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河東張氏為書畫鑒藏世家，三代貴為宰相，五世遞藏書畫，始于張嘉貞（665-729）及其子張延賞（726-787），大成于其孫張弘靖（760-824），總結于其玄孫張彥遠（815-907），彥遠著《法書要錄》、《歷代名畫記》，集古書畫鑒藏之大成，今人推為書畫鑒藏史之白眉。張氏五代幾乎與整個唐王朝相始終，長期居于長安、洛陽兩京，家族書畫寶藏的聚散悲喜劇在東西二京不斷搬演。考察唐代兩京因書畫鑒藏而建立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河東張彥遠家族是個極好的個案。

收藏之都的河東張氏家族宅第

張彥遠高祖河東公張嘉貞，開元八年（720）官至中書令，生平喜收藏書畫，善書法，河東張氏家族之收藏始于張嘉貞。曾祖魏國公張延賞，貞元三年（787）正月拜尚書左仆射同平章事，亦雅善書畫，墨跡“妙合鐘〔繇〕、張〔芝〕”，墨跡高古。祖父高平公張弘靖，元和九年（814）累官至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善書法，“書體三變，為時所稱”，盡力搜求法書名畫，卷軸滿架。自張彥遠高祖張嘉貞至祖父張弘靖，一門三代官至宰相，故當時號“三相張氏”。張彥遠叔祖張諗與李纘、李約“琴尊自樂，終日陶然”，共享蔡邕萬卷之書、虎頭一櫥之畫。其父張文規(guī)，“少耽墨妙，備盡楷模，彥遠自幼及長，習熟知見”。張彥遠本人更是博聞多識，留心書畫，自詡“收藏鑒識，有一日之長”，著有《法書要錄》、《歷代名畫記》，謂“好事者得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努力搜求其家已經(jīng)散佚的先世的書畫收藏，經(jīng)眼之多、鑒別之精超越乃祖。

張氏家族在河東故里的住宅已見宿白考證。張氏家族遷至洛陽、長安，始于張嘉貞之崛起。武周長安年（701-705）間，嘉貞因緣際會，逐漸顯貴。武周以洛陽為神都，皇帝、朝廷皆在此城，張嘉貞當于此時在洛陽思順坊建宅。開元十年張嘉貞隨玄宗至東都，洛陽縣主簿王鈞為求御史之職，特為嘉貞增修思順坊宅。開元十七年后復歸洛陽養(yǎng)病，仍居此宅。史載“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于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所謂“延賞東都舊第”，就是繼承張嘉貞始建并增修的宅第。此宅自張嘉貞創(chuàng)建，至延賞、弘靖、文規(guī)、彥遠遞傳，故云子孫五代。張弘靖是延賞長子，故得繼承思順里宅，而次子張諗則在緊鄰思順里南側的修善里創(chuàng)建新宅。

張嘉貞在長安的住宅可能始于中宗、睿宗時期，當居于長安，然居址不詳。大約開元元年外任梁州都督、秦州都督、并州長史，此時所居大約是長興坊。其宅本崔日知宅，日知開元三年正月任京兆尹，同年十二月坐贓罪貶，其宅應入官，張氏據(jù)有其宅在此之后。至張弘靖時，張氏家廟仍在長安長興坊，或為張氏舊宅改建，改建年代不詳。開元八年正月張嘉貞由并州長史拜相，則遷至安邑坊，嘉貞、嘉佑兄弟皆居此坊。開元十七年張嘉貞終于洛陽思順里宅，二十九年，張嘉佑終于長安安邑里宅，此宅其后大約為嘉佑后人繼承。嘉貞晚年退居洛陽，仍居思順里舊宅，張延賞即生于此宅。約開元末張延賞入仕，從洛陽思順里遷至長安，最初所居坊里不詳，最晚于德宗時已遷至平康坊。較之長興舊宅，平康新居更接近興慶宮和大明宮，符合開元末年至天寶間高級官員住宅的移動規(guī)律。實際上平康坊宅始于張延賞，延賞之后，張弘靖、張文規(guī)、張彥遠三代繼承此宅。

平康坊唐武德（618–626）、貞觀（627–649）年間有褚亮褚遂良父子宅、孔穎達宅，武后、中宗時代有崔融宅、裴光庭宅，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有姚崇宅、崔泰之宅、李林甫宅，晚唐則設諸州進奏院于此坊；又有創(chuàng)立于隋代的菩提寺，有鄭法士、吳道玄、楊廷光、董諤、耿昌言等人壁畫；有嘉猷觀，觀額為玄宗御書金字，觀中精思院王維、鄭虔、吳道子皆有壁畫；以及永穆公主舍宅所立萬安觀，觀內公主影堂，有李昭道畫山水；其坊內三曲有妓所，士人往來極多。此外，平康坊緊鄰東市，便于生活和收藏。

張家收藏就地理分布而言，張嘉貞之搜求極有可能在從司馬承禎學習書畫之后，故當聚于長安安邑坊宅；嘉貞之子張延賞繼承洛陽思順坊，而于長安另建平康坊宅，所得應聚于此兩處宅第；延賞長子張弘靖的收藏最富，大成于長安平康坊，憲宗元和十三年所進獻的藏品本來皆在平康坊宅，其余藏品大約穆宗長慶元年（821）攜至幽州，遭亂散佚。延賞次子張諗亦有收藏，保存于洛陽修善里，并續(xù)有新藏。弘靖長子張文規(guī)繼承余緒，仍居長安平康里和洛陽思順里宅，然所存書畫卷軸不多，珍品絶少。張彥遠發(fā)奮追蹤張家散佚舊藏，然新藏有限，仍然聚于長安平康里和洛陽思順里宅。

河東張氏鑒藏世家的形成

張家鑒藏之學的開啟和傳承

張彥遠雖一再強調河東張氏家族的世代收藏始于其高祖張嘉貞，今所知張嘉貞有關書畫及收藏之事，僅有二三事而已。其一，武周時張嘉貞與收藏前輩鐘紹京合作《靜法師方墳記》，睿宗時又受中書令崔湜獎掖，透露出嘉貞進入京城即受到鑒藏家的啟發(fā)；其二，張嘉貞書畫鑒藏學本于高道司馬承禎；其三，張嘉貞行書作品有“定州《北岳碑》，為好事者所傳”。

武周長安年間，張嘉貞受到武則天的任用，至睿宗先天年間官至中書舍人，逐漸顯貴。這一時期，正是唐代宮內所藏法書、名畫流失的重要階段。再經(jīng)唐隆、先天兩次政變，珍貴書畫多次轉手，激發(fā)了京城收藏熱潮。張嘉貞鑒藏之途，正是肇端于此時此地。

張嘉貞初入長安為官，結識京城書畫鑒藏之家。《金石錄》載，長安元年（701）十二月所建《周靜法師方墳碑》為張嘉貞撰，鐘紹京正書。鐘紹京為盛唐著名書家，與張嘉貞合作《靜法師碑》正在此時。鐘氏也是長安重要的書畫鑒藏家，其家藏有王羲之、王獻之及褚遂良法書數(shù)十百卷。另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有《鐘紹京傳》，詳載所見鐘氏畫作。逮至先天元年，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中書舍人，最初不為崔湜所禮，戲稱為“張底”，后因張嘉貞議事頗有見識，故相推重。崔湜亦是武后至睿宗時期京城重要書畫收藏家。鐘紹京、崔湜購求鑒賞書畫，宗楚客、薛稷因緣際會而得內府御藏，皆為張嘉貞所親歷，或是開啟張家收藏之因。

開元九年，張嘉貞因拜相重返長安，其間又從司馬承禎問學，開啟書畫鑒藏之學的門徑。兩人的師生關系見于《歷代名畫記》：

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梁陶隱居（陶弘景）至先生四世傳授仙法。開元中自天臺征至，天子師之。十五年，至王屋山，敕造陽臺觀居之，嘗畫于屋壁。又工篆隸，詞采眾藝，皆類于隱居焉。制雅琴鎮(zhèn)銘，美石為之，詞刻精絶。開元中，彥遠高王父河東公（張嘉貞）獲受教于先生。玄宗皇帝制碑，具述其妙。

此節(jié)略述司馬承禎的道教法系及生平，特別凸顯不僅司馬氏的道法傳自陶弘景，其辭采及書法、繪畫、斫琴等眾藝亦皆規(guī)摹于其四世祖師陶弘景，玄宗所作碑文盛稱其學問、眾藝之妙。再者，陶弘景是法書鑒定大家，所作《真誥》整理、辨析真人楊羲及二許筆跡，言之有據(jù)，又《與梁武帝論書啟》論定梁代內府收藏二王法書真?zhèn)危H重肯綮。

張嘉貞至其子張延賞之間存在代際斷裂，張嘉貞晚年得子，嘉貞去世，延賞年僅三歲。張嘉貞的書畫收藏皆由張延賞繼承，但嘉貞生前未能傳授其子延賞鑒藏之學。史傳云張延賞“博涉經(jīng)史，達于政事”，所讀書籍當是張家藏書。至于張家書畫收藏得以延續(xù)，關鍵在于玄宗的文化氛圍和肅代之際的收藏機遇。因肅代之際，長安屢經(jīng)戰(zhàn)亂，兵連禍結，內府法書名畫損失慘重，張彥遠敘其大略云“祿山之亂，耗散頗多，及德宗艱難之后，又經(jīng)散失，甚可痛也”，徐浩云“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其后“吐蕃入寇，圖籍無遺”。戰(zhàn)亂之后，唐廷也曾收拾舊藏，企圖復原其舊。徐浩等人努力搜求的法書名畫因“肅宗不甚保持，頒之貴戚，貴戚不好，鬻于不肖之手”，張懷瓘云“〔內府書畫〕既所不尚，散在人間；或有進獻，多堆于翰林雜書中，玉石混居，熏蕕同器”，正可互相印證。張彥遠云“物有所歸，聚于好事之家”，所謂聚于好事之家，實即河東張氏家族。貞元之初，正值張延賞拜相，是其家族鼎盛之際。張家所藏法書名畫，如王羲之草書《初月帖》、馮承素摹本王羲之正書《樂毅論》《蘭亭序》，顧愷之《清夜游西園圖》均為貞觀內府舊藏，極有可能是肅代之際內府散出者。聚于好事者之家的途徑則是經(jīng)由長安的書畫市場，當時市場上真?zhèn)坞s陳，切須鑒識者才能分辨。張懷瓘云“二王書中多有偽跡，好事所蓄，尤宜精審，儻所寶同乎燕石，翻為有識所嗤也”，張延賞搜求書畫，正是藉助市場上的高明書畫商賈。張彥遠云“貞元初有賣書畫人孫方颙，與余家買得真跡不少”，孫方颙又名仲容，“亦鑒書畫，精于品目，豪家所寶，多經(jīng)其手，真?zhèn)螣o逃焉”。孫方颙經(jīng)手為張家所購皆為真跡。此外，張延賞還收藏當代名家的精心之作，如大歷四年（769），延賞收藏弘詞科舉子齊暎的山水畫，建中四年，曾邀山水樹石名家張璪為其平康坊宅畫八幅山水障子。總之，張延賞逢此機緣，家富于財，依靠鑒識高明的書畫商賈，故能奠定河東張氏鑒藏世家的地位。

張延賞有張調、張諗二子，張調后改名為張弘靖。張延賞的書畫藏品分由兩子張調（弘靖）和張諗繼承。張弘靖是延賞長子，繼承了長安平康坊宅和洛陽思順坊宅。河東張氏至張弘靖一代已三世宰相，積累豐富的文化資源，包括書畫藏品和社會聲望。張弘靖拜相制詞贊其學養(yǎng)，稱有“蘊積稽古之學，發(fā)揮經(jīng)緯之文”，自是家族傳承，其中稽古之學，既是稽考古代典籍之學，又是搜求古器書畫之學。張弘靖鑒藏之學的培養(yǎng)，當與張延賞的收藏經(jīng)歷有關。張弘靖生于乾元三年或上元元年（760），至建中四年朱泚之亂時弘靖已近而立之年，建中四年邀請張璪畫八幅山水障子，貞元初年經(jīng)孫方颙購入書畫真跡，皆為弘靖親歷；尤其前者，延賞時在西川成都，此事當是弘靖親手經(jīng)辦。如上經(jīng)歷使張弘靖得以親近畫家和書畫商賈，漸染收藏之癖，且具鑒識、銓次之能。其家云弘靖“金帛散施之外，悉購圖書。古來名跡，存于篋笥”。又云“大父高平公（張弘靖）幼學元常（鐘繇），自鎮(zhèn)蒲陜，跡類子敬（王獻之），及處臺司，乃同逸少（王羲之），書體三變，為時所稱”。幼學元常，當為張延賞的偏好，史載延賞墨跡“妙合鐘〔繇〕、張〔芝〕”，所學范本或即張家早年所得鐘繇《道德經(jīng)》；自元和四年為陜虢觀察，書法全似王獻之，鐘繇、子敬有古質今妍之異，差異極大，后者應是弘靖自己的喜好；其后元和九年弘靖拜相，書跡轉而同于王羲之。張家藏有二王書跡五卷，其中有馮承素摹本王羲之正書《樂毅論》、行書《蘭亭序》、草書《十七帖》等名跡，皆為弘靖之好。張弘靖鑒藏之學的培養(yǎng)頗具影響的還有隴西李勉、李約、李纘父子。李家亦為鑒藏世家，張延賞、弘靖父子與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交往也有收藏群體互相欣賞、激發(fā)的作用，是河東張氏鑒藏世家形成的重要一環(huán)。

張弘靖收藏生涯中有兩次慘痛的損失，其一是元和十三年被迫進獻所藏書畫精品，其二是，長慶元年遭遇朱克融之亂而散失。張彥遠記其事云“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zhèn)太原，不能承奉中貴，為監(jiān)軍使內官魏弘簡所忌，無以指其瑕，且驟言于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時進獻”，更加慘痛的是“其余者，長慶初，大父為內貴魏弘簡門人宰相元稹所擠，出鎮(zhèn)幽州，遇朱克融之亂，皆失墜矣”。二事起因都是張弘靖與宦官魏弘簡之爭端，且前后相接，造成張家所藏幾乎喪失殆盡，成為最為痛苦的記憶，其孫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反復提及。張弘靖之弟張諗同受熏染，亦有收藏之癖，其洛陽修善坊宅建有蕭齋，將南朝蕭子云飛白壁書嵌于齋內以觀賞，然此寶藏約在文宗時代被權臣王涯仗勢搶奪，其后毀于甘露之變，亦是張家藏品的重大損失。

張弘靖有子四人，分別為張文規(guī)、張景初、張嗣慶、張次宗，張文規(guī)之子即張彥遠。

較之前代祖先，張彥遠癖好最深，但他面臨兩方面的困境，一是“不見家內所寶，其進奉之外，失墜之余，存者才二三軸而已”，一是“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跡，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況少真本”,本家所藏已失，而公私兩類收藏皆難寓目。祖父張弘靖的兩次藏品散失，其時彥遠年紀尚幼。這兩次書畫藏品的散失，是張氏家族最為痛苦而深刻的記憶，張彥遠自幼年就致力于搜尋張家先祖的書畫舊藏，與當時名流交往，經(jīng)眼法書名畫極多。張彥遠總結了張家五世收藏的心得，指出鑒藏家當具備收藏、鑒識、閱玩、裝褫、銓次等方面的學識和眼光，《歷代名畫記》充分展示了張彥遠在以上各方面，尤其鑒識和銓次兩項的才能。對于所余書畫，他抱定“雖有豪勢，莫能求旃，嗟爾后來，尤須靳固，宜抱漆書而興嘆，莫將棐柿以藩身”的理念，誓與之相始終。繪畫方面，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詳述歷代畫家的傳世名作及兩京寺觀的壁畫；法書方面，《法書要錄》卷十詳錄了王羲之、獻之父子傳世的法書內容，且記載了張家鑒藏的盛衰經(jīng)歷，兼及周邊的鑒藏世家、畫家、商賈，皆由篤好書畫收藏而起。

張家周邊的鑒藏世家

張家收藏之癖、鑒藏之學的養(yǎng)成與其交往的收藏世家有著密切關聯(lián)。

張家和宗室李家三代交誼，始于張嘉貞、李擇言任職蜀中之際，平定安史之亂時，張延賞與擇言之子李勉曾經(jīng)共同輔佐王思禮收復長安，結下深厚友誼。張延賞、張弘靖張諗父子和李勉、李約父子均是鑒藏家，兩家關系最為密切。早年同在王思禮幕府的經(jīng)歷是張延賞、李勉相交的重要階段，收復長安之后李勉宅在長安親仁坊，張延賞宅在其北平康坊，中間隔宣陽坊，宅第相鄰，交往近便。所謂“許詢、逸少（王羲之），經(jīng)年共賞山泉；謝傅（謝安）、戴逵，終日惟論琴畫”，應是語帶雙關，既指張延賞、李勉的交誼如同王羲之與許詢、謝安與戴逵一般，也暗指李勉的收藏之中有王羲之、謝安的法書，戴逵的畫卷。兩家可能互通藏品，交相欣賞，李家裱背書畫漿糊調蠟之法為張家所用。兩家的文藝趣味也有相同之處。

兩家第二代張諗、李約交誼最厚。李約自述其書畫之癖云“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由此雖志業(yè)不立，而性莫能遷”，張諗志業(yè)與李約相同，其家云“〔李〕約與主客（張諗）皆高謝榮宦，琴尊自樂，終日淘然，士流企望莫及也。繇是萬卷之書，盡歸王粲，一廚之畫，惟寄桓玄”，又云“〔李約〕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征君況，墻東遁世，不婚娶，不治生業(yè)。李獨厚于張，每與張匡床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萬卷之書，盡歸王粲”是用蔡邕欣賞王粲而以藏書相贈之事，“一廚之畫，惟寄桓玄”用顧愷之以畫櫥寄存桓玄之典，想是李約和張諗藏書、藏畫不分彼此，互通有無。張諗長于鑒賞吳道玄畫，曾撰《吳畫說》一篇，收在文集之中；李約激賞張璪松石畫障，作《繪練記》詳述畫意，亦具文集之內。辨識畫家風格，熟悉經(jīng)典作品，明了繪畫技法，綜合應用于鑒藏，并著之于書，與同好互相參證，傳之后世，正是鑒藏家本色。

河東張嘉貞、張弘靖父子與趙郡李吉甫、李德裕父子關系密切，政見相同，前人論之備矣，李德裕之書畫鑒藏事跡。張彥遠述鑒識印記，著錄“故相趙國公李吉甫印：贊皇”，述近代畜聚之家，特標“李太尉德裕”，可見兩家世代之誼。元和中張弘靖被迫進獻書畫，當時弘靖任職太原，參與科簡平康坊張家書畫并代為起草《進書畫表》者正是掌書記李德裕。《歷代名畫記》全文移錄了李德裕表疏，可見張彥遠深知張、李兩家淵源。

李德裕所藏畫卷有馬圖，時人水墨李處士鑒定為展子虔或韓干所作，見諸《唐闕史》。此畫絹本，畫馬，長約三四幅，以珍貴織錦為褾，以鼉龍皮為軸首，雖已顏色暗晦，但無疑出自名家之手，為李德裕所寶愛，絹畫接縫處鈐有他所繼承的“贊皇”二字收藏印。本朝閻立本所繪《步輦圖》亦有李德裕題跋。李家還曾收藏二王書帖，其中頗有贗品，其軼事見于《盧氏雜說》和溫憲所作《程修己墓志》，說明其鑒定之學遠遜于當時河東張氏這樣的名家。李德裕對于保存壁畫，極有功勞。會昌（841-846）法難之際，各地寺院多遭滅頂之災，而李德裕保留了他在潤州（今江蘇鎮(zhèn)江）創(chuàng)立的甘露寺，且將浙西節(jié)度管內各寺的珍貴壁畫移至甘露寺，其事當與李德裕酷愛書畫有關。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詳細記錄了甘露寺所存珍貴壁畫的品目，無疑是表彰李德裕保存古畫之舉。同樣，趙公佑在成都諸寺畫壁得以保存，大約也與李德裕有關。張彥遠非常曾關注李吉甫、李德裕家族的收藏。《歷代名畫記》曾批評李吉甫家用硬黃紙裝背的方法，張家使用此法裝背的書畫后來多有損壞。

為搜求張氏舊藏，張彥遠特別關注前代與張氏先祖交往的藏家后代，今可考知者有吳郡張從申、張惟素、張周封三代，段文昌、段成式父子，韓愈、韓昶父子，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張家收藏多在張弘靖時代散佚，所余甚少，張彥遠的鑒識、詮次之學的重要來源是兩京寺觀的壁畫、壁書和碑版。他曾云“彥遠游西京寺觀不得遍，惟敬愛寺得細探討，故為詳備”，可知洛陽曾經(jīng)遍游，長安寺觀巡禮則大約止于會昌法難。張彥遠的兩京外州寺觀壁畫巡禮，根據(jù)前代文獻和傳聞，確定畫作的佚存，辨析是否出自名家手筆，品第畫作高下，這也是同時鑒藏家普遍利用之法。較之張彥遠稍早的朱景玄、段成式巡禮兩京寺觀亦在于會昌法難之前，朱景玄所作《唐朝名畫錄》依張懷瓘《畫斷》之例，旨在定畫家品第，其中也頗有涉及寺觀壁畫之處，段成式游歷編為《寺塔記》，其指南即韋述《兩京新記》即佚名《游目記》，張彥遠則主要根據(jù)裴孝源《貞觀公私畫錄》、韋述《兩京新記》。

……

張家與畫家

張彥遠指出上古畫圖之用在箴訓教化，闡揚禮樂，圖畫主題以人物、故事為主，故朱景玄云“夫畫者以人物居先，禽獸次之，山水次之，樓殿屋木次之”，這是中唐以前鑒賞家心目中圖畫主題和品第的次序。近世則偏好書畫的閱玩功能，講究在書畫中寄托情懷，故頗重山水樹石。張家的收藏趣味，與畫史的變遷合拍，其先張嘉貞有拜相寫真圖，張延賞、張弘靖收藏晉衛(wèi)協(xié)《詩經(jīng)北風圖》、顧愷之《清夜游西園圖》、宋陸探微《蕭史圖》和本朝寫真高手陳閎所繪的《玄宗馬射真圖》，張弘靖提攜人物名家周昉弟子王腓。張家前兩代的收藏趣味和他們推崇的畫家主要屬于人物故事畫派，而張延賞之后，張家明顯轉向山水樹石畫。開創(chuàng)山水畫的吳道玄、李思訓、李林甫，備極樹石之妙的韋鶠、張璪，皆活躍于玄宗至肅宗時期，此間正是張家收藏逐漸豐富之際。張延賞、張弘靖父子常邀張璪至其宅，所藏張璪畫作甚多，尤以八幅山水障最為佳作，張家世交李約藏有張璪樹石畫障，并撰《繪練記》詳述作畫之意；張氏父子賞拔長于山水的齊皎、齊暎昆仲，藏有齊皎書畫，延賞之子張諗專為吳道玄作《吳畫說》以表彰，延賞之婿韋皋禮待蜀地山水畫家王宰；李勉推重山水樹石畫家劉方平。以上種種可以看出張家及其周邊的鑒藏群體的時代正處于畫史的轉折點上，新的山水樹石畫派的生成和發(fā)展強烈吸引著他們，同時張家通過他們的評論和品第參與并塑造了新畫派，推進了新畫派的提升。

唐代山水畫家還有吹云、潑墨等特殊技法，均為誕育于唐代中期的新奇技法，為當時鑒藏家所關注。潑墨山水的著名人物是頗具傳奇色彩的王墨，朱景玄列之于逸品，詳述其潑墨作畫之法。此王墨又作王默，張彥遠曾于其兄張厚處得知王默的師承和行事，也曾見其畫作，記之于《歷代名畫記》。然朱景玄和張彥遠都認為潑墨不見筆蹤，非畫之本法，不可稱之為畫，不可效仿。

張彥遠特別記錄了他與吳興畫家徐表仁之間的交往，從此記事當中，可以看出張彥遠與畫家交流的方式和內容。彥遠有觀畫知人之鑒。張彥遠偕徐表仁前往吳興茶山探幽寫生，兩人討論山水之意，彥遠引為知己。唐代鑒藏家與文人畫家之間的互動記錄甚少，而這個事例則提供了很多信息，張彥遠了解畫家徐表仁的師承、風格和擅長的主題，參與畫家的創(chuàng)作；畫家亦能發(fā)揮所長，得到鑒藏家的指點和揚譽，從而提升畫藝和境界，并在收藏家群體中獲得更高的聲譽。

張家的書畫秘藏及其品鑒

張氏五代收藏的大概，略見于張彥遠《法書要錄》和《歷代名畫記》，《新唐書》和李綽《尚書故實》也有記載。宿白先生根據(jù)以上史料，認為張弘靖一代既是張家收藏最富之時，也是收藏散失時期，張家的收藏肇端于武后、中宗內府書畫散出之際，而后又增長于安史、吐蕃、朱泚亂唐之時，其所藏原本多為御物，經(jīng)由各種途徑（尤其是書畫市場）為張家所有，然其正當性難免受到質疑，故藏家往往剪除內府的收藏印記，包括排署、藏印等。為了掩人耳目，張家著述從未詳載其藏品目錄，故所藏書畫稱為秘藏，亦不為過。今天所見，僅有《歷代名畫記》所載元和十三年張弘靖進獻給憲宗的法書名畫目錄，值得詳細考索。張家進獻目錄中法書有：

鐘（繇）、張（芝）、衛(wèi)、索（靖）真跡各一卷

二王真跡各五卷

魏、晉、宋、齊、梁、陳、隋真跡各一卷

其中鐘繇真跡，即《尚書故實》所載“鐘元常《道德經(jīng)》一卷”。張家所藏二王書跡有馮承素摹本王羲之《蘭亭序》和《樂毅論》。張弘靖將馮承素摹本《蘭亭序》進獻給憲宗，卻將有唐太宗跋尾的《樂毅論》私匿不獻，頗具深意。以上法書皆價值連城，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張懷瓘《書估》云“《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為國寶”。盛唐時代，與張嘉貞同好而相知的鐘紹京曾經(jīng)花費數(shù)百萬錢購求王羲之正書作品，最終“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元常法帖東晉過江之后便已難得，羲之正書真跡至唐皆收在內府，其《樂毅論》褚遂良編為王羲之正書第一卷，唐太宗命馮承素摹寫分賜親貴。羲之原帖毀于開元年間，而其唐代摹本則在外流傳。唐代馮承素摹本有褚遂良跋語，記其本末云：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仆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仆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征、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張家所藏即唐代貞觀內府六本之一。以上兩種雖非羲之真跡，然《樂毅》、《蘭亭》原帖不存，摹本彌足珍貴。

此外，張家還可能還藏有王羲之《初月帖》、《還問帖》、《思想帖》、《丹陽帖》、《清和帖》、《書問帖》、《十七帖》等法書。《宣和書譜》記錄了當時內府所藏張彥遠草書墨跡，計有《臨王羲之初月帖》、《臨王羲之還問帖》、《臨王羲之思想帖》、《臨王羲之丹陽帖》、《臨王羲之清和帖》、《臨王羲之別紙?zhí)贰ⅰ杜R王羲之書問帖》七種，除《別紙?zhí)凡辉斔钢猓溆嗔N皆見于張彥遠《右軍書記》。《右軍書記》是王羲之法帖的輯錄，或來自其他藏家著錄，或是張彥遠經(jīng)眼，至于何帖曾經(jīng)彥遠收藏，難以遽定。但《宣和書譜》所載張彥遠臨摹右軍法帖的原作（或摹本），即《初月帖》、《還問帖》、《思想帖》、《丹陽帖》、《清和帖》、《書問帖》六種，極有可能是張家藏品。又，《尚書故實》“王內史書帖”條所記實為王羲之《十七帖》，且張彥遠亦云此帖為烜赫名帖，張家至少藏有此帖摹本。《初月帖》、《十七帖》原本皆為貞觀內府所藏。

張家進獻目錄中名畫則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鄭（法士）、田（僧亮）、楊（子華）、董（伯仁）、展（子虔）洎國朝名手畫合三十卷”。

張弘靖的主要收藏（以元和十三年進獻為準），法書如鐘繇《道德經(jīng)》以及張芝書、衛(wèi)氏書、索靖書等，時屬上古，張懷瓘列為第一等；王羲之《樂毅論》、《蘭亭序》本是銘心絶品，其唐貞觀年間馮承素摹本人間僅傳，亦為上品。《道德經(jīng)》、《樂毅論》因真書之故，“但得成篇，即為國寶”。張氏所藏名畫如顧愷之《清夜游西園圖》、陸探微《蕭史圖》時在中古，可齊上古；衛(wèi)協(xié)《毛詩北風圖》，為中古孫暢之、顧愷之所推服，比之上古亦無不可；張僧繇《定光如來像》，雖在下古，而可齊中古；鄭（法士）、楊（子華）、董（伯仁）、展（子虔）諸畫，雖屬近代，可齊下古；本朝名手如閻立本《田舍屏風》，可齊中古。可見元和十三年張弘靖所藏法書名畫精華部分仍留在長安，經(jīng)過進獻之事，所余數(shù)上品已經(jīng)不多；長慶元年（821）幽州散失卷帙雖多，恐不及此次進獻書畫之精。

至于張弘靖進獻給憲宗的法書名畫，在穆宗時代不再重視，內府收藏不慎，其中名品顧愷之《清夜游西園圖》又遭宦官崔潭峻竊取，重新流入長安書畫市場。《清夜游西園圖》為赫赫名跡，覬覦者多，難免命途多舛。經(jīng)張周封、王涯、郭承嘏、令狐绹，最后于在宣宗時進奉宮中。

此后，張弘靖入幽州，又遭朱克融之亂，所攜書畫散失殆盡。

結論

所謂河東張氏，本非士族，乃偽托范陽張氏族裔，實為唐代的新興士族。張嘉貞一系，或稱范陽張氏，或稱清河張氏，或與吳郡張氏認為同宗，更為常見的自我標榜為河東張氏。這種現(xiàn)象說明張家的族姓認同是一直在變動的，或者張氏自身對族姓認同并不在意。唐代標榜家世門閥的士族不外兩件大事，一是婚，與世代在士族內部聯(lián)姻，最好是五姓家族，一是宦，以清官起家，世代膏腴。以宦論，張嘉貞起家不過平鄉(xiāng)縣尉，與其父祖所歷官職相當，還一度坐事免官，若非張循憲與之相遇于蒲州驛，力薦于朝廷，時逢武則天用人不拘一格，驟升監(jiān)察御史，終至拜相，恐怕張嘉貞會與其父祖一樣終身不離一尉吧。以婚論張嘉貞姻親不詳姓氏，頗疑張延賞所生母地位不高，延賞娶于苗氏，其女嫁韋氏，均非高門，至張弘靖娶范陽盧氏，才與五姓聯(lián)姻。從婚宦兩方面觀察，河東張氏均與高門士族有別。

在文化上，中古世家大族還有更為內在的一項標準，那就是清。上田早苗指出從東漢到南北朝，“清”是士族重要的生活理念，首先當理解為高潔清靜的生活，清的生活必然是樸素、節(jié)儉的，不求奢華。極端情形下甚至為清貧而舍身。其次，清也指說話、文章用辭簡明扼要，如風行水上。與此相似，隋唐時代士族在文化上所追求的清則指立身清白儉樸，為學清通融會。清是區(qū)分士族和庶族的重要標準。從這個標準觀察，張氏家族顯然存在缺陷。以立身清白而言，張嘉貞、張嘉佑、張延賞均有貪贓、納賄的污點；張嘉貞、張延賞皆有干略，少文采，雖博涉經(jīng)史，但造詣不深。至張弘靖漸有士族清通融會之風，收藏之外，音律、造園、類事、為文皆能。張彥遠官品雖不及先祖，而刻意其家族塑造清簡的士族文化形象，“每清晨閑景，竹窗松軒，以千乘為輕，以一瓢為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頹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悅”，于珍愛之品亦不妄取，于先祖之遺則靳固終身，儼然為一清閑且清通的儒素士人。以此觀之，書畫固然是張彥遠家族所酷愛，但其收藏行為，不妨視為張氏士族文化認同的一種策略，而書畫藏品則是張氏家族積累的文化資本。

唐代收藏史上，兩京地位無疑最為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好之而有力的藏家均在兩京，首屈一指的當然李唐皇室在內，其次則有不同類型的好事者，即傳統(tǒng)世家大族、新興士族、科舉世家、勛貴、一般士子等等；另一方，兩京有全國最大的書畫市場和最高明的書畫商賈。無論何地的重要藏品，都會向兩京匯聚，例如張弘靖在幽州散佚的書畫，韓滉潤州上元縣（今南京）古寺所得飛白蕭字壁書，仍然回到長安、洛陽流通和收藏。長安的朱雀門或丹鳳門，隔開兩個世界，其內是官府和內廷，其外是外郭坊里和市肆，書畫藏品以購買、進獻、宣索以及賞賜、盜竊、戰(zhàn)亂散佚等方式流動，而終唐一代總的趨勢是內府收藏漸漸流入私家，而私家的秘藏則隨著權利、文化、家族等因素再行分化或組合。張家收藏的興衰，恰似標定顏色的基因組，為我們清晰顯示了唐代收藏史的脈絡和變動。

張彥遠家族書畫藏品，來源大抵是內府因戰(zhàn)亂和賞賜而落入外郭坊里，再經(jīng)由市肆重聚于好事者之宅第，去向則是家族敗落而歸于他人之手。如果我們逐一分析唐代的書畫鑒藏家，可以慢慢畫出一幅幅兩京的收藏地圖。筆者曾經(jīng)討論過長安永寧坊王涯書畫秘藏的得失，其中《清夜游西園圖》的流動環(huán)節(jié)恰可以與平康坊張彥遠家族的收藏史相銜接，其間長安安邑坊李德裕、某坊張周封、永寧坊王涯、親仁坊郭承嘏、宣陽坊令狐绹亦與之關聯(lián)；另有飛白蕭字壁書從潤州到洛陽仁風坊李約、修善坊張詵，再到長安永寧里王涯的關聯(lián)。張氏收藏的衛(wèi)協(xié)《毛詩北風圖》又聯(lián)結了長安某坊張惟素（張周封之父）、修行坊段成式、靖安坊韓愈與張家。通過藏品的地理流動，我們可以貫串起一個重要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這種人際關系網(wǎng)絡既與其他宗族、姻親、同僚、師友、鄰里、政敵關系部分重合，又因對于書畫的愛好突破原有關系網(wǎng)絡而結成新的同好關系。書畫藏品的贈送或交易明晰地顯示出書畫收藏界人際關系網(wǎng)絡具有某種排他性，好書者常用非其人不可傳授為辭；而且收藏群體有其基本規(guī)則，如果像魏弘簡、王涯那樣使用強力打破規(guī)則和關系，則造成激烈沖突和慘痛的記憶。這些書畫收藏的得失，對于兩京的好事者并非無關緊要，書畫藏品是他們歷代累積的文化資產；另一方書畫藏品也影響了鑒藏者的文化品位，改變了鑒藏者的生活空間，既可退回宅第中的書齋，獨自從容玩閱，又可置于山亭園林，聚集友朋共同鑒賞，還可巡禮兩京乃至外州寺觀的難以移動壁畫、壁書和碑版。即使到了外州，觀覽珍貴書畫收藏時還是會激活他們在兩京中的鑒賞記憶。鑒藏史使我們看到了以前忽略的唐代文化史、生活史的一個側面，值得持續(xù)關注。

本文原題為《唐代兩京的書畫鑒藏與士人交游——以張彥遠家族為核心》，轉載自“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原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二十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有刪節(jié)，引用請參考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