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醫史研究學術成果索引》，閔凡祥編，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258頁，698.00元

1919年，剛從日本訪問歸來的鼠疫專家伍連德在《中華醫學雜志》上大發感慨：日本學者富士川游早在1904年就出版了巨著《日本醫學史》，而我國的醫學史研究尚停留在收集材料組織人馬進行編纂的階段（《讀日本醫學史感言》）。也許伍連德有所夸張，因為畢竟就在同年，江蘇的陳邦賢剛剛出版了《中國醫學史》一書。但是，的確在1949年之前，國立大學多不重視醫學史，更鮮有設立專門的醫學史教席。以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民國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醫學校）為例，其首任校長（1912-1922）湯爾和雖然對醫學史充滿興趣，但他對中國醫學史的定位，主要是用中國古代名醫的事跡陶冶現代醫學生的情操，令他們養成仁愛的品格，至于是否需要專門研究中國醫學史，似乎仍然是一個合法性存疑的問題。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是中醫的合法性備受質疑的十年。習西醫者渴望盡快樹立西方醫學的權威性，以將中醫排除在國家醫療體系的范圍之外。因此，接連出現了北洋時期的“漏列中醫案”和國民政府時期的“廢止中醫案”。在咄咄逼人的現代化敘事之下，中醫是被西醫唾棄的對象，研究中國傳統醫學史的意義自然大打折扣，淪為一種零星的民間行為。那么究竟該如何重新發現中國醫學史的價值，論證其存在的正當性？

伍連德成長于英國的海峽殖民地馬來亞，對于帝國殖民帶來的種族歧視有非常深刻的體會。在中國領導防疫的過程中，他又需時時面對來自兩大帝國——沙俄和日本——的精英醫師的挑戰。在他看來，一味地漠視中國本土醫學，不僅會遭到西方同行的恥笑，以為中國自古便無醫學，而且無助于國族認同的建立。這些都讓他認為有必要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中國醫學。1932年，伍連德與王吉民共同編著的英文版《中國醫史》終于面世。該書包括中國古代醫學史與現代醫學史兩大部分，意圖在向英文世界展現中國上古醫學的偉大的同時，也搭建出一種醫學不斷進化至今日的史觀。1936年，另一位醫學史家陳邦賢在其《中國醫學史·例言》中說：“本書目的在宣揚文化，提倡科學，整理國故，復興民族，由神祇的醫學，進而為實驗的醫學，由玄學的醫學進而為科學的醫學。”受到民族主義和醫學普世主義的共同影響，伍連德等人徘徊于弘揚國粹與推崇西方醫學之間，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民國后期的醫學史論述。

陳邦賢在探討中國古代醫學史時，重拾晚清甚囂塵上的崇古學說。1897年，康有為在其編纂的《日本書目志》卷一《生理門》中明確地說：據《禮記》記載，中國古圣人對于養生本來十分重視，只是后人受到墨家和佛家苦行的影響，才漸漸忽視了醫學和衛生的重要性。受此學說的影響，陳邦賢也多強調外在環境對于醫學知識發展的作用。這里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類的生活和文化制度。在陳邦賢眼中，古代醫學不過是“文化的一種”，而所謂“文化”，即是人類“要滿足他們生存的欲望”而與“四圍的環境奮斗”產生的結果。換言之，陳邦賢是用帶有整體論的視角看待中國古代醫學的發展，并不認為應該脫離語境研究單純的醫學思想史。他將陰陽五行在兩漢時期與醫學的結合解釋為當時由于“社會極度的紛擾”，古人希望借助陰陽五行化繁為簡，保持平靜的生活；而王充對陰陽五行的攻擊，導致了“反求諸內心”“輕聞見而重心思”的魏晉玄學，使醫學摻雜了佛教的學說；到了宋明理學時期，佛教又與新儒學結合，醫學于是混入性理之學說。陳邦賢僅將先秦文化看作是“中國固有文化”，至于此后的時代，則由于受到印度佛教的影響而漸漸失去“控制自然”的努力，科學發明也“一天一天的衰落了”。

在他看來，從漢代至宋元，都可以被稱為中國醫學的中古時期，類似于黑暗的西方中世紀。西洋醫學傳入的明清兩朝則是近世階段。然而，在談到現代西方醫學的發展時，陳邦賢便不再提及環境的作用，而羅列以大量的科學發現。這可能不完全是因為他對西方醫學了解不足所致，而是當時的常見手法。因為，即使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李廷安在其所著的《中外醫學史概論》也是如此處理。顯然，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將現代科學的興起看作是一種客觀而且獨立于西方國家發展的存在。這樣做可以避免被人攻擊為變相推崇西方政教制度，但也給西方醫學披上普世性的外衣，無形中張大其權威性。

當時不是沒有人意識到現代醫學史或者科學史的研究不應與政治、社會和宗教割裂開來。1929年，胡適在與余云岫聚餐后，若有所指地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段話：

如此時代有幾個方面，如宗教革命，如古學復興，如國語文學的起來，如新科學，皆是一個大運動的幾個方向，必須會通研究。

胡適并非能未卜先知預測到后來的醫學社會史或者科學社會學的興起，而是因為看到了所謂的醫學發展史實際上仍然受制于時代思潮的巨大影響。余云岫在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后發出《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一文，顯然是受到國民革命的鼓舞，而廢止中醫的聲音又與日本明治時期的取締漢醫有密切的關系。如果不加以匯通研究，僅僅將醫學史視為由醫學從業者書寫自己行業歷史的一種專門史，將是充滿遺憾的一種選擇。

現在，可以說胡適的提倡基本被實現了。北京大學醫學史中心的張大慶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較早地引入醫學社會史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對博醫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國聯衛生組織等做了開拓性的研究，大大豐富了近代中國的西醫史。復旦大學的高晞教授則在傳教士醫學方面做出專深的貢獻，推動了歷史學界對于醫學史的認識。與此同時，海峽對岸的醫學史研究也呈現出勃發的態勢，同樣造就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領軍人物。此后，又遇上SARS和新冠疫情的刺激，使得中國大陸的醫學史研究拋卻百年前那較為局限的視野，轉而成為容納醫學、公共衛生學、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的陣地。在這一新的情勢下，如何總結百年來中文世界的醫學史研究成果，許多專家學者都做了嘗試和努力。

與眾不同的是，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閔凡祥教授選擇了一條艱辛的道路：編纂出一部能夠囊括一百多年來中文醫史文獻的總匯目錄。1936年，王吉民曾有《中國醫史文獻索引》出版，雖然只有區區數頁的篇幅，但在當時已經非常不易搜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又有各種醫學史索引的出版，但其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國家和機構的支持，已經不是純粹依靠民間行為可以實現。閔凡祥教授幾乎純然依靠個人的興趣和毅力，經過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在2020年出版《中文醫史研究學術成果索引》。此書長達兩千兩百多頁，將二十世紀初至2019年之間幾乎所有與醫學史研究相關的中文文獻、專著和基金項目一網打盡。編纂者以一己之力成功接續前輩傳統。

全書按照論文、著作/譯著、醫藥衛生志和基金項目分為四部分，均各自按照拼音順序進行索引。編者充分利用了前述的索引資料，并綜合運用中國知網、讀秀、孔夫子舊書網等網絡資源，基本上實現了集大成式的文獻搜求。收錄中國大陸（內地與港澳）和臺灣地區學者的成果（包括碩博學位論文），以及海外研究的中文譯著。有遺珠之憾的是，因為語種限定為中文，導致缺少了伍連德、王吉民和李濤等人的重要研究。不過，正所謂“天地本不全”，這些并不影響該書的價值。

就編纂內容上而言，張大慶教授、劉士永教授和余新忠教授均在寫給該書的序言中予以揭示，即從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舉凡醫藥疾病、衛生行政、書籍知識一并收錄在案。這正與現在國際上的看法相一致，例如北美醫學史重鎮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系在其官網的顯著位置寫著：“我們致力于從最寬廣的意義上去探究醫學史。”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并未局限于“人醫”，還收錄大量法醫學和獸醫學的研究，如《民國時期我國的法醫》《蒙古獸醫學史略》等。通過翻閱這本索引，新入門者可以很容易發現哪些領域已經有較為深厚的積淀，哪些領域還有待學者的開發。

除了上述優點之外，該書實際上還為海外想要了解中國醫學史研究狀況的學者提供了一本權威的指南。此前，對于外國學者而言，使用中文的各類搜索引擎進行資料檢索，實際上非常困難。有的學者甚至以此為理由，不去參考中文學界的研究成果。但是現在有了《中文醫史研究學術成果索引》，所有的相關研究一目了然，國際學界應該會更加重視中文的學術成果。相信在短期內，此書便會成為國際上許多漢學或者醫學史研究機構必備的工具書。

最后，如果說這部書還有可改進之處，以期更為便利讀者，或許可以編一個索引的索引。也就是說，因為整個內容包羅萬象，只依靠作者姓名排序，有時令人有失去抓手之感。若能提取一定數量的關鍵詞作為索引置于書后，提綱挈領，可能更有助于讀者把握這些浩如煙海的資料。當然整個工作量可能會變得異常龐大，所以這個方案是否可行，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證。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國的醫學史研究終于迎來大發展的時期，吾輩躬逢其盛，不亦快哉。但同儕也一定更明白，學術無止境，要想保持醫學史的旺盛生命力，還需要不斷更新知識，盡可能從新的角度、利用新的方法去探索，同時不斷重新認識和反思既有的研究。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這部書所要收錄的內容將大大超過現有的篇幅，不僅在詞條數量上可能會是同類參考書中的世界第一，在質量上也會有進一步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