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近期出版了[美]馬克弟的《絕對欲望，絕對奇異：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一書，描述日本如何在短短幾十年間躍升為世界強國的。但與主流理論不同，馬克弟注意到的是生命與勞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將視線集中于權力中心的外圍——中國苦力、日本皮條客、被拐賣的日本女性以及窮困的朝鮮佃農，這些身體為日本帝國主義提供了能量和勞動剩余價值。他區分出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捕獲、征用生命與勞動的形式：生命政治，神經政治，死亡政治。

書中，一些看似不相關的人物和現象被統一在同一個主題之下：抽鴉片的闖關東苦力、日本慰安婦、商品化社會下的現代男女、江戶川亂步的小說、施虐與受虐……其中出現的勞動的身體、欲望的身體、上癮的身體和死去的身體，都是資本主義運作過程中的犧牲品。

本文為該書序言。

本書描述日本如何在短短幾十年間躍升為世界強國。當前敘述日本崛起的主流方法是關注權力的中心，這個中心或指現代科技與啟蒙理性的發源地——歐美，或指日本的西化宗主城市——東京。主流理論認為，源于歐美和現代城市的先進理念與技術形式是現代發展模式的唯一動力；針對這種看法，賤民/后殖民主義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本書的兩種主要理論路徑——則認為，批判的焦點應該轉向人的生命和勞動，特別是遠離權力中心的邊緣地區的生命和勞動。由此，本體論意義上的生命活力，以及被資本所剝削的剩余勞動，可被視為驅動帝國主義擴張的源動力。本書中，產生于日本邊緣地區的朝鮮和中國的邊緣生命和邊緣勞動力將走出歷史敘述的陰影，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生命和勞動的具體存在是身體，勞動的身體、欲望的身體、上癮的身體和死去的身體，本書稱這些身體為“先驗邊緣”（the peripheral a priori），所謂“先驗邊緣”，是把作為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主體的邊緣性作為時/空敘述的首要對象，套用菲爾德豪斯（D. K. Fieldhouse）的比喻，邊緣殖民地是“搖晃殖民主義小狗的尾巴”（引自Uchida J. 2005，38）。在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研究中，這條搖動帝國主義小狗的尾巴包括：中國苦力、在通商口岸活動的日本皮條客、被拐賣的日本女性以及窮困的朝鮮佃農——這些身體輸送能量與勞動剩余價值給日本帝國主義。

19世紀末葉的日本政治精英非常清楚邊緣殖民地對于帝國的重要性。日本的民族國家制度建設與帝國擴張同時進行，這和德國的現代歷史很像。明治時期兩度擔任首相的政治寡頭山縣有朋，是最早提出殖民地邊緣與帝國中心的互補性的人之一。為抵抗歐美列強對東亞的侵略（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山縣設想了兩個同心圓，一個是日本本國（“主權線”），一個是抵抗西方侵略的外圍警戒線（“利益線”）。日本帝國主義者想方設法說服中國人和朝鮮人，宣揚日本真心誠意保護他們抵抗西方侵略者。然而，仁慈的護佑總敵不過卑劣的貪心，資源掠奪和勞力剝削從未停歇。臺灣（從1895年起）、南滿（1905年）和朝鮮（1910年）三塊殖民地迅速盈利，而當時日本本國還在依賴倫敦金融市場獲得資本。這條外圈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緩沖地帶，外圈反過來還將利潤輸送給內圈，這些利潤來源于走私毒品、拐賣婦女和榨取中國苦力和朝鮮佃農的血汗。大亞洲主義的意識形態話語有時候能夠稍許降低外圈的勞動剝削和掠奪的殘酷程度，但即使是最激烈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日本亞洲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現實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強權政治，比如鼓吹東亞和睦的杉田定一（1884）在中國時說：“我不知道在這場即將來臨的饗宴中，日本究竟是西方人的盤中餐還是座上客。當然，做座上客總勝過當盤中餐。”（引自Iriye1980, 331）杉田不是孤例，當時許多人都懷著希望早期日本軍國主義者取代中國的東亞朝貢體系霸主地位的野心，加入19世紀80年代的大東亞主義和強權政治意識形態。日本數百年來發起的唯一一場大型戰爭就是為了爭奪東亞朝貢體系的領導權，即1592年至1598年的萬歷朝鮮戰爭。

日本現代研究由于受數十年冷戰地緣政治知識生產的誤導，忽視了日本資本家在這場帝國主義饗宴中吞噬中國和朝鮮人民的勞動果實的事實。研究者們醉心于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馬里厄斯·簡森（Marius Jansen）的學術導向（1962，11），把眼光局限在日本歷史的“光明面”，要么完全無視日本所設置的亞洲外圈，要么將討論局限于殖民主義機構與行政運作，而不去考慮對亞洲勞工的大規模暴力管制。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描述，秉持先驗邊緣的方法論視域，始終圍繞外圈問題進行分析，20世紀初的日本將其稱為本國的“陰暗面”。在這個過程中，本書的論述必然也會涉及對日本現代性問題的分析。在那個時期，日本的人口販子和小資本家通過管制、掠奪與壓榨賤民和殖民地人民，爭奪經濟市場的霸主地位，以及大清帝國所把持的東亞地域與文明的霸主地位。與中國商人競爭最積極的人是日本的人口販子和黑社會生意人，他們傾銷便宜的日本商品，運作模式大獲成功，建立了日本之后幾十年經營外圈的機制。盡管資本積累的暴力軍事形式在日本內部也同時存在，但是，誠如后殖民研究所推論的，日本帝國在外圈的經營方式雖被冠以“例外狀態”，卻比本國內部的資本積累更為迅速，手段更加新穎、更加殘忍。因此，與現代化的從中心發散到邊緣的思維方式相反，日本在外圈的暴行反過來影響了內部的宗主城市。日本商人用柔道和空手道強迫朝鮮人購買他們的低劣商品，日本皮條客伺機搶占中國人逐漸退出的人口買賣市場，日本殖民者巧取豪奪朝鮮的土地……以上這些外圈的運作方式后來統統變成日本資本積累的慣例。

本書所指示的“色欲—奇異”，意指日本從1925年到1934年所流行的現代主義大眾文化，包括性學、偵探小說、圖像藝術、軟色情制品和都市人類學。我沿用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將色欲—奇異作為一種符碼，色情（德勒茲和加塔利在20世紀70年代將其稱作“欲望生產”）被資本主義以獨特的政治方式所捕獲或奇異化。在本書的三個部分中，我把欲望生產和政治奇異的中心模式分為三個時期：生命政治（1895—1914年，殖民統治臺灣、朝鮮和南滿殖民地的關東州，以及日本商人和領事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勢力擴張），神經政治（1920—1936年，以日本“一戰”后的經濟崛起和都市消費資本主義的興盛為特征），死亡政治（1932—1945年，全面戰爭經濟和法西斯動員）。

我將展示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開始之際，它就已經在依靠欲望和去地域化的身體所釋放的持續能量來維持自身運作。第一部分，“身體政治”，我引入四種具體的主體性：中國苦力、皮條客和人販子、朝鮮佃農以及日本性工作者。第一章的主體是中國東北地區的移民工人，或者叫“苦力”，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他們用其自身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關東州的基礎設施。從1905年開始到1945年，大約2000萬苦力前往，或被迫永久性遷移至東北地區，其中一大部分人在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累死累活地工作。這些半強迫、半自愿的大規模賤民人口轉移，被社會學家武者小路公秀（2006）比作非洲黑奴貿易穿越大西洋的“中間航道”（中國苦力的叫法是“闖關東”，我們或可稱其為“滿洲航道”），其人數之眾，使中國工人與日本管理人員的比例達到300：1。由于當時資本稀缺，基本上是中國苦力的免費勞力提供了日本資本在殖民地的全部利潤。

第二章，我將目光轉向日本皮條客（日語稱為“女衒”）和人口販子。這些處于社會下層的男性用他們唯一可支配的商品和中國人競爭：綁架日本女性。用拐賣日本婦女的手段，這數百名日本皮條客成為第一批在亞洲經濟市場獲得成功的日本商人，他們建造妓院和相應的配套設施：和服服裝廠、日式餐館和奢侈品。皮條客的生意仰賴這些昂貴的商品：大約10萬名日本婦女被推入火坑。其中一些婦女能夠履行完契約，然后獨自經營生意，這些婦女是我第三章論述的主角。隨著那些逃離父權壓迫而來到相對自由的外圈殖民地和租界的姐妹，這些日本性工作者成為第一批日本女商人，她們的經營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大陸擴張的作用與那些男性皮條客的作用旗鼓相當。

朝鮮的失地農民是本書第四章的主角，他們是反抗日本殖民主義的早期力量。他們的起義運動促使日本改變原來縱容日本地主肆意妄為的對朝殖民政策，那些日本地主榨取高昂的地租，給朝鮮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我們在這里可以看到賤民與身體政治的主體撼動帝國資本主義統治模式的最好范例。

本書第二部分“神經政治”仍然延續我的基本判斷，即帝國主義資本積累依靠從邊緣地區榨取剩余勞動和生命活力。我將目光放到發達的內圈，從中考掘出一種捕獲和奇異化欲望生產的新模式。“一戰”后日本經濟崛起，日本的都市文化相應地出現了現代主義大眾文化的勃興，當時日本都市的雜志和報紙閱讀人口是全世界最高的。我重點討論色欲—奇異的文化媒介，探尋現代主義文化如何既批判又支持著資本主義權力在人體神經系統的滲透，形成我所說的“神經政治”。我尤其關注色欲—奇異現代主義的兩股主潮，辨析這兩股主潮所孕育出的神經政治的核心主體性：性學家、偵探小說作家、創作色情文學的革命作家，以及街頭的摩登女郎和摩登先生。

第五章《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現代男女了》，主要關注兩位性學家：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峽。力圖破除對日本性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式的解讀，兩人和其他當時的日本性學家一道，建構了一套反抗歐洲并將歐洲野蠻化的帝國主義學術體系，強調由一整套圍繞性的技術生產出一種具有強烈力比多蘊含的日本男性氣質。我的論點是，這種被田中和中村自然化為野蠻的、貪婪的、永不滿足的“現代原始”的男性氣質，在20世紀20年代被加以技術化，反過來施加到外圈發生的暴力行為中，比如1937年12月的南京和1942年2月的新加坡慘劇。

第六章《革命色情與愉悅的衰弱》，關注色欲—奇異現代主義的兩位先驅：梅原北明和酒井潔。梅原輾轉于數家媒體工作，通過自己翻譯薄伽丘的《十日談》一書，獲得巨大成功，并于1925年掌控兩家期刊。1927年他經營的出版社遭到警察嚴密的監控，于是他和酒井前往上海，希望將色欲—奇異的“性學革命”引入中國。本章還將介紹重要的社會學家赤神良讓，他敏銳地指出，色欲—奇異作為資本主義的媒介滲透進了人的身體感官層面。在他的重要作品《獵奇社會的面相》一書中，赤神向讀者展示了一種感官政治的資本主義，它依靠刺激性的圖像商品控制身體，損害人的神經。他提出一種理論：商品化的愛欲（ero或erotic）通過引發消費者的興趣和吸引人的注意力，取代了原來更為本真的欲望運作方式。第二部分以一段互文文本結尾，分析日本20世紀20年代末期在都市中流行開來的吸血鬼文化。我通過分析日本最著名的偵探小說家江戶川亂步的作品，凸顯出色欲—奇異商品所灌輸的對謀殺和自殺的迷戀想象。

第三部分“死亡政治”，描述的是1932年3月起，處于日本偽滿洲國殖民地統治下的賤民身體政治的主體：被綁架的性工作者變成了“慰安婦”；皮條客搖身一變，成為政府顧問；苦力被改造成1000萬至1200萬名無償奴隸。第七章《中國人民的鴉片》，描述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占領中國期間對毒品生意的依賴。毒品作為死亡政治資本主義的核心商品，成為日本從中國人民的死亡和基本生存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偽滿大約50%—55%的利潤來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為止，偽滿統治下的4000萬中國人當中，有20%染上了嚴重的毒癮。

第八章《日本的課業》聚焦偽滿的兩位主要內務官：法西斯主義者岸信介和戰爭販子兼工業資本家鲇川義介。后者是日本產業株式會社的創始人。岸信介于1936年由北日本財務省派往偽滿，制訂工業發展“五年計劃”，為日本之后與蘇聯的“全面戰爭”和與美國的“最終戰爭”做準備。他從偽滿的毒品和人口生意中攫取大量財富。另外，1937年8月，岸信介制訂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第一個強制勞動政策，授權管理朝鮮和中國的勞工，這是世界上最殘忍的人身迫害之一。1937年12月，鲇川把尼桑從東京發展到偽滿洲國，賺取巨額利潤，其方法包括直接侵吞土地和強制勞動和間接收取偽滿政府的收益金。鲇川的公司為日本軍隊制造征服中國和東南亞的交通運輸工具和軍械，他所鼓吹的法西斯主義叫作“全體主義”。

本書末章分析日本帝國主義死亡政治下的性奴制。我依靠最新披露的資料，說明大約有15萬至40萬慰安婦和性工作者受害，先是被死亡政治資本家當作用之即棄的商品，然后慘遭“殺害，成為活死人”。本書以滿洲地區最流行的兩位中國作家梅娘和李克異小說的簡要分析作為結尾，他們的文本典型地反映了死亡政治主權的霸權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