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在浙江嘉興平湖市正式揭牌成立。衡水第一中學由素有“高考工廠”之稱的河北衡水市衡水中學（公辦）與河北省一家房地產企業在2013年合作成立，2014年8月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據官方資料，其管理、師資、招生、教學均以衡水中學為依托。

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分校的成立，引發輿論的極大關注，“應試教育到底是不是洪水猛獸？”的問題再度成為人們爭議的焦點。主流聲音幾乎一邊倒地質疑衡水一中的做法，但日前，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教育局局長陸建國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4月19日，他在連云港市委黨校的一個學習班上，做了題為《充分認識應試教育的政治正確性》的交流發言。5月2日，贛榆區教育局的官方微博全文轉發了他的這個講話。在這個講話中，陸建國局長認為，應試教育具有“政治正確性”，而大多數批評者都誤解了真正的“應試教育”。

客觀而言，這位教育局長在發言之前做了大量資料收集，態度十分鮮明，說出了他想說的話。但是，他可能并沒有搞清楚自己的角色——教育局長。作為教育官員，其重要職責之一是推進自己所管轄區域內所有學校的依法辦學，而不是把自己的政績觀變為學校的教育理念。而且，他只看到應試教育被“污名化”的表象，卻沒有看到當前問題的實質。

當前中國基礎教育階段諸多問題的實質是，各地政府教育部門追求升學政績，不依法治教，縱容違規違法辦學，應試教育只是教育部門掩蓋不依法治教、不作為的理由而已。

一、基礎教育“癌變”，源頭在行政治校

這位地方教育局局長在發言中談到：“今年春節后，我拜訪了蘇北蘇中幾個縣區的教育局長，大家對抓教學質量認識一致，都覺得基層縣區必須把高考作為第一要務。平時也有領導善意提醒我，說你可以暗地里使勁抓教學抓成績，但是，對外一定要大力宣揚素質教育，否則，人家會說你這個局長的認識層次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格局還有待進一步撐大。我有些納悶，我們一向提倡實事求是，如果覺的是正確的事情，大家都在做的事情，為什么非要鬼鬼崇崇、偷偷摸摸？為什么非要說一套做一套？好像應試教育是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情。”并發問：“在基礎教育階段，在中國當前的高考體制下，抓教學成績，抓應試教育，有錯嗎？”

怎么看這位局長的發言？筆者的回答是，這位局長的話如果由校長來說，并沒有錯。在當前的高考制度之下，很多基礎教育階段學校的辦學選擇就是應試教育。多年前，筆者就曾撰文指出，虛偽的素質教育比踏踏實實的應試教育更可怕，因為前者打著素質教育旗號，實質進行的是應試教育，對學生還進行虛偽的宣講，而后者則至少保持了某種真實。

中國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問題，不是地方教育局長的問題，也非學校的問題，是中國高考制度將教（學）、招（生）、考（試）一體化，實行單一分數評價的必然結果。

但是，學校的辦學選擇，與政府的辦學要求，是不同的兩碼事。在美國，高中教育階段，有特別強調升學的私立高中（這些學校的學生學習也非常投入，以進入知名高校深造為目標，學校也會宣傳進入知名高校就讀的本校畢業生；中國有學者拿這些學校也搞應試教育來論證中國應試教育的合法性、合理性）；也有倡導自由的公立高中；還有針對行為習慣不好的學生開設的實行軍事化管理的高中。但不管哪一種辦學導向，都是學校自主選擇的（包括聽取家長委員會的意見），不是政府規定的。因為學校是自主辦學，而非行政辦學。

陸局長舉了英國學習中國上海的例子，他說：“英國今年引進了上海一到六年級的小學數學教材，他們希望借此強化英國學生的數學能力。英國前教育大臣邁克爾?戈夫說，英國要么‘開始像中國人一樣努力，要么我們很快就要為中國人打工了’。”

可他有所不知，英國引進上海教材，和中國統編教材是性質不同的。在英國，中小學教材由多家出版機構出版，出版之后，是否采用由學校自主決定，有的學校就使用校本教材。也就是說，從上海引進的教材最終能有幾所學校用到，目前還不知道。另外，英國政府也想推進學校學習中國模式，可是，很多學校、老師對此并不感興趣。政府只能建一個基金，由學校自主報名參加，送教師進行培訓。事實上，那位準備引進中國教學模式的教育大臣，還沒有來得及推進工作，就已經下臺了。（校本教材，一般指以校長和教師為主體，為實現本校課程目標，達到教學目的，對教學內容進行研究，共同開發和研究的教學素材。——編注）

他還談到《中國青年報》前不久刊發的一篇題為《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的文章。這篇文章主要談了日本寬松教育的失敗，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同樣沒有分析日本的教育管理制度和辦學制度。在日本，行政并不能干預學校辦學，學校是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很多教育決策是由家長委員會參與做出。

而在中國，政府和學校的關系沒理順，政府教育部門直接介入辦學，造成學校辦學嚴重行政化，完全以教育部門下達的行政指標為依歸。最終結果是，學校教育完全枉顧基本教育規律，應試教育泛濫成災，不可收拾。這種情況在一些欠發達地區尤其嚴重。

學校如果按基本要求正常教學，提高教學質量，以提高升學率，這原本沒有問題。可現在的應試教育，卻變為只學高考核心科目，高考之外的高中必修課程被邊緣化，選修課程則幾乎不開，高中前兩年加快進度學完所有內容，最后一年完全復習。高中階段教育發生這樣的“癌變”，根源在行政治校。

二、競技化的基礎教育已嚴重傷害農村教育

也就是說，學校根據當前高考制度，結合社會需求，自主選擇進行應試教育，原本是學校自身的辦學選擇。但政府教育部門給學校下達應試指標，以應試成績評價學校辦學的好壞，則超越了自己的權力范圍。但當前，中國普遍存在地方教育部門給學校下達應試任務，把學校完成應試任務與學校領導的考核、升遷和教師的獎金、績效掛鉤的問題。

有校長曾對筆者介紹，上世紀90年代，政府教育部門對學校的考核指標是上線率（上高職高專即上線），本世紀初考核指標變為本科率，2005年后變為二本率，2010年后升為一本率，最近幾年則看北清率（有多少人考上北大清華），學校辦學壓力越來越大，沒有達到指標要求，教育部門可能馬上就換校長，說是沒有讓老百姓滿意。

這無疑導致中學教育嚴重功利化、競技化。浙江平湖引進衡水一中辦分校，也是地方政府追求升學政績的結果。

可陸局長不覺得競技化是什么問題。他在講話中說：“奧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強。同理，基礎教育階段，高考是出口也是關口，是基礎知識的競技平臺，是要分勝負的。”這完全把基礎教育類比為競技了。但教育恰恰不能競技化，就是應試教育，也不是讓學生比出輸贏，通過教育把學生分為勝利者、失敗者，而是讓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大學。你能說學生考進職業院校，就是“失敗者”嗎？那些“失敗”了的學生怎么辦？在高考競爭中，總會有“失敗者”，這些“失敗者”以失敗者心態走進社會，教育部門不該承擔責任嗎？作為教育局長，假如有這種勝負觀，怎么能辦好轄區內的職業學校？

陸局長也注意到這一問題，他說：“當然，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考上大學，有些人要去接受職業教育，有些人要回到農村。但是，這沒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這些孩子經過基礎教育階段的壓力測試，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勤奮努力、向上攀登的價值觀，將來做個藍領工人，也可以成為大國工匠，做個農民，也一樣能勤勞致富。”

這一邏輯太跳躍了，剛說要分出勝負，然后又告訴“失敗者”把失敗作為“壓力測試”。正是在這種邏輯支撐下，中國中小學一直有給學生排序，將學生分為“優生”和“差生”的做法，并稱這是激勵差生，而毫不考慮這種做法對學生的價值觀念可能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

將基礎教育競技化，正讓中國農村教育出現嚴重危機。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以升學為導向的初級教育，本質是激勵農村學生到城市去讀書，離開農村尋找出路，這種教育模式可以給部分能考上名校的農村學生提供出路，但是，更多農村學生是難以考上名校的。在全國范圍內，能考進名校（985、211高校）的學生每年只占高考人數的5%（名校的錄取名額就那么多）。那么，那些無法考進名校的學生，就會有很強烈的挫敗感，他們有的會進入被老師稱為“爛大學”的學校學習，有的則覺得“爛大學”也沒有什么出路，不如不上大學，而不上大學，就可能連高中也不讀，在初中階段就外出打工。

這種情況在農村地區的初中很常見。如果一名學生只能考進中職，就可能在當地教育部門的升學導向下，放棄讀中職。有的連普高也放棄。對這種情況，有的名校校長可能不會關注，但作為教育局長，卻必須關注。因為，政府教育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是促進教育公平，而不是只打造一所升學名校。

更重要的是，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的升學教育模式已經在走向破產：在超級中學挖生源的競爭中，農村孩子進名校的機會越來越少，但農村教育還執著于升學，執著于“名校”，這會陷入危機。在中國一些貧困地區，當地高中教育越好，當地經濟越貧窮的現象，已經引起關注，原因在于，當地的優秀人才都經升學教育輸送出去，卻沒有人才留下來改變農村。以前，考進大學的學生，在城市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可以寄錢給農村父母，維持這一教育鏈，而現在，有不少考進大學的學生也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回農村，農村由此變得困頓。

對農村教育來說，要提高高中辦學質量，讓有實力的學生考進自己理想的學校，但更應該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自己的未來，政府教育部門應該努力讓這些選擇都有價值，包括在本地區辦高質量的高職院校，給學生高質量的職業技術培訓，讓他們與考進學術性大學的學生一樣，有好的未來。

從給每一個學生更好的未來以及改變農村的角度來看，陸局長不應該宣揚教育“競技化”，而應鼓勵教育“多元化”，讓每一“元”辦出自己的特色。升學競爭可以作為地方教育的一“元”，但不能是全部。

三、堅持依法治教才是政府教育部門的政治正確

陸局長說：“在基礎教育階段，莘莘學子面對的是高考這個主出口，只要中國的高考體制不改變，基礎教育就無法避開應試教育。”這是實話。但是，就算是實行應試教育，前提也必須是政府依法治教、學校依法辦學。也就是說，依法辦學是學校辦學的底線，在依法辦學的框架下，學校有怎樣的辦學導向、辦學定位，這是學校的辦學自主權。

筆者反對的是不依法治教、不依法辦學，還以升學考試制度為不依法治教和不依法辦學找理由。遺憾的是，中國輿論經常批評應試教育，卻較少關注依法治教，而對應試教育的批評總會引來爭議，進而讓真正應該關注的依法治教問題被忽視。

比如，陸局長在發言中說：“在座的各位領導對衡水中學可能都有所耳聞，但是，我估計很多人也是被媒體帶到溝里去了。衡水中學作為一所超級中學，它已經連續17年蟬聯河北省高考榜首，2016年考取清華、北大有139人。”“……說衡水中學學生壓力太大，教學樓、宿舍都裝了鐵絲網，防止學生跳樓。真相是否如此呢？我到教育局之后，專門了解過這個問題，我們有校長去過衡水中學七、八次，他說那絕對是造謠。”

他對輿論造謠批評衡水中學應試教育的駁斥是對的，任何批評都必須基于事實，不能道聽途說。但是他的話，同樣也經不起事實的推敲。用他的話說，他其實也被衡水中學宣傳的辦學成果帶進了溝里。因為從依法辦學角度看，公辦的衡水中學和民辦的衡水第一中學，是兩所學校，但衡水中學每年公布的高考成績，居然是把衡水第一中學也納入的。這里面沒有問題嗎？民辦的衡水第一中學，2014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僅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就取得有90多位學生考進北大清華的傲人成績。這所學校靠的真是白手起家但特別過硬的教學成績嗎？既然是民辦，為何和公辦學校一起辦學？這合法嗎？

思考這些問題，對履行教育部門的職責尤為重要。身為地方政府教育部門的主官，陸建國局長卻完全無視這些疑問，而是反問：“浙江一些校長批判并排斥衡水中學，其中一點，就是指責衡水中學會破壞浙江省的教育生態。這種指責，讓人費解，區區一個衡水中學平湖分校，就能把整個浙江省教育生態破壞掉？浙江的教育生態就這么脆弱？這么不堪一擊？”

陸局長當然提到“它辦學不規范、違規招生，你依法加強管理就是了”，但卻沒把依法招生、加強監管真當回事，因為他沒有認真分析其中的邏輯：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剛一開辦，就涉嫌違規招生，正是據此，浙江省教育廳才責令平湖教育主管部門對該校涉嫌違規招生進行調查。一所學校確實不可能破壞一地的教育生態，但地方教育部門如果對違規辦學加以縱容，就可能是災難，會產生連鎖反應。衡水中學在成為超級中學的路上，一直以其舉辦的民辦學校名義跨地區招生，公辦民辦不分，這是地方教育部門縱容的結果。

應試教育和不依法治教，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可這兩個問題經常糾纏在一起：依法治教是底線問題，應試教育是價值選擇問題。學校選擇進行應試教育，這沒有什么可指責的。問題在于，推進這樣的教育是否合法。這包括：政府教育部門在進行教育管理時，是否依法監管了學校的招生、辦學，而不是縱容學校違規招生、辦學；教育部門是否尊重了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不以行政權干涉學校的自主辦學；學校在辦學中，是否根據《教育法》、《教師法》、《義務教育法》，開齊了所有課程（而不是有的非高考課程就不開，或者將其邊緣化），進行了法定的教學活動，保障了教師和學生合法權利。

只要地方教育部門履行監管職責，學校辦學沒有侵犯師生權利之處，那對學校在合法基礎上的辦學選擇，社會應該給予尊重：依法治校框架下的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沒有什么高低之分。這就如守法公民，是選擇經商，還是做公益，都值得尊重一樣。

對江蘇這位基層教育局長的發言，筆者不關心他對應試教育的辯護，筆者關心的是，他在進行教育管理時，是否依法依規。比如，是否用行政權力強制轄區每所學校，包括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對學生搞分數排名（這涉嫌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是否用學生的成績、高考升學情況作為評價教師的依據（這違背國家正在推進的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是否允許公辦高中招復讀生、擇校生（這違背教育部規定）；是否對學校只根據高考來組織教學，不開設規定的高中課程，出臺明顯違反上位法的校規視而不見。如果地方教育部門依法履行監管責任，投入經費支持學校抓教學質量，在追求高考升學的同時，督促、要求學校必須依法開齊課程，開展實踐活動，這毫無問題。

對中國基礎教育來說，行政治校造成的不依法治教問題，比應試教育嚴重得多。這令辦學陷入混亂，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目前，注重依法治教的地區，學校招生相對規范，辦學也尊重教師和學生的權利。因此，即便其辦學追求的還是高考升學，但基本的教育秩序得到了保障。而有的地區，政府教育部門為追求升學政績，用行政權力干預學校辦學不說，還縱容學校違規辦學，這就不是應試教育的問題，而是執法犯法的問題。

因此，推進政府依法治教、學校依法辦學，極為緊迫。因為說到底，解決應試教育問題，需要改革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評價體系，給中學自主選擇空間（這樣有的學校會選擇應試導向，有的學校會選擇更加自由的辦學模式）。當前的問題是，學校選擇空間小，單一評價模式讓學校的辦學模式單一。而對高考改革，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教育部門是無能為力的，這是國家層面的責任。

在高考制度尚不能突破教招考一體化框架的當下，我們必須承認，基礎教育的導向，就是應試教育。但假如守住依法治教的底線，教育、辦學的底線就能守住；守住依法治教的底線，再推進升學考試制度改革，合法辦學的學校才能有更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