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馬克弟（Mark Driscoll）的《絕對欲望，絕對奇異：日本帝國主義的生生死死，1895— 1945》（朱新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2月，原版杜克大學出版社，2010年）無疑與日本歷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拉開了較大的距離：從大的方面來看是運用后殖民理論、馬克思主義和文化分析理論研究勞動轉化，揭示了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史的特殊性；而從深層角度來看，以身體敘事為核心的現代性研究視角與方法滲透在對帝國夢崛起的批判性研究中，在對生命與政治、中心與邊緣、欲望與異化等核心概念的運用和研究之中，提煉出一種極富想象力和挑戰性的資本—帝國暴力敘事，從中讓人們看到資本、帝國、文化在帝國夢急欲崛起中的邪惡合謀以及普遍性的反人類罪恐怖深淵。的確如杰拉爾德·菲加爾的推薦語所言，其勇敢和挑釁掙脫了那些讓人昏昏欲睡的論述，讓人精神為之一振，使人感到被直截了當地扔進日本現代性的泥沼里，不管那里多么骯臟、多么獸性。

這是歷史閱讀中相當少有的雙重體驗：首先，在來自檔案文獻、新聞紀錄、當事人供詞、文藝文本等等實證史料與馬克思理論、后殖民理論與文化研究等分析武器的精準配合之下，從被遮蔽的邊緣敘事向歷史敘事的中心挺進的學術勇氣與想象力極大地拓展了我們的歷史思考視野；其次，深刻并且鋒利的批判鋒芒始終指向資本主義與帝國戰爭踐踏人性的罪行，并且提升為對以暴力奴役生命、以專制消滅自由的普遍性質的反人類罪的控訴。如果說前一種體驗讓讀者感受到歷史研究的思考樂趣的話，后者則更應該喚醒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激情。

想起之前讀過的美國日本思想史專家哈利·哈如圖涅（Harry Harootunian）的《日本的“現代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血緣關系》，雖然該文的切入角度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思想與文學中的知識傾向和理論特點，但仍然提到了在“現代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血緣關系之中一直被遮蓋的邊緣地區問題，認為正是在這些邊緣地區凸顯了既不可化約又無法擺脫的資本主義普遍邏輯；后發性與地方性仍然遮掩無法資本主義的本質與邏輯的必然展開。這也是馬克弟的“絕對欲望”中的核心議題，雖然看起來它不像身體政治議題那么突出、鮮明。馬克弟十分強調殖民主義如何通過對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暴力掠奪以獲取超額利潤、喂養帝國巨獸，他認為羅莎·盧森堡說“暴力是資本的永恒武器”一語道破資本主義的偽自然化面目，正呼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寫的話：“一面是財富的積累……一面是慘劇的積累，勞動、奴役、殘暴和道德墮落。”因此他在研究中一再引用羅莎·盧森堡關于資本積累過程的隱匿真理：它只能通過暴力產生，他不斷強調這正是對資本隱匿的本質與邏輯的深刻揭露。從暴力、奴役、扭曲人性等核心議題來說，在日本帝國夢的崛起中并沒有什么在本質上是獨特的、只此一家的“日本經驗”。相反，從對闖關東的勞工剝削（包括以包工頭為招攬與管理體制的方式，以及1860年馬克思以“中國人的工資”一詞來形容世界上報酬最少、受壓迫最深的工人群體）到奴役性的強迫勞動，從通過走私毒品而中飽私囊的日本權貴到侵華軍隊及特務機關在掠奪財富中的特殊利益與壟斷特權，從打著禁毒牌子的官方機構本身就是毒品貿易最大獲利者到以狂熱的軍國主義宣傳毒化本國人民心靈，最后回到“不言自明的歷史事實”：如果沒有中國苦力的勞動和可憐的‘中國工資’，沒有日本性工作者和皮條客寄回本土的匯款，沒有對勞動主體的隱形剩余價值的剝削，沒有發展到對死亡生命的無情壓榨，日本帝國夢的崛起根本無法實現。所有這些都折射出貪婪的權貴集團與資本家在帝國主義生長史上的共同特性。如果深入到馬克弟在書中論述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種種剝削與奴役的細節，可以更明顯地認識到暴力剝奪與奴役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的普遍性本質。

馬克弟自述：“在本書中，產生于日本邊緣地區的朝鮮和中國的邊緣生命和邊緣勞動力將走出歷史敘述的陰影，而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因為生命和勞動的具體存在物是身體，勞動的身體、欲望的身體、上癮的身體和死去的身體，……中國苦力、在中國通商口岸活動的日本皮條客、被拐賣的日本女性以及窮困的朝鮮佃農——這些身體輸送能量與勞動剩余價值給日本帝國主義。”（序言）與勞動、欲望、死去的身體相對應的是日本帝國主義擴張中的三個階段：生命政治、神經政治、死亡政治，無辜身體的犧牲是日本帝國夢崛起的基本墊腳石。在日本史學界，1970年代受法國學界影響而興起的社會史研究也開始關注對“身體人”的研究，從學于法國年鑒學派的二宮宏之教授反對在史學研究中僅僅把人看作是“政治人”、“經濟人”、“思想人”，認為首先要退回到人作為“身體”和“心靈”的存在來重新把握歷史，否則政治史、經濟史最后也會成為“表層的歷史”。如果放在日本帝國掠奪與侵略戰爭的研究語境中，離開了馬克弟所揭示的身體奴役與犧牲史，更加會成為冷漠的“表層的歷史”。

然而，正如馬克弟所指出的，“日本現代研究由于受數十年冷戰地緣政治知識生產的誤導，長期以來忽視了日本資本家在這場帝國主義饗宴中吞噬中國和朝鮮人民的勞動果實的事實。研究者們……把眼光局限在日本歷史的‘光明面’，要么完全無視日本所設置的亞洲外圈，要么將討論局限于殖民主義機構與行政運作，而不去考慮對亞洲勞工的大規模暴力管制。”（同上）關于鴉片問題，在日本有山田豪一的專著《滿洲國的鴉片專賣》（2002年），總括地探討“滿洲國”的鴉片政策、生產等議題。華裔日本籍教授伊原澤周在《抗戰期中日軍的對華煙毒政策》一文（《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系史探研》，中華書局，2003年1月）中則指出中國史學界對于日軍的煙毒政策甚少給予具體而充實的研究與批判，他認為日軍的煙毒政策的目的是：充實日軍侵華的機密費、維持傀儡政權的財政、攪亂中國的戰時金融、麻醉中國人使其身心敗壞。（506——507頁）并且揭露煙毒政策是由關東軍特務機關主其事，他們販賣、制造煙毒，一攫千金，以此暴利作為對華的種種策劃工作。（521頁）其實，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已有不少中國學者撰文研究日本對中國的鴉片侵略，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對臺灣、東北、華北等地區的鴉片毒品政策與毒化行為，真正的問題是這些具體研究成果仍然無法成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崛起與侵華罪行的核心敘事，無法在資本掠奪與戰爭罪行的核心關系中占據應有的重要位置。馬克弟在“序言”中說第七章“中國人民的鴉片”描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占領中國期間對毒品生意的依賴，“毒品作為死亡政治資本主義的核心商品，成為日本從中國人民的死亡和補充生活能量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偽滿大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的利潤來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為止，偽滿統治下的四千萬中國人當中，有百分之二十染上了嚴重的毒癮。”令人感到有點奇怪的是，這樣明顯的罪惡竟然沒有使一直對鴉片戰爭那么重視的中國史學界在抗戰史的主流敘事中給予應有的重視。

關于闖關東，國內學界過去一般認為九一八事變前是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事變后則是被作為“苦力”招騙而來，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關內勞動力的強制性掠奪。實際上這是很籠統并且不準確的說法，李秉剛、高嵩峰、權芳敏三位作者撰寫的《日本在東北奴役勞工調查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4月）以大量中國國內保存的檔案文獻、數據統計、幸存者法庭口述等第一手資料進行實證調查，全面而具體地揭示了日本騙招、強征和殘酷奴役中國勞工的真實歷史，遺憾的是馬克弟未能采納該書提供的資料與調查成果。

在馬克弟的研究中，有些我們原來比較熟悉的人物顯示出他們的復雜性。例如日本思想史上的福澤渝吉，他曾“公開鼓勵貧苦的日本女性移民到亞洲各個通商口岸做妓女，……堅持認為女人對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沒什么用處，唯一的好處是可以用來掙外匯……。”（82頁）與他相同的是著名作家二葉亭四迷，他認為日本妓女對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擴張至關重要，因為她們對俄國人和中國人的色情蠱惑力表明這些男性顧客會很快被“日本化”，然后會購買日本商品，進而認為自己參與買賣日本婦女是“愛國責任”的表現，是以實際行動支持亞洲的日本進程。（83頁）而那位在佐藤忠男筆下尚有幾分正面形象的“滿映”董事長甘粕正彥，在馬克弟的聚光燈下被還原為帝國特務頭子和毒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