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電影《里約大冒險》嗎，也想領養一只漂亮的熱帶鸚鵡吧？可是，你知道這么做的沉痛代價么？

5月4日，一個名為“80后養鸚鵡獲刑案”的微博網友發信：只因養鸚鵡，我丈夫王鵬就被深圳寶安法院判刑5年，已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這條微博一發出，立即引得公眾關注。之后媒體也做了跟蹤報道。

原來，深圳市民王鵬出于興趣愛好養了數十只鸚鵡，之后因為孩子患有先天性巨結腸，妻子又查出膽囊結石，經濟拮據，又難以照顧鸚鵡，不得不賣出2只綠頰錐尾鸚鵡，因此被定罪。

盡管有網友評論稱，此案可與“仿真槍案、大學生掏島窩案、農民采三株野草獲刑案、雜戲團運輸動物案”并列，是一起機械司法的典型例證；法學教授徐昕也將“作無罪辯護”。但板子卻不宜一概打在法院身上。

根據法律，王鵬的確涉嫌構成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鸚鵡科（所有種）屬于《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家貿易公約》附錄中的物種，并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根據最高法《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販賣綠頰錐尾鸚鵡2只，對應刑罰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此案雖說是頂格量刑，卻也在自由裁量范圍內。

當然，對于司法判決而言，被告人自養動物、出售數量較少，且是為家人治病而出售自養的鸚鵡籌集醫療費用，又無前科記錄等情節，均應在酌情考量之列，拘役、緩刑甚至是免于刑罰的輕判結果，顯然更易為人接受。這就像最高法副院長沈德詠之前所說的“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綜合考量”。

其實，與“不近人情”的司法相比，更須檢視的，是僵滯化的法規。從自然規律看，野生動物保護應是一個動態過程，名錄不可能“一定終身”。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也規定，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每五年根據評估情況確定對名錄進行調整”。

而現實是，“名錄”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后，近30年未作調整；“國家貿易公約”于1975年7月1日正式生效，也是40多歲高齡的“舊法”。根據新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瀕危標準體系，王鵬所販賣鸚鵡僅屬“低危”，離“瀕危”尚低兩級，是否適合列入“接刑”范圍，值得商榷。

再看《野生動物保護法》，盡管開了“人工繁育”口子，但程序繁瑣，行政部門的跟進顯得滯后。根據國家林業局名單，個人可申請飼養的野生動物僅54種，鸚形目僅5個品種，且僅供觀賞，不可買賣。如此“明放實禁”，現實中動輒得咎，并不利于“人工繁殖”，亦非保護的長久之策。

僵滯的法規，帶來充滿爭議的判決。避免“販賣自養鸚鵡獲刑”，須有立法層面的真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