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蘭州2017年1月1日起開展“史上最嚴”交通整治，堅決對交通秩序影響最嚴重、長期以來最難整治的行人亂穿馬路等行為“宣戰”。蘭州公安交警部門披露，截至4月底，共處罰31290余人次，行人違法大幅減少，“中國式過馬路”現象明顯退潮。

對于闖紅燈者，蘭州警方先是口頭警告，對于不服從管理，惡意闖紅燈的，堅決執行處罰，“拒不繳納罰款的，警方一律通過查驗身份證、工作證確認其所在單位，書面通報其工作單位”。新聞稱這是“創新執法管理”，就全國范圍看，其實未必。

這些年，對于“中國式過馬路”的治理，各地交警部門可謂是“各顯神通”。像蘭州警方這樣罰款、通告單位的，其實不少地方都搞過，除此之外，還有人臉識別曝光、裝高隔離欄桿、罰站崗、納入信用記錄等種種花式治理。最近深圳更是啟用了一款名叫“智能行人過街系統”的高科技神器。

闖紅燈是交通違法，要疏導、管理，無可厚非。但這些五花八門的治理手段，也堪稱是“中國式治理”：執法成本高，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運動性執法特點，效果難以保證，甚至執法邊界存在爭議，倒還再其次，關鍵是治理理念存在偏差。

這些執法舉措，絕大多數都是建立在闖紅燈是“素質低，需要管”的執法認知基礎上。但行人在交通體系中的表現，不僅關乎素質，更與整個交通體系的設計有關。最常見的如，不少路口，紅燈時間長，綠燈時間短，要按規則過馬路，是對人耐心和速度的雙重考驗。而馬路越修越寬，本就對行人產生了更多的不便，但對行人路權的分配，卻并未有相應的跟進。再者，交通規則的設計，也多側重于車輛而非行人，甚至斑馬線上也是人讓車而非車讓人，這些都加劇了“中國式過馬路”的流行。

所以，要根治“中國式過馬路”，只拿素質做文章，注定無解。有人搬出國外也對闖紅燈嚴管來論證重罰“中國式過馬路”的合理性。這其實是一種選擇性的觀察視角。要知道，國外在嚴管之外，更對行人安全過馬路采取了更多針對性的保障。如信號燈設置優先保障行人的路權；盡量縮減行人過馬路的距離。

建立在權利對等之上的嚴管，才能讓人心服口服，也才能真正實現善治。當然，相較于對路權分配的優化，突擊式執法管理，來得更簡單，也似乎能在短時期內取得效果，樹立管理績效。這也是為何如此多地方都熱衷于向“中國式過馬路”宣戰的重要原因。

新聞報道里說，在對3萬多人處罰后，蘭州的“中國式過馬路”現象明顯退潮。但長期效果到底會怎樣？可循的先例是，北京于2013年曾嚴處闖紅燈“帶頭”者，可事后一年媒體調查發現，“中國式過馬路”依舊。而這么多地方高調試點，若真有效，估計也無需一茬一茬的“創新執法”了。

所以，還得多管齊下，既要嚴格執法，又要創新道路規劃，充分保障行人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