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年輕人的相親方式新變化，吸引著媒體和公眾的目光。新型相親平臺與日俱增，曾經的媒妁之言變成了互聯網中的各個細分市場；相親節目層出不窮，各大電視臺和數字平臺似乎也找到了吸睛的“收視密碼”；在一些大城市中，每到周末便熱鬧非凡的相親角，也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年輕人對相親這種傳統形式并不買賬，甚至還會抵觸與抗拒。他們對此有所排斥的原因也很簡單：一方面，過于看重外在條件的相親文化，使得相親逐漸演變成對財富、學歷和家庭背景等的衡量。這一過程，使很多人都覺得相親一點都不浪漫，缺乏培養感情的基礎。另一方面，相親過程中，兩代人在婚戀觀念上的差異也凸顯出來。在現實生活中，不乏年輕人為了躲避父母催婚而不敢回家，甚至因這些問題與父母談崩、使親子關系降至冰點的狀況。

雖然相親并非新鮮的話題，但當越來越多95后、00后進入相親市場，傳統的相親文化開始出現變化。通過相親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也投射出代際間關于親密關系和家庭觀念的差異。

無論是在農業社會的血緣宗族結構，還是工業社會的核心家庭結構中，家庭始終兼具情感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雙重角色。不少老一代人常掛在嘴邊的“湊合搭伙過日子”的邏輯，暗含著他們的一種潛在認知：家庭的本質，更多是一種經濟社會關系的結合。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環境的改善，年輕人對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追求，希望跟另一半有更多靈魂和情感上的共鳴，而絕不只是“搭伙過日子”。對比各大公園的相親角和面向年輕人的新型相親平臺，不難發現：父母更熱衷于參加的相親角，是用“學歷+收入+資產”等標準，精準量化每一個個體，從而追求利益層面的精準匹配；而新興相親平臺的參與者，則更愿意展現愛好、個性和生活愿景，希望尋找到“三觀一致”的伴侶。

在《中國式相親》《新相親大會》等近幾年熱播的相親類綜藝中，不少都會邀請父母甚至祖輩親人參與相親過程。節目中，一些父母不僅“越俎代庖”地替子女選擇潛在的相親對象，還會搬出自己的人生經驗作為論據。當嘉賓在學歷、收入和工作類型中存在長輩眼中的“硬傷”時，爭論甚至沖突就不可避免。

這類現象就凸顯了兩代人之間的核心矛盾。與父母相比，年輕人成長在經濟富足、社會開放且個體意志得到釋放的時代，婚姻和家庭關系已經不再是個體社會化中的必然階段。美國社會學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單身社會》一書中，就揭示了年輕一代在家庭觀念層面的激烈變革。對于情感和精神層面的訴求，使得他們對于進入親密關系和婚姻會存在更多理想的期待。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如今，年輕人的父輩大多出生于上世紀60至70年代，住房、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壓力，使得他們在經驗層面更多會從利益衡量和價值匹配的角度，謀劃子女的婚姻和家庭關系。在這一代人看來，家庭作為利益共同體和避風港的地位還是牢不可破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相親在兩代人之間的沖突絕非一道簡單的“是非題”。“可計量”的相親或許能帶來生活的保障，但卻不保障情感的滿足；羅曼蒂克式的相親呈現了鮮活的個體價值，但在親密關系走向深入時，仍然不得不面對社會現實的挑戰。圍繞這個問題產生的沖突和爭論，投射的是不同代際、不同群體對于“何以為家”的差異化理解和期待。

這份理解和期待關乎面包，也關乎理想。一邊是飽經社會打磨的父母，一邊是躊躇滿志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如果一味固執己見、缺乏溝通，那么他們在相親這個問題上，很容易變成自說自話的“羅生門”。但兩代人若能嘗試跨越自己的時代和經驗局限，在移情與共情的視角下理解對方的訴求和想法，也許會讓相親這個過程變成代際溝通的一座橋梁，推動兩代人達成“何以為家”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