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杭州這座以西湖美景著稱于世的城市，在華夏大地轉型的嘹亮號角中走出一波彎道超車的‘獨立行情’——不僅邁入‘GDP萬億元俱樂部’，還演繹了經濟增幅由全國副省級城市倒數第一到正數第一的反轉大戲，地方財政收入總量也躍居省會城市第一。”

5月中旬，

山東《濟南日報》分別以“看中國新經濟的‘杭州樣本’”、“破譯‘最憶是杭州’的密碼”為題，連續兩天刊發大體量報道，介紹杭州經濟逆勢上揚的經驗、做法和給濟南帶來的啟示。

這是該報“總編輯三城行”系列報道中的兩篇。這組報道的編者按寫道，5月3日至7日，濟南市黨政考察團赴杭州、合肥、鄭州考察“取經”。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不利形勢下，三市走出了生氣勃勃的轉型之路，給前往考察的同志帶來“巨大震撼”。濟南報業集團組織記者，由總編輯、副總編輯帶隊赴三市采訪，介紹其經驗做法，供大家參考。到5月17日，系列報道已刊出六組。

此前，由濟南市四套班子一把手等組成的黨政考察團行程近3000公里，走訪了杭州、合肥、鄭州近40個點位。

“通過學習考察，發現三市變得更大、更強、更美，相比之下，我們顯得不夠大、不夠強、不夠美，這就是通過比較才發現的差距。”據報道，在考察后召開的領導干部會議上，山東省委副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要求總結學習成果、梳理發展思路，通過對標先進、補齊短板，以新的面貌、思路和作為，加快推進“打造四個中心、建設現代泉城”，努力實現跨越式發展。 

在杭州，濟南提取了這三個關鍵詞 

服務型政府、互聯網經濟、創業創新之城，是《濟南日報》在“中國新經濟一面鏡子”的杭州提取的三個關鍵詞。

一張寫字臺、一臺電腦，就能注冊成立公司；一個電話、一個信息，就能找到“店小二”上門服務；一次跑腿、一套程序，要辦的手續全部完成……報道將杭州高效能的“服務型政府”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認為杭州政府一方面堅持“無為而治”，不干涉企業具體經營，通過深化“四張清單一張網”建設、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把屬于市場的還給市場。

另一方面，該放的權力放給市場后，政府可以心無旁騖地搞好服務，像店員接待客人那樣當好“店小二”，不叫不到、隨叫隨到、說到做到、服務周到，與市場各司其職。同時，“無為而治”也并非“無所作為”，杭州政府對市場的變化有敏銳的感知，能第一時間發現那些代表未來方向、剛剛嶄露頭角的企業，因勢利導地幫助、推動發展。 

“在長三角諸強中，杭州沒有上海的基礎，沒有寧波的港口條件，也沒有蘇州的區位優勢和開放程度，如果不是互聯網，也許依舊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旅游名城。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嵌入和生長，杭州找到了與資源稟賦契合的發展路徑，理清了定位，實現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彎道超車。”報道說。

杭州也曾遭遇“成長的煩惱”，經濟增幅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一度退至最后一名——危機倒逼杭州尋找新抓手，被稱為“一號工程”的《關于加快發展信息經濟的若干意見》2014年發布，通過大力發展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經濟，加快經濟轉型升級。至2016年，杭州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2688億元，對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以阿里巴巴、華三通信、海康威視等為代表的本土互聯網企業風起云涌，騰訊、百度、京東等國內互聯網巨頭也紛至沓來。

無論是阿里巴巴，還是海康威視，杭州很多大企業是從零做起的本土企業，而以夢想小鎮、基金小鎮、云棲小鎮等為代表的“特色小鎮”，則已成為杭州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產業結構、聚合高端要素的全新載體，“小鎮經濟”正培養著“小馬云”，讓新的“阿里巴巴”茁壯成長，為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杭州彎道超車的經驗告訴我們：選準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是成功的前提，走好這條路則是成功的關鍵。這個過程中，要有‘將腦袋打開一毫米’的思想突破，要有放下架子、擺正位置的態度重構，更要有敢于擔當、勇于擔責的行動自覺。”《濟南日報》的報道在最后寫道。 

隨著2015年首次進入“萬億GDP城市俱樂部”，2016年又以9.5%的增幅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經濟增速第一位，杭州正成為新一輪發展中的“明星”。去年，中國最著名的兩大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肇始地，相繼向隆起于它們之間的杭州對標。

蘇州是“蘇南模式”發源地之一。在去年11月的江蘇省第十三次黨代會期間，江蘇省委書記李強在參加蘇州代表團審議時提出“創新四問”，希望當地引領全省創新格局，尤其要解決原始創新、地標企業和創新生態的“短板”。當時，曾任浙江省長的李強專門點到深圳、上海張江、北京中關村、杭州濱江，要求蘇州對標學習。

去年12月下旬，《蘇州日報》以整版報道了杭州濱江區的“智慧經濟”發展，旗下微信公眾號“蘇州圓桌”以《驚醒蘇州：杭州的可怕，是它遠不止一個阿里巴巴！》為題，解讀以濱江區為代表的杭州新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因。

而當年3月，地處浙南的“溫州模式”發源地溫州已掀起一輪對標學習杭州的熱潮。在派出黨政代表團考察杭州的城市建設與管理工作以后，啟動百名干部掛職學習活動，108名干部分兩批掛職杭州市直單位、區直單位、主要產業平臺、國有企業、鎮街、特色小鎮等崗位，參與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創新型經濟和平臺建設、街道管理和街區整治、特色小鎮等工作。

經濟發展是城市的“硬實力”，城市建設、管理是“軟實力”——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注意到，從5月10日起到17日，《濟南日報》以每個城市兩組、每個工作日一組的節奏，已連續發布六組“總編輯三城行”，其構成大致正是這兩個方面各一組報道。

另據統計，今年杭州已迎來廣東、江蘇、山東、河南、北京、上海、福建、黑龍江、內蒙古、江西等多個由一把手帶隊的外省地市黨政代表團、考察團，在產業轉型升級、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創新平臺打造、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等方面進行了交流。 

濟南行程三千公里考察杭州合肥鄭州的背后

濟南是山東省省會。

杭州、合肥、鄭州也都是省會城市。

2015年的數據顯示，鄭州的經濟總量占河南全省的19.8%、合肥占安徽的25.7%、武漢占湖北的37%，而濟南為9.7%，在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排名中倒數第一。 

“我們再不奮起直追，有可能形成中間塌陷。”據齊魯網今年2月報道，時任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在該省“兩會”上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資源向大城市集聚是區域發展規律，未來的省際競爭就是城市群的競爭，或者說核心城市的競爭，“核心城市是集聚起來的，我們不集聚，就會被別的城市集聚；機遇是搶抓出來的，我們不去搶，必然有別的城市去搶。”

在《濟南日報》“總編輯三城行”系列報道中，“杭州篇”的開頭就點出：“伴隨著城市崛起，杭州的GDP占浙江省的比重提升至23.8%，在全省的輻射帶動力逐漸增強。”

對合肥，報道稱它經歷了“黃金十年”，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從2006年起接連“超車”太原、昆明、南昌、石家莊、長春、福州6個省會城市，2016年完成6274.3億元，在各省會城市中與排在第九位的濟南“僅一步之遙”。

“2016年，鄭州地區生產總值超出濟南1458.1億元，而回溯2009年，同在‘3000億俱樂部’的鄭州落后濟南50億元。”“彎道超車的‘鄭州路徑’”一文認為，其經驗之一就是舉全省之力發展鄭州，“米字形”高鐵、河南自貿區、鄭洛新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一批“國字號”戰略無一不圍繞鄭州做文章。

5月8日，濟南市召開領導干部會議，分享赴三市考察城建管理、經濟發展等的先進經驗、理念，梳理發展思路，通過對標先進、補齊短板，以新的面貌、思路和作為加快推進“打造四個中心、建設現代泉城”。

“打造四個中心、建設現代泉城”，即打造全國重要的區域性經濟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與山東經濟文化強省相適應的現代泉城，是當前濟南全市的中心任務。 

據當地媒體報道，三座城市都是迎著時代的浪潮準確定位，杭州提出“擁江（錢塘江）發展”，邁入“大江時代”，一個重要定位是建設世界名城；合肥將巢湖納入版圖，邁入“大湖時代”，一個重要定位是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鄭州堅持以建設鄭東新區為引領，確立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定位。王文濤提出，濟南必須推動“攜河北跨”，堅定不移建設濟南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推動由“大明湖時代”向“黃河時代”跨越，邁入“大河時代”。

而產業發展要始終堅持創新驅動。比如杭州的基金小鎮、夢想小鎮，政府搭建平臺、創造環境，吸引資本和創新創業人才在這里對接、孵化，做到生活、生產、生態“三生”融合，實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比如“云”、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杭州、合肥、鄭州都抓住了下一個風口，濟南要高度重視“云+”、大數據等，抓住機會彎道超車、變道換向。

據當地媒體報道，濟南這次考察安排在市、縣區領導班子剛完成換屆之際，就是通過學習考察來“解放思想、尋找差距、對標先進”。從精神狀態看，杭州通過舉辦G20峰會而更自信、自豪，鄭州定位“國家中心城市”后士氣為之一振，合肥的快速發展得益于“舍得精神”。學以致用重在落實、關鍵在干，“現在有一種‘擺拍式’干部，滿足于開過會、講過話、發過文、批過示，這是一種假作為，必須堅決反對。我們還要反對‘哼著小曲喝著酒、等著船到碼頭車到站’的干部。學習考察了，就要把好經驗、好做法用到實干中，“比如為企業服務方面，有的地方提出‘讓企業最多跑一次’、‘企業一次也不用跑’，我們可以提出‘企業別跑，我來跑’，切實服務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