁立去普林斯頓大學時，這里已經住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沈丁立住的是二室一廳里的小房間，房東的家人去外州讀書，一時不回來，就把房間出租了。這里的房租低廉，解了沈丁立的燃眉之急，因此他對房東心存感謝。

房東人緣很好，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們三天兩頭在他家聚會。房東的朋友們看到沈丁立每天早出晚歸、任勞任怨，久而久之也都成了沈丁立的好朋友。

在生活逐漸規律的同時，沈丁立的科研也很快步上了正軌。他一般上午9點出門，凌晨才回家，每天都在辦公室和家里工作近17個小時。在這樣高強度研究下，他在抵美當年的11月就完成了第一份研究報告，是關于中國核力量與政策的。他將這份報告寄給了謝希德，并在她在美國研訪的復旦同事那里得到了謝希德的肯定。

1990年謝希德在普林斯頓訪學時與沈丁立在校園里的合影

傅敏莊到美國后，也埋頭在MDA的實驗室學習。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與美國在醫學技術上還存在著巨大差距。羅凡硯告訴澎湃新聞，那時在美國學習一年，相當于在國內學習好幾年，“我們國家開始大量需要分子生物學方面的人才，母親在美國主要是學習分子生物學的技術理論知識，包括操作。盡管她當時年紀也不小了，但是因為老一輩人還是有學習的愿望，所以堅持了下來。”

在美國如饑似渴學習知識的同時，傅敏莊還牽掛著遠方的家人。那時每月生活費只有大概400美元，傅敏莊要用來租房、支付日常開銷，還要省吃儉用，買美國的免稅品帶回中國。到傅敏莊結束在美國的一年半訪學回國時，她帶著先鋒音響、尼康照相機、松下錄像機回到家。“這些東西在80年代都是很高級的，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的東西，當時國內賣得很貴，除電視機外，國產的還沒有。”傅敏莊的大兒子羅劍欣說。

有人回來，有人再出發

和傅敏莊一樣，沈丁立在美國也有牽掛著的人。1990年2月，謝希德訪問普林斯頓，給沈丁立帶來了一封信，是當時他在國內的女友寫給他的。女友比沈丁立更早確定了出國的意愿，但由于時代原因，女友的出國之路比沈丁立艱難得多。女友在信中感謝了沈丁立幫助她出國，并表達了她要出國的堅定愿望。而他們曾約定，談戀愛談到女友出國那天，因為沈丁立一定會堅持在中國發展。

1990年初夏，女友來到美國。沈丁立坐了十多小時的“灰狗”長途班車前去看望（編注：Greyhound Lines，又名“灰狗長途巴士”，是美國跨城市的長途商營巴士，客運服務遍及美國全境、加拿大和墨西哥），但昔日熟識已成往事。普林斯頓大學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索科洛夫知道此事后，用英國詩人雪萊的名句寬慰沈丁立“愛過總比沒有愛過要好”。

科研生活紛繁忙碌，很快又過了半年，沈丁立把所有時間與精力用在科研上，在回國前又完成了兩份研究報告，分別關于反潛戰與中國海基威懾以及南亞核擴散。

沈丁立收到的美國邀請是兩年，但限于當時條件復旦只批準了他訪美一年。由于他留學期間的優秀表現，復旦后來仍同意他訪學兩年。1991年9月9日，整整兩年后，沈丁立飛離美國。第二天，當上海潮濕悶熱的空氣隨著一次深呼吸又充滿他的肺部時，他知道他回到了家。次日他再次出現在復旦物理樓，向老校長謝希德報道：我回來了。

沈丁立回國兩年后，同樣學醫的羅劍欣在母親的聯系下，于1993年3月也來到了MDA的同一實驗室訪學。促使羅劍欣出國的，不僅是母親從美國帶回來的良好體驗，還是當時的大勢所趨。“當時想，出國可以增長知識，而且學了東西可以回國，對國內的發展，不管是教學、科研、醫療都有很大的作用，這是大環境下的趨勢，所以自己就也加入了出國的大軍。”羅劍欣告訴澎湃新聞。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中國出現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二波留學潮。與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公派訪問學者為主的留學潮相比，第二波留學潮涌現了大量自費留學生，成為了近30年留學大潮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改革開放給中國人生活帶來的進步。

考夫曼自1980年初到中國后，她的整個職業重心就都在中國了。“我每年要往返中國五六次，如果我沒有在北京，那我就是在往返北京的路上。”她對澎湃新聞說，“中國承辦亞運會前后，我發現北京修了首都機場高速公路。北京的基礎設施的變化令人震驚。”

但羅劍欣坦言，在他留學美國的時代，中美在各個層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其所從事的醫學和生命科學也是如此，“但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優良傳統就是吃苦耐勞。中國不管是公派或是自費到美國去留學、學習的人，都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和追求。雖然水平和能力有些差距，但是可以認真干，這一點可能是大多數西方人，包括美國人很缺乏的。”

羅劍欣所在的實驗室有來自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員，其中近一半都來自中國。一般人在實驗室是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五點下班，羅劍欣下班后還接著干。英語不好，讀文獻困難，他就用字典一個個詞查，就這樣慢慢追平和別人的差距，適應了那里的環境。

到美國半年多后，羅劍欣遭遇了一段不平凡的經歷。MDA所在的得克薩斯州是布什家族的大本營。曾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的女兒從小患有白血病。當時羅劍欣所在的實驗室主任曾參與老布什女兒的診斷和治療。1993年10月，老布什前往MDA參觀訪問，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羅劍欣“連大一點的領導都沒見過，更不用說美國總統”。當全實驗室的人和老布什合影留念之后，羅劍欣趁著休息間歇主動上前跟老布什搭話，“總統先生，我能不能單獨跟你合個影？”老布什爽快地答應了。

羅劍欣與老布什的合影

“我當時踮了腳，他大概1米9，我1米7，我如果不踮腳的話，大概只能在他的肩膀位置。”就這樣，羅劍欣和老布什留下了一張單獨合照。這張照片被仔細地用相框裱起來，至今仍放在家里。

1995年2月羅劍欣回國時，他的兒子羅靖旻已經四歲了。25年后，心內科博士二年級的羅靖旻也踏上了和奶奶、爸爸一樣的美國求學之路。而這25年間，中國和世界又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個美國人在中國找到了幸福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架機撞向了美國紐約的雙子大樓，舉世震驚。美國隨即發動了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在尼克松訪華那年出生于得克薩斯州的阿美利肯·麥基（American McGee）不愿意自己的納稅錢成為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的炸彈，于是在2004年賣掉他在美國的全部身家，只身一人來到中國。

來中國之前，阿美利肯已是一名小有建樹的游戲設計師。2004年，他接連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工作邀請，最終他選擇去香港。之所以選擇香港重新開始一段生活，是因為他的母親一直對中國藝術和中式家具設計情有獨鐘，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家里就有很多中式藝術品和家具，甚至還收藏著中國傳統風格的服裝。母親對那個遙遠東方國度的強烈興趣感染了阿美利肯，讓他也對亞洲文化有所憧憬。同時，亞洲更專注于家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吸引著他。

2005年，他之前在洛杉磯認識的朋友極力邀請他前往上海。朋友告訴他，中國內地處處是商機，人們個個都干勁十足。于是在這一年春節期間，他第一次來到上海。

阿美利肯早就意識到在香港創業不現實，香港物價很高，處于全面發展階段完成的狀態。僅僅是生活成本就已相當昂貴，又談何創業？在朋友的鼓動下，在上海建立自己的游戲工作室的想法漸漸有了雛形。2007年，阿美利肯與朋友在上海成立了他們的游戲工作室——“Spicy Horse”（麻辣馬）。

那時，和他一樣看到上海無限潛力，來此創業投資的外國人很多，阿美利肯將此稱為第一波外國人留中潮。

在與朋友合租了一段時間后，阿美利肯搬去了中山公園附近。那時候的地鐵四號線只通到中山公園，龍之夢商圈也還在建造中，在他的印象中，中山公園好像就是城市的邊緣，再往外走就什么也沒有了。他可以感受到，2006年的上海仍在努力追趕和香港的距離。

除了自學中文外，阿美利肯會在外出購買生活用品時把要用的單詞寫在本子上，然后給賣東西的阿姨叔叔看，那些阿姨叔叔都極樂意幫助外國人學中文。就這樣，在上海住了一年后，他已經能用中文完成一些基本的溝通了。

2011年，由麻辣馬工作室開發的游戲《愛麗絲：瘋狂回歸》正式發售，獲得大量玩家好評，對阿美利肯來說，這是他在中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這一年，他與此前曾短暫約會過一段時間的女孩重逢——一個從事時尚設計師工作的浙江女孩——后來，她成了他的妻子。

2016年，由于手游行業競爭激烈，麻辣馬工作室失去了市場競爭力，宣布解散。事業受挫，但阿美利肯收獲了愛情，他和現在的妻子訂婚，并創建了夫妻品牌“mysterious”（神秘）。

阿美利肯在泰國有一艘帆船，在求婚前，他在帆船上住了一個多月，航行于泰國和馬來西亞之間，重新思考他是否要在中國久居，他想在這個世界上做什么。在這段航行之旅的最后，他感到一陣發自內心的空曠，他知道，他想要回到中國、回到愛人身邊。他決定向當時還是女友的妻子求婚，和她組建家庭，長居中國。他很清楚，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住在中國更讓他有幸福感的地方了。

想成為最會玩也最會學的人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力推動自身的經濟發展。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3645億元增長到24.95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中國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四。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至今仍穩穩地保持了這一地位。

中國的巨大發展吸引了無數阿美利肯這樣的美國人來到中國發展自己的事業，也有很多關注中美兩國的人頗有滄海桑田之慨。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沈丁立在巴特勒公寓結識的好友們來上海參觀世博會，沈丁立帶他們共游世博園，一起回憶二十年前的難忘歲月。時隔二十年，曼哈頓獨有的令人眩暈的“羅曼蒂克式”光環已逐漸褪去，而上海卻是日新月異、改頭換貌。曾經讓留美中國學生憧憬的先進科技和摩登市貌都在這一代人的努力下在上海成為了現實。

喬-黛爾結束1982年的中國之行回到美國后，和丈夫一直致力于中美交流方面的工作。2014年，她和丈夫再次來到中國度過了長達五周的假期，還在北京慶祝了他們的五十周年結婚紀念日。在這次旅途中，喬-黛爾看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比起30多年前窗外貧瘠的景象，現在的中國已滿是高樓大廈。

在這一背景下，新一代的中國學生有著與他們的前輩大不相同的體驗。

2012年暑假的一次美國之旅成為劉珈岑將近10年留學生活的開端。家里人原先只說想帶她去美國玩一玩。在芝加哥落地后，一家人驅車前往印第安納州。安頓下來后，父母突然問劉珈岑有沒有興趣體驗一下美國的初中生活，并稱他們可以給她辦理手續，讓她去感受一下美國的學習氛圍。父母承諾，如果實在不喜歡可以回國繼續念書。

劉珈岑在沈陽一路念的都是私立國際學校，對這種事情接受度也比較高，便決定嘗試一下，最不濟就是嘗試失敗，回國接著念初中。

于是劉珈岑便抱著去體驗的心態開始了她的留美之旅。她的父親在美國經商，在她留美之初父母也在美國陪她。相比于前輩，劉珈岑留學生涯的開端可以說相當順遂了。

劉珈岑去報到的時候學校已經開學一段時間了，不久就趕上一些考試。她在國內上的國際小學和初中都是全英語環境，而美國七年級的數學才學到分數的加減乘除和最簡單的一元一次方程。劉珈岑考得非常好。學校認為她的水平已經遠超她現在上的課程水平，就給她安排了各個學科的能力測試，以確定適合她的課程難度。

課表全部更新過后，她的英語課被安排到了本地學生水平，數學也提到了當地高中數學的難度。此時劉珈岑才真正感覺到美國和中國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中國大家課程是統一的，學得好學得不好，大家還是要上一樣的課，個人無法選擇。但是在美國，個人可以盡可能發展，并鼓勵學生在其強項上不斷加強，甚至允許初中生去上高中課程。

她漸漸體會到了這種模式的好處，因為她很偏科，相比之下，美國的教育模式反而更適合她，于是劉珈岑決定留在美國念書。家人早已有了準備，綠卡已經申請下來，學區內的房子也安置好了。

生活無憂，語言和學習也沒什么障礙，與前輩留學生相比，劉珈岑這一代人少了很多“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但也碰到了別的問題。雖然她英語很好，但周圍的同學們都是從小就彼此認識的，從一個小學讀到同一個初中再到同一個高中，可能已經認識十幾年。劉珈岑第一天去學校食堂時，相熟的同學們坐一張桌子，她甚至都不知道該坐哪里，還是當時帶她進學校的老師把她安排到了一個餐桌。

她逐漸覺得跟同學之間相處也比較困難，因為沒有固定的班級，大家一節課下課之后就直接趕到另外一個教室上課，放學后也是各自回家，劉珈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動處于一種孤獨狀態。在初中階段，劉珈岑是學校里唯一的中國學生，到高中學校里中國人多了些，大概有四五個，當時劉珈岑才真正體會到“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這句話是多么寫實。

家人拒絕把她送往紐約、洛杉磯之類的大城市，怕她和中國人抱團，于是才選了這個純白人社區的學校。但這對她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時期，她并不是特別適應歐美文化，對美國孩子喜歡的電影和音樂也不是很感興趣，但生活在這個環境里，她只能被迫去接受、適應這些文化。

劉珈岑的父母希望她能夠在這種情況下有所突破，不要產生依賴性，為了鍛煉她的英語水平，就讓她自己去辦銀行卡，家里的車壞了，也會要求她去跟店員說明情況并尋求幫助。劉珈岑只能一邊和店員溝通，一邊去查換機油、釘子的英文是什么，輪胎漏氣了該怎么說，就這樣一點點，磕磕絆絆地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務。

被迫去干這些事有時讓劉珈岑處于很被動、很窘迫的狀態，當然，她知道父母是希望通過類似的鍛煉加速她的成長，但她還是覺得這樣的敦促對她而言是一種挺大的傷害。

2018年，劉珈岑進入了普渡大學，她在大學修了工業管理、數學、統計三個專業，輔修計算機科學，并拿到了一個數據學的證書。劉珈岑爭取用最高效的方式安排時間，她會把一周的時間提前安排妥當，每天學習時間普遍超過10個小時。

她認為自己說不上喜歡學習，只能說非常擅長學習。她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是一個比較會規劃的人。在上大學之前，她基本上已把大學四年要上什么課都安排得差不多了，不然三個專業的學習任務根本不可能光靠一時興起就能在4年之內上完。

除了延續中國留學生的勤奮傳統外，劉珈岑也一直想成為學習圈里最會玩、玩樂圈里最會學習的那個。她在閑暇時也和很多大學生一樣，參加派對、演唱會，抓緊一切可利用的假期旅行。而她每天花在學習上的時間也超過了大多數同齡人。

“中美關系的大門既然打開就不應再關上”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劉珈岑家里的長輩也無法如以往那樣經常往返美國了，她和母親也已有兩年未見面了。而新冠疫情的暴發差點讓羅靖旻沒趕上去美國的飛機。

2020年1月，羅靖旻所在的課題組與美國休斯敦衛理公會醫院研究所有合作項目，羅靖旻的課題也屬于項目一部分，在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下，他前往美國繼續這項課題研究。他是羅家繼他的祖母傅敏莊、父親羅劍欣之后，第三代赴美求學的人。

現在已是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主任的羅凡硯告訴澎湃新聞，到了自己侄兒羅靖旻這一代，已經與母親和哥哥那時大不相同。現在學校基本上一半博士生會選擇去美國做課題或者學習，出國不再像以前那么難，出國的選擇也多種多樣。

此外，中國的醫學水平也在短短二十幾年間大大提高了。“現在我們研究技術過關了，就直接學美國的臨床這些更先進的科研技術了。”羅凡硯坦言，中國在醫學技術方面跟美國的差距已經很小，但在成果方面還是有一定差距，“國外的新技術層出不窮，你不去學習也不見一眼的話，感受不到。我們其實現在新技術都是通過全國各地大醫院的醫生們出去之后回來推廣。”

羅靖旻在美國待了一年半，因為新冠疫情，他的行動也大部分受限，實驗室、宿舍、超市三點一線。除此之外，他在美國最大的感受還是想念祖國。面對中美目前在醫療方面的差距，他也顯得比叔叔更自信。

“我在美國做了一個小手術，等了兩三個月，這要是在我們醫院（湘雅醫院），當天就能做了。”羅靖旻對澎湃新聞表示， 他因此意識到中國的醫療方便程度絕對是世界頂尖，雖然實驗儀器設備還要努努力，但“技術和先進的理念可以學回來，儀器設備也終究會有的”。

2021年8月，羅靖旻選擇回到中國，現在他是總住院醫師（居主治醫師之下，屬于初級職稱）。今年暑假劉珈岑也要畢業了，接下來打算繼續讀研，但不想再待在美國了，到今年8月，她已經在印第安納州生活快10年了。

考夫曼目前是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計劃學術項目高級主任，這個項目以羅德獎學金為藍本，是清華大學專門為未來世界領導者持續提升領導力開設的全球事務碩士項目。同時，她也在哈佛醫學院全球衛生與社會醫學系任教。

考夫曼近照

沈丁立雖在地理上離開了美國，但如今身為復旦大學教授、國內著名的美國研究學者，針對美國的研究和一篇篇國際形勢銳評仍維系著他與美國的聯系。

2019年，阿美利肯的兒子在上海降生。他和妻子討論過，他們都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入中國國籍，他不理解為什么這么多人想把孩子送去國際學校。在他看來，妻子接受的是中國本土教育，如今成為了非常優秀的時尚設計師。由于丈母娘也與他們同住，阿美利肯家里的“官方語言”是中文，如今兒子兩歲，中文聽說已不成問題，有時還會糾正阿美利肯的中文錯誤。阿美利肯決定未來讓兒子接受中國本土教育。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阿美利肯已經把自己看作美國到中國的移民，這里已經是他的家了。

阿美利肯一家三口，他的妻子正懷著第二個孩子。

“上海公報”發表50年來，中美雙邊貿易額從9000多萬美元攀升至7500多億美元；兩國人員往來從每年幾千人次增長到疫情前超過500萬人次；有7萬多家美國企業在華投資；還有30多萬中國學生在美留學。50年前的“破冰接觸”不僅改變了中美關系和世界歷史進程，也改變了中美兩國無數人的命運。

“我經歷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時期，看著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成為一個‘全球公民’。我經歷了中美交往的歷史，這段歷史里有一些深刻性的啟示需要我們銘記。”考夫曼對澎湃新聞說，“但最近一個時期的氛圍讓我非常不安。像我這樣的人很清楚，美國需要在學術上、戰略上、政治上與中國合作，不僅是美國，全球都需要這樣做，為了解決疫情，還有全世界面臨的一些更大的問題，例如氣候變化。但我們現在正在被裹挾進了地緣政治之中，這種不信任和缺乏接觸對世界不利，這令我感到難過。”

2022年2月28日，王毅國務委員在“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

2022年2月28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王毅表示，中美關系目前正面臨建交以來少有的嚴峻挑戰，也引起了國際社會對世界重陷分裂的嚴重擔憂。中美雙方再次需要做出歷史性的抉擇：是繼續和平共處，還是走向沖突對抗？是堅持開放合作，還是回到隔絕對立？正確的答案，其實就蘊含在“上海公報”當中。

“中美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中美關系的大門既然打開了，就不應再關上。世界既然走出了冷戰，就不應再降下鐵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應當從‘上海公報’中汲取更多智慧，以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為指引，努力找到新形勢下中美兩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正確相處之道，努力造福兩國，惠及世界。這是中美兩國應有的責任與擔當！”王毅說道。

考夫曼最后對澎湃新聞說：“我個人40多年參與的工作和事業告訴我，重要的是社會正義問題和全球健康，這些工作純粹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這類工作不應該被地緣政治打斷，我希望中美之間能有更多的接觸。我們都是地球公民。”

（根據受訪者要求，文中羅劍欣為化名。實習生盧之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