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韓國東洋史學會春季研究發表會以“東亞歷史中的韓中關系”為主題，于4月29日在首爾大學召開。明清史部分共有五位學者發表演講，就近年來韓國學界對明清時期韓中關系的研究做了大致的總結。此五位學者原本承擔了重新編纂明清時期韓中關系史通識書籍的研究項目，所以此次的演講文與其說是向學界報告新的研究進展，毋寧說是對近年來韓國學界研究動向的匯總。

上午場的報告會有三篇文章。首先是高麗大學的曹永憲教授以“15世紀的韓中關系史”為題，簡要敘述了“14世紀后半期到15世紀初半期東亞世界的地表變動”、“韓國與中國間的力學關系與關系設定的變動”、“明初對外政策的變化與聯動的韓中關系”等三方面的問題。曹教授強調，在14世紀后半期，中國的王朝交替（從元到明）與韓國的王朝交替（從高麗到朝鮮）幾乎同時發生，由此，兩國間的利害關系與力量均衡急速發生變動。在這種變化中，韓國方面的貢期變得非常不穩定。在這一時期，元的衰退與明的登場，不僅是在中國與韓半島的關系上，對東亞國際關系也造成了短期的混沌與新秩序的形成。在15世紀韓中日東亞三國的關系中，以中國為中心的所謂冊封的“形式”及朝貢與貿易的“內容”共存，這與1523年寧波爭貢事件以后，即16世紀事實上已破產的中日間冊封?朝貢關系截然不同。

考慮到這樣的東亞性脈絡，成立于14-15世紀并維系四個世紀以上的韓中關系，相較于說是具備朝貢關系的“典型性”，更具備“特殊性”的說法則漸漸更有說服力。這一時期明朝再構建的東亞國際秩序與之前時期的形式性的“消極的”冊封?朝貢關系不同，這是一種實際力量與基于華夷秩序上的儀禮相結合的實質性的“積極”的冊封?朝貢關系，亦有學者稱其為“朝貢一元體制”。所謂“特殊性”，即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若沒有朝鮮的呼應，“明秩序”事實上在東亞舞臺上也無法成立?；蛘哒f，在明與朝鮮的朝貢?冊封關系中存在朝鮮徹底實現作為諸侯國的目標指向性。因此，對此問題需留意將所謂明朝為中心的東亞秩序的“普遍性”與韓中關系的“特殊性”（或者說是朝鮮王朝的“創意性”）做個區分。

西江大學桂勝范教授的演講以“16世紀初中半期韓中關系的理念性與重層性”為題。桂教授因故未到會場，由梨花女大的鄭惠仲教授代為宣讀演講文。桂教授的演講文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主題：“16世紀明與朝鮮的相互認識”、“16世紀韓中關系的政治性”、“明與朝鮮關系的經濟性”、“16世紀韓中關系的思想與文化性”。桂教授指出，和15世紀不同的是，進入16世紀后，明朝和朝鮮兩國的關系中相較于現實中的利害關系，更為強調儒教的義理，從理念上理解的傾向加強。另外，他指出，如果只注意當時北京政府與漢陽政府之間的政治外交關系，雖然可以將其解釋為朝鮮對明單方面順從的冊封?朝貢關系，但其中一些隱藏在政治層面之外的情況，若將其至于思想、文化交流的層面看，則另有一番意趣——即桂教授所述的“重層性”。桂教授在結論部分強調，16世紀明與朝鮮的關系與之前時期相比，即使理念性的一面有了進一步的增強，但在思想文化層面，以周朝儒教文化與南宋朱子學為基準，朝鮮展現出批判并排斥一部分明朝文化（如陽明學等）的重層性面貌。如果說15世紀的韓中關系強調理念性的一面，是明清交替之后朝鮮王朝強烈的崇明排清思想的根源，那么16世紀韓中關系中強調重層性的一面，則是清秩序下的朝鮮儒教走上朱子學至上主義，乃至其變質成原教旨主義的孤立之路的“遠因及原因”（按：此用語為桂教授的漢字表述）。

桂教授在論述“16世紀韓中關系的政治性”時打了一個比方：“到了十六世紀前半期，隨著對明事大即是國家利益的信仰遍布首都與地方，精誠事大即與國家利益直接關聯的信仰被朝鮮為政者與知識人廣泛接受。這類似于現在韓國一部分保守人士無條件堅信韓美血盟即是韓國的國家利益，這樣的心態在當時也很流行——哪怕改變一點點既有的韓美關系，就將此理解為國家利益的損傷，16世紀的朝鮮知識人對明的態度即與之類似。”

再次是延世大學的車惠媛教授發表了以“16世紀國際秩序變化與韓中關系”為題的演講，并從“‘北虜南倭’及其影響”、“壬辰戰爭的爆發”、“講和交涉的混亂與再侵略”等三方面論述這一主題。車教授在文中提到，進入16世紀后，明朝維持的冊封?朝貢制度與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國際秩序發生了巨大的動搖。從15世紀中半期開始，明朝的財政與經濟進入到沒有白銀就無法進行循環的階段。白銀在中國內部被作為稅役負擔及高額支付手段進行流通。尤其是作為軍費及交易資金，大量白銀被投入到北方軍事地帶。而明朝的外交與公貿易一體化的對外政策，在面對時代的變化上有難以調適的缺陷。

在中國面對“北虜南倭”事態的同時，朝鮮與女真族相鄰的北方邊境地區與南部的全羅道地區亦出現了危機的征兆，如16世紀后半期發生的尼蕩介之亂與乙卯倭變等。1592年，壬辰戰爭爆發，可以說是一場名實相副的東亞世界戰爭。這不僅僅是三國之間的戰爭，更是由16世紀前半期以來的世界變化所引發的未能預期到的產物。日本從中國的白銀經濟中獲得巨大收益，從而得以增強實力，且以歐洲傳來的火器來武裝自己，但日軍的最終侵略目標恰是中國大陸。而從另一方面看，日本的侵略戰爭也可以說是對構筑在朝貢?冊封關系基礎上的明朝中華秩序的挑戰。

在此戰爭前后，中國人對朝鮮的認識與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戰爭是朝鮮自身的責任，甚至，朝鮮與日本內通而招致侵略的傳聞持續擴散。在這樣的情勢中，明朝兵部主事丁應泰上疏彈劾經略楊鎬，并告發了朝鮮有與日軍勾結的嫌疑。對此朝鮮朝廷不得不派遣了三批使節團，展開辯誣。明朝廷雖然暫時沒有追究朝鮮的嫌疑，但在江南地區，有關朝鮮的陰謀論已急劇蔓延。后來在明朝與女真（后金）的對峙情勢下，明朝內閣大學士徐光啟亦認為朝鮮有與女真勾結的嫌疑，因而提出了由明朝派兵監護朝鮮的，即所謂的“朝鮮監護論”。對朝鮮的這一系列的消極認識在東林黨一脈的江南人士中，通過書籍與刊行物得以繼續傳播。到了清末，面對日本與西歐的威脅，清朝社會亦產生了監護朝鮮的主張。值得關注的是，這一主張正來自于壬辰戰爭期間的歷史記憶。

下午的會議則首先由慶北大學的洪性鳩教授報告，其演講的題目為“17世紀后半期的韓中關系與東亞：1644-1700”。洪教授的演講文主要涵蓋“清朝治下的漢人”及“明清交替與日本?琉球?越南”兩個方面的內容。洪教授指出，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前半發生的東亞國際秩序的大變動最終以清朝的入關為歸結。而在明清交替的過程中，朝鮮經歷了明朝周邊任何國家都未曾經歷過的兩次胡亂（即所謂的“丁卯胡亂”與“丙子胡亂”）。這是因為從明秩序開始的14世紀，朝鮮一直是其最忠實的貫徹者。因此，朝鮮一直將屈服于清武力之下視為恥辱，在希望報仇雪恥的同時，朝鮮還夢想著北伐，以期恢復明秩序，以報答壬辰倭亂時明朝給予的“再造之恩”。這與清朝治下的漢人的經歷在本質上并無多少差別。但是經歷過17世紀后半期，朝鮮漸漸覺悟到對清報仇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對明義理漸漸升華為朝鮮的中華意識，并不斷強化為自我意識。

回顧這一時期明朝周邊其他國家的歷史經歷，琉球于1609年進入“兩屬體制”，周旋于明清交替的漩渦中，在南明政權與清朝之間不得不小心謹慎揣摩著兩方的眼色。這可以讓人聯想到光海君與仁祖時期夾在明與后金（清）之間的朝鮮的情況。越南地處南方邊陲，黎王朝利用明清交替的背景，即使其自身還處于分裂狀況，但仍然可以將自身利益最大化。至于日本，它處于明秩序影響力所及的外圍邊緣，利用這樣的地理情況，日本在面對清朝入關的不確定結果時，可以擁有相對比較大的余地，采取觀望態度，并贏得整理自身立場的時間。

最后，梨花女大的鄭惠仲教授發表了題為“18世紀韓中關系史”的演講。鄭教授從“18世紀初的中國與朝鮮”、“使行交流”、“社會經濟交流”等三個方面論述此主題。在講述“18世紀初的中國與朝鮮”時，鄭教授提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發生在朝鮮的大饑荒使得朝鮮不得不向清朝請求糧食援助，康熙帝應允援助5萬石糧食，其中1萬石是無償援助。然而，因儀禮與運輸費用等問題，朝鮮方面又與清朝的商人們產生嚴重摩擦，朝鮮以為，清朝的援助僅僅是買賣而已。同時為了購入糧食，朝鮮需支付大量白銀，國庫的白銀將被蕩盡的憂慮繼而擴散開來。在這種情況下，朝鮮又想起了明朝的“再造之恩”。1704年，產生于壬辰倭亂時期因明朝向朝鮮派兵的“對明義理論”又被強調起來，而這一年恰好是明朝滅亡60周年，朝鮮肅宗還就為明朝萬歷皇帝建廟祭祀的問題與大臣們進行討論。雖然在目的上，肅宗有強化自身正統性等象征性的意圖，但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這一事件最終的決定是建壇祭祀，并命名為“大報壇”以表感謝大恩之意，而后，1726年朝鮮一并祭祀明太祖洪武帝與毅宗崇禎帝。

在“使行交流”問題上，鄭教授主要從“清國的朝鮮敕使”與“朝鮮人的清國使行”兩個方面進行對照論述。鄭教授提到，進入18世紀后，對于設大報壇，主張朝鮮中心的中華主義等一系列提高朝鮮文化地位的舉動，朝鮮是有所擔心的，他們害怕這一切被清人發覺，但清使對朝鮮的這些舉動并未提出官方形式的質問。到18世紀中半期，即乾隆年間，朝鮮人在北京與中國學者的私下接觸和學問上的交流愈加頻繁，使行們在北京的生活成了學習中國先進文化與開展貿易的極好機會。鄭教授進一步指出，僅從朝貢與回賜而展開的官方物品交換來看，這是朝鮮方面的巨大損失。但在朝鮮使行在官方任務之外，還通過非官方的，即作為實質任務的交易來追逐利益。在使行居處的舉行的“會同館開市”可以分為購買朝鮮王室或政府各機關必需品的公貿易及使行與隨從個人開展的私貿易。在此之外，還存在作為秘密貿易的會同館后市﹑柵門后市及團練使后市等。而在文化交流方面，鄭教授則重點討論了朝鮮燕行使們對西學的關心以及購書問題。

（注：為盡可能原樣傳達韓國學者的原意，文中的歷史用語及專有名詞均直譯韓國學者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