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7月，明治天皇駕崩。明治時代的終結，標志著日本來到了“現代”的轉折點。就在前一年，日本終于完成對所有不平等條約的改正，成為名義上與歐美殖民帝國完全平等的國家。國內方面，大正民主亦初露曙光。

在此前后，一種原本在野的、抵抗性的意識形態開始走上前臺，提出日本應有不同于歐美的歷史使命。這就是“亞細亞主義”（或稱泛亞主義），它提倡所有亞洲民族應團結一致、反抗歐美殖民霸權，同時也標榜日本在區域的領導地位。亞細亞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團體是黑龍會。1912年前后，黑龍會的朋友圈遍及東亞，深度介入日、中、韓三國的政治走向。

反思日本曲折的現代化道路，人們常常提到的一個詞是“脫亞入歐”，并把其思想源頭歸于1885年發表在《時事新報》上的《脫亞論》。不過，認為日本殖民擴張是出于對亞洲的唾棄而與歐洲為伍，這種說法需要商榷。首先，《脫亞論》并沒有提過“入歐”。這篇小文被認為是福澤諭吉所寫，可福澤一生都沒使用過“入歐”一詞。其次，直到戰后被重新發現、解讀，《脫亞論》并未產生過特別的歷史影響。再者，文章發表的背景，是朝鮮金玉均領導的開化黨政變的失敗。而福澤諭吉本人，則是金玉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就算福澤倡導“脫亞”，他眼中的亞洲也是一個復雜的符號，其中失望與希望交織。在整個明治時期，日本精英群體都在一種復雜糾結的心態中，借定義亞洲來重新定義自己。

明治時代的政治方針，大致是內政上強化集權，外交上（對歐美國家）韜光養晦。但融入殖民現代體系的同時，社會精英對這套體系帶來的內外弊病也日益不滿。從1870年代開始，呼吁改革的聲音逐漸匯集成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潮流，稱為“自由民權運動”。其主旨，是強調引入憲政機制、創制憲法和國會、保證言論和集會自由、減輕地租，以及修改不平等條約。早期自由民權運動，參與者十分多元，既包括一些對政府政策不滿的官員大臣，也包括前藩閥武士、農民、記者和知識分子。政府對自由民權運動采取強硬鎮壓的態度，致雙方矛盾激化，在1880年代出現了像靜岡事件、大阪事件那種暴力革命的苗頭。到了1890年代，運動逐漸走入低潮，參與者后來分化出自由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等。

其中也包括亞細亞主義者。他們主張日本應當協助朝鮮和中國的改革，合力抵御歐美的擴張。其代表性理論家，是樽井藤吉。樽井出身商人家庭，早年修習國學，后因組黨從事政治活動，遭明治政府逮捕入獄。出獄后的1892年，他出版了《大東合邦論》。此書接受種族競爭理論，認為日本、中國、朝鮮是“單一種族”，在和歐洲那樣的異種族社會競爭時，必須團結親和。其基本訴求，就是日本與朝鮮平等合并為一“大東國”，與清國“合縱”抵抗白種人：“今日白人所以呈毒爪銳牙者，欲為宇內之贏秦也，我黃人甘為六國乎？余復何言哉！不甘為六國乎？征秦之策不可不講也。”《大東合邦論》以漢文寫成，目的是要影響朝鮮和中國的士人。它發表后，在東亞地區引起很大反響。

東亞親和的思想在日本一直有市場，軍界、政界、媒體都有人鼓動。比如1880年成立的興亞會，以及1898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會，都由和政府關系密切的上層人士牽頭，以設立學校、研究機構的方式，增強東亞三國之間相互學習和了解。這些組織得到外務省等官方機構的資助。到了20世紀初，思想界也出現形而上的亞洲論述，比如美術家岡倉天心在美國發表的《東洋的理想》。其開篇即聲稱：“亞洲為一（Asia is one）。”岡倉認為“亞洲種族”最大特性，在于對“終極、普世”的熱愛，這種精神讓亞洲成為世界主要宗教的發源地。而地中海和波羅地海地區的“海洋民族”，則更強調特殊性，強調生命的踐行方式而非終極結果。日本就是亞洲所有文明的集大成者。這篇發表于日俄戰爭前的論著，成為亞細亞主義最著名的美學、哲學源頭。

也有一批民間行動者，不滿足于調查學習或坐而論道，積極介入東亞國家的內部事務，推動革命和改革。在自由民權運動高潮期，平岡浩太郎、頭山滿等成立了以舊福岡藩士為骨干的玄洋社，宣揚“敬愛皇室、愛戴本國、固守人民主權”。三國干涉之后，玄洋社一批國家主義者出于對列強（特別是俄羅斯）的不滿，又以內田良平為核心，成立了黑龍會。

內田良平是平岡浩太郎的外甥、頭山滿的得意弟子，也是樽井藤吉“合邦”理念的擁躉。以他為主干的黑龍會匯集了一批想法接近、能力超強的活動家，自詡“東亞先覺志士”。黑龍會名稱來自于中俄界河黑龍江，其早期的政治主張就是日俄開戰、將俄國逐出東亞。

為準備戰爭，內田良平修習俄語，并只身赴俄遠東及西伯利亞探查，回國后在會刊和媒體上詳細介紹當地情況。1904年戰爭爆發，黑龍會在韓國和中國東北發動民間力量，修鐵路、探軍情，援日反俄，終于實現了其戰略構想的第一步。黑龍會同時也收集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情報，并聯絡清、韓異見人士，謀劃推翻清政府、策動滿蒙獨立以及日韓合并。在內田的努力下，黑龍會影響力滲透到軍方、政界，開始從在野走向前臺，影響日本大陸政策。亞細亞主義從理念變成實踐之時，也由國際主義變為極端民族主義。

在中國，1912年是清帝遜位、民國肇始之年。孫中山、黃興領導的革命，終于推翻了中國實行了兩千年的帝制，創立了東亞第一個共和國。革命的領導機構，是成立于1905年的中國同盟會。同盟會成立前，孫、黃等的活動各自為政，影響力都相當有限，而促成他們聯合者，就是內田良平。頭山、內田等人一直關注中國內部改革，也救助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領袖。但看到清政府實在無力領導中國對抗西方，他們轉而支持當時無錢無槍、又遭外國政府驅趕的革命者。中國同盟會整合了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等海外反清組織，它的成立大會，就是在內田良平位于東京的家中舉行的。

此后，日本亞細亞主義者，包括黑龍會以及宮崎滔天、北一輝等人，成了孫黃革命最重要的贊助人和后援隊，幫助他們借款、運送武器。在袁世凱謀取政權后，也是他們積極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亞細亞主義者對中國的期待不盡一致。黑龍會的戰略考慮，是促成“支那”與滿蒙藏各自獨立，加入到日本領導的東亞同盟中。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讓他們看到某種希望，冀圖以支援革命，換取孫許諾滿蒙自治。當然，這個計劃最后落空了。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反殖民的新亞洲想象有著很大的號召力，孫中山本人就深受影響。辛亥革命后成立的臨時政府，聘請包括內田良平在內的多位日本人為顧問。雖然孫中山在20年代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民族既有歐美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之本質”，提醒日本勿作“西方霸道之鷹犬”，但他提出的“大亞洲主義”思想，亦高度肯定“東方道德”的優越性、強調歐亞競爭的種族色彩。這在邏輯上與日本亞細亞主義極為一致。

1912年，韓國已被兼并兩年。著名的“親日派”人物李容九在5月郁郁而終。李容九出身兩班階層，早年加入東學黨。讀過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后，李深為折服，從此把振興韓國的希望，寄托在崛起的日本身上。1904年，李容九與宋秉畯聯合組織了當時韓國最大的民間團體“一進會”，并在日俄戰爭中動員數萬會員為日軍提供幫助。1905年日本設立韓國統監府，內田良平被伊藤博文統監聘為顧問，隨即又成為一進會的顧問。對于內田而言，這是實現日韓合邦最好的契機，而李容九則是他重要的盟友。李曾公開表達，平生最大志向，就是實現樽井藤吉的合邦理想，他甚至給自己的兒子一個日本名：“大東國男”。

但伊藤博文反對馬上吞并韓國。對他來說，一進會不過是鞏固日本殖民韓國的“民意招牌”。1909年，伊藤在哈爾濱被安重根刺殺，導致合邦進程加快。在內田良平鼓動下，一進會于1910年發起請愿，要求日韓“政合邦”。日本順水推舟吞并了韓國——這當然不是樽井當年提倡的平等聯合。失去了利用價值的一進會，很快就被解散了——即使是日本，也擔心這個標榜“進步”、動員力頗強的親日團體，有朝一日成為殖民韓國的障礙。李容九深感失望：請愿合邦本是他復興韓國的希望，卻成為定義他一生的污點。他不久即住院、病亡。

黑龍會的“朋友圈”不限在東亞。1912年12月，英屬印度遷都新德里。儀仗行進中，一枚自制炸彈扔進了英國總督哈丁的坐轎，致其重傷。策劃刺殺的，是印度民族主義革命家拉什?鮑斯（Rash Bose）。為了躲避英國追捕，鮑斯逃到日本，經孫中山介紹，結識了頭山滿和內田良平。內田一邊游說日本政府撤銷對鮑斯的追捕，一邊協助他在日本各處躲藏。最后鮑斯為新宿中村屋的相馬愛藏、相馬黑光夫婦收留，還娶了他們的女兒為妻。鮑斯長期在日本從事印度獨立運動。二戰中，他參與建立反英的印度國民軍，為日本用來對抗英軍。

20世紀早期，黑龍會的勢力還拓展至菲律賓、土耳其、埃塞俄比亞及摩洛哥等處。以“日本人和黑人同屬有色人種”為由，他們甚至從30年代開始就在美國資助黑人民族主義運動，這對戰后的黑人平權運動也產生了影響。

黑龍會當然不代表亞細亞主義全部的理念和實踐，在它之外，日本還有很多受“興亞”感召投身帝國洪業的人，比如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東洋史學家內藤湖南、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等。在近衛文麿政府提出“大東亞共榮”綱領后，“亞洲”成了法西斯主義的新修辭。1946年，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解散了黑龍會。這個風云一時的社團，連同其代表的亞細亞主義意識形態一起，隨著日本戰敗退出了歷史舞臺。

站在戰后立場，亞細亞主義常常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這些標簽歸于一類。可想象我們站在1912年：大正時代開啟、中華民國成立、李容九抱恨而亡、鮑斯行刺哈丁……在那年前后，亞細亞主義看上去更像一個矛盾體，掙扎在殖民與反殖民、帝國與反帝、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種族主義與族裔平等之間，并不像戰后看上去的那樣簡單。吊詭之處在于：它雖然批判殖民現代性，自身卻植根于其中，無法從根本上超越之，只能以新壓迫來反舊壓迫，以新霸權對抗舊霸權。在這個意義上，亞細亞主義的失敗不可避免：它的亞洲振興必須以殖民亞洲為手段。盡管如此，它仍是亞洲人主動塑造“亞洲”身份的一次嘗試，它的困境和失敗也為今后的“亞洲”想象提供深刻的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