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是20世紀卓越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在西方漢學界頗有聲譽。其著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一版再版，可謂經典。本期私家歷史特邀四位學者“重讀瞿同祖”，與讀者分享他們的學術思考。

瞿同祖先生（下文按國際學術慣例直呼其名或以瞿氏代之）對中國法律文化和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貢獻，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在國內學術界獲得相當廣泛的認可。在其研究著作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其早期出版的兩本英文專著。一本是他根據自己在1947年發表的中文版修訂而成（據說1955年就完稿了），并于196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以下簡稱《中國法律》）。另外一本是他在1962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的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他在1965年回國后很少發表新學術研究了。《清代中國的地方政府》是二十世紀中期研究清代地方政府運作最系統深入的英文著作之一。但瞿氏至今更為法律史學界津津樂道的，則主要是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以及該書中提出的西漢至清末的帝制中國（即他所說的傳統中國）經歷了“法律儒家化”（Confucianization of the law）這個觀點。瞿氏關于帝制中國“法律儒家化”的論斷，極大地影響了二十世紀后半期不少國內外學者對中國的法律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和觀點。本文即是談談重讀瞿氏上述兩本著作的膚淺印象，及其對自己學術研究的借鑒意義。既要談瞿氏上述著作的重要學術價值，也會談到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局限性和留待學界進一步研究的方面。

學術貢獻

首先，瞿同祖在二十世紀中葉使用英語和歐美社會學和人類學一些研究方法，來重新分析和詮釋帝制中國法律體系，這對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和推動1949年后中國法律史研究領域的復興，都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的上述專著使用了大量各種不同類型的中文文獻史料（以出版過的古籍和官方文獻匯編為主）。其收集和整理相關文獻的功力，不僅讓當時國外大多數學者難望其項背，即便時至今日，在研究中國的學者中也屬少見。 比如，在《地方政府》一書中，他顯然是借助了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圖書館豐富的清代古籍善本（尤其是官箴書或者政書類中文古籍），對清代地方衙門內部運作機制，提供了在當時來說最為詳盡的分析。過了半個世紀之后，該書至今還是想了解清代地方政府內情的學者應查閱的重要入門著作之一。作為那一代人中海外最著名的幾位華人史學家，像瞿同祖、張仲禮和何炳棣這些學者能取得很大成就，除了在其所關注的具體題目上有研究洞見之外，還在于他們不僅熟悉西方著作和研究路徑的同時，而且使用了大量歐美學者此前很少了解或查閱過的中文文獻和史料。這對于提高二十世紀后半期海外漢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同樣功不可沒。如下文所說，瞿氏著作的多數外文書評中都肯定了這點。

《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著，范忠信、何鵬、晏鋒譯，新星出版社2022年版

其次，瞿氏的學術貢獻還體現在，他能將大量繁雜的文獻資料提綱挈領地進行分析，并利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加以提煉和歸納，發展出很有影響并引領后來者進一步探索的學術觀點。除了在上述著述中分別明確引用了韋伯1946年英文版的《馬克斯·韋伯社會論文集》（From Max Weber : Essays of Sociology ）和1951年版《中國的宗教：儒家和道家》（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sim）兩本歐美近代社會學名著之外，瞿氏的學術研究無疑是受到了當時歐美社會學研究和理論的很大影響（詳情可參見他晚年多篇訪談錄中的回憶）。尤其是他引進了當時歐美法社會學理論，把法律當成社會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認為法律和社會相互影響和折射，這些研究思路同中國傳統法律著述相比，在當時是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意義（可參見下文所引杜希德英文書評）。雖然，他在《中國法律》一書中關于帝制中國兩千年法律和社會歷史的論述，在不少方面值得重新商榷，但瞿氏這些英文專著，仍然是二十世紀上半期中西學術傳統合璧下孕育出的杰出學術著作。它們對推動二十世紀中期的海內外漢學研究和對話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充分肯定瞿氏學術成就和貢獻的前提下，我們作為二十一世紀研究中國法律與文化的歷史工作者，當如何看待他上述著作的具體觀點和影響呢？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中，在哪些方面可以吸收這些著述的研究成果并根據新材料或新方法推陳出新或者另辟蹊徑呢？

歷史局限性和現存學術價值

瞿氏的《地方政府》一書偏重于事實性描述和總結，所包含的理論性分析相對于《中國法律》來說更少一些。書中使用了大量由清代地方官員和幕友編撰的官箴書或者政書，來概括描述清代地方衙門的運作和治理。當然，限于歷史條件，瞿氏以及和他同代的其他學者幾乎都沒能使用，二十世紀晚期才陸續發現或者開放使用的，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現存數量龐大的司法和行政檔案。故而，該書的分析是依靠相對官方檔案或者民間文獻而言的二手資料為主。雖然瞿氏《地方政府》對清代地方衙門的分析，已超出了絕大多數此前的中英文學術著作。但是，在不少問題上，它仍然屬于比較粗線條的介紹，而且經常過多地受到了傳統官方正統話語體系所影響。因此緣故，對清代地方政府日常運作的內在機制和流程，及其所反映的權力關系和社會意義等議題上的分析，瞿氏在材料使用和分析框架上，都給后來者留下了相當大的重新研究和詮釋的空間。這在最近二三十年間出版的一些相關研究著作中已經得到很好的體現。

筆者個人的研究課題之一，是利用近年來開放的清代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文書檔案，嘗試如何更好地理解，明清時期的國家機器和官僚場域（the bureaucratic field）在日常運行中，對權力、資源和知識的分配和利用，以及這些場域中各方人員間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瞿氏《地方政府》有專章分析清代地方司法制度（前書116-129）和地方官員幕賓的介紹（同書93-115），其中對刑名錢谷幕友的作用有篇幅不長但卻頗具前瞻性的概述。筆者近二十年間一直在研究清代法律專家和司法幕友。在大量清代官方檔案以及其他多種文獻史料的基礎上，筆者計劃近期完成的書稿，也證實了瞿氏當年提到的清代地方官員幾乎都嚴重依賴刑錢幕友處理司法案件這個論斷。因為不同的材料和研究興趣以及問題意識，筆者的專著在分析的路徑及深度和角度上和瞿氏該書有相當大的差異。

瞿氏《中國法律》一書的現有學術價值，至少部分受限于它所使用的歷史資料。該書沒能使用（當時尚未開放的）包含了豐富信息的明清“原始”官方司法和行政檔案，而唐代之前的律令法規和司法案件記錄幾乎全部散失。依靠正史中的《刑法志》、現存唐宋及之后的律典、儒家（和法家）經典文獻，以及少量來自從清代刑部案件中選印出來的《刑案匯覽》這樣的成案摘抄集，要來準確分析出清代中國的法律文化和司法運作動態趨勢，應該都是比較困難的。如果還要因此概括出從漢代到清代的整個中國法律體系的歷史軌跡，自然就使得像《中國法律》這樣構建長時段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歷史（社會）學著作，在一些結論和具體分析上，都難免會失之偏頗。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著，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史料上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可能是瞿氏上述兩書比較大的缺憾和局限性。當然，這種受限于既有的文獻資料，可能會發生在我們每個研究者身上，和作者的研究能力和學術水平無關。但是，意識到這種史料上的差異，可以讓我們對這些早期名著的具體分析和結論，抱有更客觀和務實的態度。同時，也應該指出，史料上的缺憾似乎只是部分因素。瞿氏《中國法律》這本名著，在研究思路和理論前提上，也存在著一些值得后來者認真思考和商榷的地方。

毋庸置疑，對所有學術著作，我們都應該抱著歷史的眼光和同情心來評價。不能拿今天才有的史料和學術思潮或者方法，來評價幾十年前出版的學術研究。可是，如果今天還希望能繼續學習和借鑒這些早期著作的話，就像在社會學和比較歷史社會學及法學領域還有大量學者在繼續引用韋伯百年前的理論和概念那樣，那我們就有必要正視，這些早期著作在文獻和分析路徑上的歷史局限性，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了它們的現存學術價值。至少從筆者自己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和思考的嚴肅學術問題，不應該被情緒化地、簡單粗暴地說成是反對或者支持哪個學術權威的問題，更不應該被扣帽子，被斥責為后來者的輕佻或者無禮傲慢。這個道理適用于像馬克思、韋伯、福柯、薩伊德這類在全球學術界都有深遠影響的先哲們，也同樣應適用于瞿同祖先生或者任何其他因為學術成就而值得半個世紀后的研究者還引用或商榷的學者或者著作。

同《地方政府》相比，《中國法律》一書體現出了作者受包括法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影響，表現出了更強的學術理論和問題意識。該書的影響也就超越了所探討的具體歷史問題，而更為學術界所知。近年來，國內外已有不少學者針對瞿氏“法律儒家化”這一著名論斷進行了反思，或提出了新的詮釋，或提出了不同程度或不同角度的質疑（尤其是就該書對所謂“儒家”、“法家”學說的理解和對“禮”（“rites”）與“刑”（“punishment”/ “law”）的形成以及起主導作用的時段上的詮釋）。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相關文獻。

除了法律儒家化此觀點之外，該書實際上還有另一個主要的論斷。瞿氏認為，在西漢以來的中國“法律儒家化”這個敘事的背后，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清末以前兩千年間幾乎從未發生過改變。借用該書英文版原話即是 “the basic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family system and class structure, remained unchanged for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事實上，瞿氏在該書中明確聲稱，法律是反映意識形態（ideology）并進而反映相關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從此句話中的邏輯關系來看，這個中國社會結構兩千年基本靜止不變（該書中別處用了“static”這個英文詞）的觀點，應該才是他一個更宏大，而且對該書來說更重要的論斷。換句話說，他認為帝制中國社會結構幾乎不變的這個觀點，和他認為 “法律儒家化”這個論斷，是相為表里（或者相為里表？）的，至少應該得到學界同樣重視。但據筆者淺學和目力所及，這個帝制中國社會兩千年基本未變（static）的論斷，似乎很少引起現代讀者的關注或者認真探討。

瞿同祖出身于清末書香世家，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他又經過了外國教會興辦的西式教育的洗禮，此后還受到了中外人文社科領域當時依然還盛行的，從文化/文明核心特征來認定一個國家或社會發展水平的風氣所影響。對于這種研究思路和問題意識的來源，有的學者可能會部分歸因于瞿氏所引用的韋伯傾向于從文化主義（culturalism）和本質主義（essentalism）來比較和解讀社會間的異同。但是，這種文化本質主義、宏大敘事、以及認為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停滯歷史狀態的觀點，遠早于韋伯的著作面世之前。至少從清末改良知識分子梁啟超等人就援引的法國孟德斯鳩1748年出版的《法的精神》（Spirit of the Law, 清末嚴復譯為《法意》）、到德國黑格爾1837年出版的《歷史哲學講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和英國梅因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Ancient Law)等一系列西方近代經典社科名著中，這種理論范式和價值觀就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了。而這些近代社科名著，則又是受到了此前的歐洲傳道士和殖民開拓者們對中國的刻畫以及歐洲殖民帝國的崛起和全球擴張所影響。韋伯對中國宗教、社會和法律傳統的詮釋和定位，是將此前歐美民間和知識界這方面的一些著名論斷和價值觀前提（normative assumptions），以一個罕見的理論巨匠所獨有的視野和能力，進行提煉和加工，并產生了一系列蜚聲全球的學術概念模型和理想范式（ideal types）。在一百多年后，他的一些核心觀點和研究前提，仍然能繼續影響中外無數學術著作。

受這些歐美近現代社科領域奠基性著作的大理論框架影響而設計出來的研究問題和所得出的結論，往往因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便于橫向比較，至今讀來仍然很吸引學者。從孟德斯鳩以法律精神來劃分三種不同社會或者政體類型，到黑格爾用是否具有歷史主體意識來劃分社會和歷史發展階段，再到韋伯用理性程度來劃分不同文明的水平高低，都符合這種宏大敘事和將社會、文明或種族按等級區分的理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瞿氏《中國法律》一書是通過分析帝制中國法律體系中對社會階級、地位和家庭制度的規定，來確認或者印證中國社會停滯不前這個國外長期盛行的通說。這種從紛繁復雜的法律條文和其他文獻中，剝離出對一個社會或文明成百上千年歷史的根本性論斷或者分析框架，需要有過人的理論素養和學識。但是，這種將復雜和動態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和社會實踐活動，極度簡化成一個似乎可以超越時空變化的定性概括，往往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會面臨各種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這種文化(本質)主義所產生的宏大敘事或者論斷，實質上所依據的理論框架本身，就不僅經常回避現存史料的人為構建性(constructedness)和殘缺性(partiality)，還經常企圖超越或者無視人類歷史幾乎不可避免存在的偶發性(contingencies)、流動性(fluidity)和內部的不穩定性或者矛盾抗爭性（internal conflictuality）。

筆者重慶老家鄉下有句民諺，“張飛殺岳飛，殺得滿天飛”。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如果把時空搞混了，則現實生活中的“正常”邏輯和運行規律都無法成立了。張飛和岳飛并非同一時代的歷史人物，所以沒法在真正意義上來進行比較和排名。同理，我們也不應當苛求韋伯或者瞿同祖或者其他別的學者超越他們時代的局限性，就如同我們自己不可能超越所處的時代一樣。但是，正因為我們希望從這些思想和學術前輩們在歷史局限中依然具有的偉大或者杰出之處，獲得盡可能多的進益和啟迪，所以我們才更應當正視和如實評估他們著作和理論觀點在今天的現實學術價值。

同時期學界的評價及其對今日讀者的意義

上文提到過，近年來不少學者對瞿氏《中國法律》一書中“法律儒家化觀點”提出質疑或者進行了修正。如果我們不應從今人的角度來評價昔人的學術研究，那么，瞿氏上述著作出版時，國際學術界的反應是怎樣呢？囿于篇幅，下面僅以《中國法律》一書為例。

根據筆者所見的從1961年到1965年間出版的一些英文書評，幾乎所有書評都高度贊揚了瞿氏《中國法律》在文獻資料的數量和種類上都達到了幾乎空前的高度。即便不同意該書觀點和研究方法的專家學者（見下文），也都異口同聲地認為，該書對中國研究或者中國法律史研究有重大學術價值。這些和筆者這篇讀后感的核心觀點一致。但是，此前中文學術界很少提到的是，數篇由歐美多個學科領域中最著名漢學家所撰寫的書評，對上文提及的《中國法律》一書中兩個主要論點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質疑。先就其中部分書評為例，扼要給讀者介紹一下當時國外學界的評價。

比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一方面贊揚瞿氏此書突破了此前那些像沈家本、程樹德、陳顧遠和楊鴻烈等人以編撰和整理歷代法規為主的中國法律史傳統，而是使用“現代”法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理論方法，來綜合分析和重新解讀傳統中國的法規和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他認為該書是中國法律史領域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另外一方面，杜氏則認為該書（尤其是增訂后的英文版）“首要的而且最明顯的一個[缺陷]是它缺乏歷史的洞見”（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of these [shortcomings] is its lack of historical insight） 。該書作者不僅“默認了中國社會在過去兩千年靜止不變”，還在英文版序言中由一位歐洲權威漢學家(即以研究漢代法律聞名的荷蘭漢學家Anthony F.P. Hulswe[何四維，1910-1993]，1955年出版Remnants of Han Law)對此特地加以強調。雖然中國法律和政治制度在不少方面有很強延續性，但即便在一個看似穩定不變的社會中，杜氏認為，一個歷史學家也無疑會發現存在各種發展變化的力量，而且在一個看似穩定的“傳統內部也會發現變化”（change within tradition）。另外，瞿氏在討論家庭和社會階級/等級這些問題時，使用的證據卻是本來就相對穩定的國家成文法典和重大刑事案件，而不是使用像敦煌文書或其他反映民事法律活動和習慣的資料，來分析土地使用權、財產權、婚姻關系、民商事合同、雇傭關系等等這些更能體現社會變遷的活動（Twitchet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25.1/3 [1962]: 394-95，提到仁井田升[Niida Noboru]1943年出版《支那身分法史》作為反例）。杜氏從材料和理論方法上都因此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另外一位知名漢學家（也是明史專家）霍克（Charles Hucker，1919-1994）則指出，歷史學家可能會和瞿氏就中國“基本社會和經濟結構兩千年保持不變”的觀點進行“爭吵”（quarrel）。霍克對瞿書把包括《禮記》在內的古代文獻當作“儒家”思想文本的做法表示了異議（Huck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2 [Jan.1963]: 462-63）。

和同胞兼同學的何四維不同，另一位荷蘭漢學家范德沃克（Marius. H. van der Valk，1908-1978）也提出了質疑。一方面，他認為瞿氏傳統中國“法律儒家化”這個觀點，是把“儒家意識形態”（Confucian ideology）過分假定為整齊劃一（uniform），并忽略了它與現實生活的差距。另一方面，他還順便批評了法國著名漢學家愛斯嘉拉（Jean Escarra, 1885-1955）認為儒家觀念籠罩了古代中國所有法律的說法（Escarra, Chinese Law and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Tientsin, 1926, 276。該書亦被瞿氏《中國法律》引用，而且Escarra在瞿氏撰寫英文版過程中提供了不少修改意見，在瞿氏完成書稿的1955年去世，未能為其寫序言）。但范德沃克對瞿氏該書最大的批評，則是針對后者認為“中國社會基本結構兩千年不變”的這個觀點。范氏認為，不能因為文本或者律令有著相同或者類似的字句，就認為它們的意思和社會影響在所有年代都是相同的，更不該因為律令條文一樣，就認為它們在司法實踐中的執行情況也一樣，或者說反映了同樣的立場（Van der Valk, Monumenta Serica, 22.2[1963]: 533-536）。

同樣，以研究中國宗族聞名的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家斐利民（Maurice Freedman，又譯作莫里斯·弗里德曼，1920-1975）則在書評中指出，瞿氏該書的長處，在于其研究問題的廣度，即通過聚焦家族、婚姻和社會階級等問題，像是借助法律這個望遠鏡一樣，來考察中國兩千年的制度史。但這種研究的廣度，也是該書缺陷的根源所在。這種長時段的考察，是假設了對不同歷史階段的比較可以得出有價值的研究發現。斐氏認為，鑒于瞿同祖掌握了大量文獻并使用社會學分析方法，讀者自會期待他從相反的假設出發（即假定中國社會兩千年在很多方面有重要的發展變化），然后再試著去分析這種社會變化在法律制度上是如何彰顯的。但瞿書的分析方法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從斐利民看來，瞿書中認為西漢以降帝制中國的社會結構沒有發生任何重要轉變這個結論，實際上是該書的起點或前提假設。所以，盡管援引了大量史料，該書只是去印證了自己最初的前提而已，其結果就是，書中“并沒有處理任何真正有意思的[新]問題”（the study tackles no really interesting problem）或者作出新的發現（Freedman, Pacific Affairs, 35.4 [winter 1962-1963], 391-92）。

美國執業律師兼學者大衛·包恒（David Buxbaum）在書評中也指出，瞿氏利用(有限)清代刑案的分析，是很難支撐該書對中國兩千年法律和社會史的定性及其“確定無疑”的結論（categorical）。他對瞿氏“法律儒家化”的觀點也表示了懷疑。比如，當“禮”制的規定靠刑法來維護和強制執行時，前者就不再是所謂儒家的禮了，而是已經變成了法。他認為瞿氏對那些為數不多的刑案判決進行解釋時，忽略了其他可能的不同解釋角度和含義。另外，包恒還指出，瞿書為了支持結論而經常選擇忽視那些揭示了中國社會轉變的事例（Buxbau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3 [May 1962], 372-73）。

也就是說，《中國法律》一書本身至始至終就被一個深層次的張力所困擾：一方面，它的初衷和結論都是想印證一個中國基本結構近二千年穩定不變的宏觀敘事理論，而另一方面，它為了印證這種理論而使用的大量史料卻又展現出了種種歷史變化。只是，作者為了支持該書的前提和結論，選擇性忽略了這種動態變化而已（書中的矛盾之處，可參見van der Valk, 535; Buxbaum, 373）。這種理論框架內部的張力，在韋伯和無數其他比較注重宏觀敘事的（歷史）社會學家的著作中也會不時出現。即便對瞿氏該書最為肯定的一些書評作者也意識到了這問題。比如，和費孝通和瞿同祖曾經同為燕京大學同學并時任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家楊慶堃（C.K. Yang, 1911-1999）在一個長書評中通篇夸獎了該書重大貢獻后，指出瞿書中往往在提了相關法律之后，卻沒解釋那些法律實際執行的情況。他這是委婉指出該書忽略了法律規定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差異（Y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4 [1962-63]: 287-291, at 291）。

余論

最后再回到筆者自己的研究項目來結束這篇讀書隨手札記。瞿同祖的《中國法律》多次提到了“意識形態”（ideology）一詞及其同社會現實之間可能存在的差異。對儒家和法家的話語表述和帝制中國的司法及社會實踐之間的張力，他在書中也有所著墨。但就如同上述諸多書評作者所指出來的那樣，該書并沒有對這種張力和差異，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者進行深入挖掘。筆者在此前的講座中曾談到過，不管西漢至清末的中國社會和法律是否真正經歷了一個所謂的“儒家化”的根本轉變過程，但眾多正統儒家官員和文人所強調的“德主刑輔” “刑期無刑”以及來自孔子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這句話所引申出來的“無訟”理想，卻的確在帝制中國的官員和精英文人中有著深遠的影響。這種我稱之為“無刑無訟”的儒家道德和政治理想話語，及其影響下產生的各種正史、政書和文人筆下的描述，自然不能作為帝制中國社會現實狀況的準確鏡像，但它們對法律史研究的影響卻不得不察。

如果聚焦于上文所說的史料和分析方法，再以研究清代司法檔案和法律文化為例，筆者根據個人的研究體驗，覺得需要重視這類主流話語體系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一是對文獻檔案產生和存廢的影響。哪些文獻或者檔案會被保留下來，哪些會被銷毀或者丟棄掉，往往和當時的主流話語體系或者官方意識形態有很大關系。上述關于無刑無訟的儒家理想或者意識形態，會影響到我們現在還有哪些文獻可用。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除了還存在少量的所謂訟師秘本和少數訟師被捕的刑事案卷外，研究帝制時期訟師的學者所能找到的資料非常有限。同理，大部分清代及之前的司法官員或者清代的司法幕友也不會覺得有必要保留或者出版自己所判決的司法案卷。

二是對現存文獻中如何表述歷史“事實”或者事件的影響。我們需要分析主流話語或者意識形態，對現存史料或者文獻的記載及表述，有哪些方面的影響、影響有多大；現存歷料里各方的利益關系是什么、這種利益訴求如何影響了當事各方的故事、以及這種對利益的理解又是如何受主流話語影響的。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思考官方意識形態（包括儒家無訟無刑的理想）如何影響了現存文獻所講的故事、所記載的“史實”和各種材料和講述人的可信度。

三是對當時的司法制度和實踐的影響。主流話語也可能影響到立法、司法制度的構建和運行、以及具體案件的判決結果。這種情況既包括了歷史事實層面上的實際影響，也包括了上面兩條中提到的，因為現有史料已被影響的緣故，而導致我們對相關司法制度和實踐的理解上可能面臨“二次傷害”，離歷史事實真相因而更加遙遠。

四是對犯人和訴訟當事人的影響。主流話語對特定時期和特定司法案件當事人也有很大影響。比如，為什么有的案子會被認為是值得立案并調查審理的？案子被立案之后怎么處理的？哪些案子被劃分為“細故”（自理案件）？哪些案子被劃分為“重案”？又有哪些案子被地方官員以所謂“積慣訟棍”挑唆的名義把訟狀扔出去了？官方說法經常是覺得很多訴訟是無中生有（frivolous），是誣告（false accusation）, 或者不值得占用官府有限的時間和司法資源。但我們需要深究背后的文化考量、政治動機和司法權力關系。很多這些決定和官方理由受到了當時主流話語影響。

五是對法律人、法律知識和法律場域的影響。我專著中會對這些問題深入討論，但簡單地說，清代有一批具有專業訓練的清代司法官員（尤其是刑部官員）、司法幕友，和訟師作為儒家社會中的法律職業人士，他們的社會地位、身份認同、職業抱負和前景等等，都會受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和話語的左右。

六是對研究帝制中國社會和法律的當代學者的影響。鑒于上述諸方面的考量，我們作為當代的歷史研究者，需要思考如何才能把這些緊緊包裹了歷史“真相”的蒜皮層層剝去。這需要保持對史料的充分重視以及對史料多面性和片面性的高度警惕，也需要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堅持不懈地進行探索、反思和創新。本文在回顧瞿氏學術成就和貢獻過程中，也談到了在試圖將史料和分析方法有效結合起來時可能會面臨的困難，這提醒我們，要突破這些史料和既有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

結語

原來只是想寫篇較短的應景小文章，結果在重讀瞿同祖先生這些名著之后，再去查看當年這些著作的外文書評，才意識到這篇讀后感實際上涉及到了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和繼續利用這些學術前輩名著的問題。回顧瞿氏著作的貢獻和局限，也對如何看待其他學術經典有借鑒意義。比如，韋伯對中國的討論，其所依據的材料，是眾所周知的極其有限，而且不少觀點也明顯帶有時代的烙印，包括受當時盛行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話語和價值觀的影響。如果這些經典理論所依據的材料或者分析框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偏見，那基于這些材料和分析方法所產生出來的概念和理論體系，哪些還能繼續使用？哪些需要批判性吸收？還是說需要把根基打倒了來重建？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筆者本人自然沒有正確答案。這篇讀后感更多的是以瞿同祖先生的著作為例，提供一些相關信息，供學界同仁和方家們斟酌并指點迷津。如果不談這個例子，筆者私意以為，年輕學者對學術巨人和經典名著，的確需要給予應有的重視和認真學習的態度，但也沒必要將其視為個人或者學術界膜拜的偶像。一旦將某人視為偶像，就難以在借鑒學術成果的同時，還能堅持客觀和理性地分析對方的不足了。幾乎所有學術經典名著之所以被人尊崇，都是因為它們突破或者摒棄了以前的學術傳統和成說。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近現代學術經典最大的致敬，就是在對話、反思和質疑中，努力去批判性地借鑒吸收和推陳出新。筆者自己才疏學淺，力不能逮，但還是期許眾多更有才華的年輕學者們能有這個抱負和創新精神的。

（本文原題“重讀瞿同祖先生法律社會學名著所帶來的當如何對待學術經典之私見”，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