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追溯了美國歷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們在美國引起的排外主義浪潮，審視了一個又一個多族群國家的經驗教訓，指出美利堅民族的經典形象——種族、財富、宗教和國籍被“大熔爐”同化——正在被贊美差異和放棄同化的觀念所取代。作者小阿瑟·M.施萊辛格指出，多樣性從一開始就是美國的標志，但是種族狂熱的興起可能會危害社會團結，使美國社會分裂到危險的程度。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發布。

理查德·羅德里格斯指出：“那個以融合之夢開啟的時代卻以對同化進程的不屑一顧收場。”現在的時尚是盡可能引人注目地彰顯自己的異域風姿，而不是像約翰·昆西·亞當斯曾經強調的那樣全然拋棄外國特征，永不回溯。族群狂熱已經扭轉了美國歷史的進程，造就了一個由少數族裔組成的國家——或者至少是少數族裔代言人組成的國家，比起融入社會、群策群力，他們更熱衷于宣布自己與眼前這個壓迫性的、白人的、家長制的、種族主義的、性別歧視的、階級主義的社會格格不入。族群意識形態造成了這樣一種錯覺，即從屬于某一族群是最為基本的美國生存之道。

然而大多數美國人還是堅持首先將自己視為獨立的個體，依附于某個群體只是第二位或屈居末流的定位。少數族裔對他們的輝煌歷史和當前對美國社會做出的貢獻感到自豪不會引起什么事端，但將社會依照固定的族群進行劃分則助長了所謂的受害者文化和敏感過激情緒的蔓延。與此同時，當少數人呼聲高亢、立場鮮明地宣誓效忠于某個群體時，無論這個群體性質是種族的、性別的、宗教的，甚至是比較少見的政治的（如法西斯主義），都會對用來維系當下這個多元而又分裂的社會的、脆弱的國家認同紐帶構成威脅。

目前一種負面情緒儼然已經籠罩了我國的高等學府，而質詢和表達的自由在這里本該是最不受約束的，公民權也應該是最受尊重的。近年來，管理大學的差事可不是那么有趣，現在的大學生在排斥他人、騷擾、惡搞、謾罵傷人方面都顯得肆意而又殘忍。據此，少數族裔學生因為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往往身陷脆弱與恐懼之中，種族裂痕、污蔑、侮辱、誹謗給學校出了難題。密歇根大學的校園里出現了模仿聯合黑人大學基金會口號的海報，上面寫著“浪費思想是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浪費在一個黑鬼身上”，與此同時，正派的白人學生紛紛參與到反對白人霸凌和暴力的抗議活動中來。

于是，校長和院長們開始捫心自問：保護言論自由和防止種族迫害究竟哪個更重要？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說，憲法體現了“思想自由原則，但并不意味著僅僅給予那些我們認同的思想以自由，而是說也給那些我們所痛恨的思想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那么設若我們所憎惡的思想與憲法所推崇的公平正義理念相背離又該如何呢？難道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謂的保護平等自由就此作罷嗎？換言之，在言論和行為之間到底應該如何清晰劃線？

人們對那些身陷困境的大學管理人員懷有一定的同情，他們正盡其所能，通過制定規章制度限制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言論，向少數派學生施以援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數據顯示，截至1991年2月，已有一百多家機構這么做了。人們由是可以理解，為什么一些不知如何照顧少數派學生的利益或一味追求息事寧人的學校管理者會接受學生當中的某些激進分子極力鼓吹的隔離方案，甚至為其提供資助。然而，肯尼斯·班·克拉克的評論發人深思，他表示：“迅速、慷慨地接受黑人分離主義的自由派白人必須想想自己這么做出于何種考慮，而不單純是為了最低限度地尋求解脫。”事實情況是，盡管發人深思，但學校管理層還是傾向于鼓勵種族和族群的校園集聚現象，恰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學，歐柏林學院，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所做的那樣。迪內希·德·索薩（他本人是印度裔）指出：“上述學校的行為是最容易導致種族關系緊張的。”伯克利的社會學家特洛伊·達斯特研究表明，學生中的群體性分離主義與種族敵意之間存在密切關聯。

那些本來更愿意獨善其身的溫和派在霸凌之下不得不加入某個群體，群體致力于為他們提供平臺的同時也帶來了所謂的“我們—他們”排他情結。學校教員由此讓步，端正意識形態的準則由此應運而生，其中心思想即任何有可能冒犯少數群體的話語都不能宣之于口（很顯然，這意味著任何冒犯歐洲血統白人的話都可以隨便說）。

史密斯學院學生事務辦公室為那些“對自己受到壓迫”不甚敏感的人特意發布了一份公告，逐一列出可能發生的壓迫類型。下面是這份罪狀清單里的幾個例子：

體能歧視：當下健全者對殘疾人的壓迫。

異性戀主義：對異性戀以外的性取向的壓迫，如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這種壓迫可以通過不承認它們的存在來實現。

容貌歧視：以貌取人；自行建立判定是否美麗或有魅力的標準，進而通過刻板印象和以偏概全等對那些符合或不符合上述標準的人實施壓迫。

諸位試想一下他們會在北安普頓開玩笑嗎？

這些準則暗含著現在看來有些可笑的“政治正確”標準，它一開始只是約束學生不文明行為的手段，現在逐漸演化為控制課程教學和教師的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克拉克大學要求教授們做課程設計時說明“多元主義（少數族裔、女性等）的觀點和思考如何被整合進課程之中且以何種方式體現出來”。一位哲學家拒絕回應這樣的要求，質疑稱，“如此一來，學校是不是還要讓教授說明熱愛祖國和回歸家庭的價值觀是如何被融入課程設置中的”。

哈佛大學兩位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和斯蒂芬·特恩斯特倫開設了一門人口歷史方面的課程——《美國眾生相》，哈佛大學校報《哈佛深紅》隨即刊登了批評兩位教授“缺乏種族敏感性”的文章，黑人學生甚至將個中不妥逐一列舉，書面呈上。作為族群歷史的倡導者、《哈佛美國族群百科全書》編者的特恩斯特倫竟然被指控有種族主義傾向，控訴如下：他使用“印第安人”稱謂而不是“美洲原住民”；他還提到“東方”宗教，而這一形容詞暗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意；另外，貝林推薦閱讀南方種植園主的日記，卻沒有推薦有關黑奴的敘事，如此種種，以單倍行距足足寫滿六張紙。

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起喬·麥卡錫時代的右翼學生，他們常常出沒于哈佛自由派教授（比如我）的教室里，希望從講臺上嗅到些許馬克思主義的氣息。最終特恩斯特倫決定放棄這門課程，這標志著政治正確的勝利。

那些敢于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的人往往最易招致誹謗。當前的眾矢之的是紐約大學的黛安娜·拉維奇，她不僅是研究美國教育的一流歷史學家、學校改革的開明倡導者，更是文化多元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她致力于理性、溫和地澄清事實，堅持和解而不是激辯。或許她的女性身份讓族群沙文主義者認為有機可乘，于是不擇手段地恐嚇她。盡管如此，她毫不退縮，仍堅持冷靜而清晰地揭露族群中心主義的危險。

拉維奇不可饒恕的冒犯之舉似乎在于她對“合眾”與“多元”的隱憂——在她看來，歷史應該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曾經的凝聚力紐帶如何促使我們形成一個國家整體而不是一些暴躁的、無依無靠的群體。因為到最后，在族群狂熱視角下，共和并非一種促進個體團結的政體，卻成了多種截然各異、不可侵犯的文化的簡單聚合。當一個學生發送備忘錄給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多樣性教育委員會”提及她對“個體的深切尊重”時，學院某管理者回復她時專門給個體一詞打上下劃線，稱“如今這是一個敏感詞匯，會被很多人認為是種族主義者。主張個人凌駕于群體之上的論點，最終賦予了那些屬于最大規模或主流群體的‘個體’以特權”。

當前對族群概念的神化事實上威脅著“維系社會凝聚力”的傳統觀念。多元文化的狂熱推崇者拒絕接受對共同理想做出共同承諾這一霸權主義概念。可見這距離克雷夫科爾的“新民族”、托克維爾的“公民參與”、愛默生的“熔爐”、布賴斯的“驚人的溶解力”、默達爾的“美國信條”等論述已經偏離了多遠。

然而，鑒于并非同根同源，當初使美國人民緊密團結在一起的，恰恰是對民主和人權理想的共同堅持，這些理想在實踐中經常遭到違背，故而永遠激勵我們縮小實踐和原則之間的差距。

很顯然，對把我們凝聚成美國人的公民原則矢志不渝同對特定的宗教、族群、種族或性別團體忠誠不二（如果愿意的話）之間并不沖突。人們珍視自己的傳統、儀式、組織、習俗、禮節、假日、游行、美食，這是美國特質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特質為我們的社會增添了豐富性和質感。

美利堅綜合體具有不可避免的盎格魯撒克遜色彩，但它早已不再是盎格魯撒克遜統治的一種實踐。共和國體現了超越族群、宗教和政治邊界的理想。這可以說是在一段時間內相當成功的實驗，為來自不同種族、宗教、語言和文化的人創造了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但是，只有美國人繼續追隨此目標，該實驗才有可能不斷取得成功。如果共和國現在與華盛頓曾經提出的“一個民族”的既定目標背道而馳，那它的未來將會如何？——民族共同體的瓦解？種族隔離？巴爾干化？還是部落化？

西奧多·羅斯福曾指出：“毫無疑問能置這個國家于死地、使之絕無可能作為一個國家整體繼續維系下去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任它淪為諸多心存芥蒂的族群之間的角力場，或成為堅決保留本族特性的德裔美國人、愛爾蘭裔美國人、法裔美國人、斯堪的納維亞裔美國人、意大利裔美國人之間錯綜復雜的纏斗所。”七十五年后，與羅斯福時代相比，族群數量只多不少，如此一來他當年的判斷顯得更有說服力了。但對羅斯福而言，現如今形形色色的多元文化理論家們的夢想堪稱噩夢。如果他們的夢想得以實現，如果各個族群僅聚居在他們的“一畝三分地”內，以維持多樣性的神圣之名把自己同社會其他部分隔離開，真的會鑄造一個更為平等、和平、強大、統一且幸福的國度嗎？

《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美]小阿瑟·M.施萊辛格著，王聰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