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間直樹：從唯物史觀到實證史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接觸現代日本人文學術時，曾發現對“亞洲”話題的關注是日本學界不同于中國學界的一個特征。經過二十多年的譯介與討論，今天中國的東亞近現代歷史與思想的研究者，已經非常熟悉這一話題。特別是孫歌等學者譯介的竹內好，引起了人們對魯迅、中國革命與東亞、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等話題的興趣，一度形成“竹內好熱”。“亞細亞主義”也自然成為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話題。不過，熟知非真知，與各種廣泛存在的“竹內好式”話語相比，實際中國學界對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的了解仍非常有限。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可能是少有的概觀性著作。雖然通過這些有限的譯介，我們能夠得到對這一話題的一般印象，但是要進一步理解這一與近代中國關系密切的課題，仍需要更多的翻譯介紹的工作。如此，狹間直樹的《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的翻譯出版，也就有了重要的學術意義。

狹間直樹是中國讀者熟悉的東亞近代史研究者，也是當今京大人文研代表的研究者之一。作為戰后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與不少同時代的研究者一樣，其研究起步時期的學問深受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特別在當年的京大人文研，有井上清和渡部徹兩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引導，學術氣氛可想而知。狹間早年的一篇論文收入了歷史科學協議會所編、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成績集成《歷史科學大系》的《亞細亞的變革》（下卷）中（狹間直樹「中國近代史における「資本のための隷農」の創出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農民闘爭」、歴史科學協議會編『歴史科學大系　14　アジアの変革』、校倉書房、一九八〇年），也可見他早年在這方面的成績。此后他致力于研究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早期社會主義與日本的問題，出版了《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狹間直樹『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巖波書店、一九七六年）。

然而，不多久，中國革命的理想形象很快消逝，中國反而要向日本學習高度成長的經驗，傳統史觀的問題意識自然難以維持。狹間的學術于是也有所轉換。不過這種轉換并非追隨時流。一方面，戰后京大的左翼史學并非不重視史料整理與分析等實證工作，在實證史學逐漸占據主流的形勢下，這種傳統自然得到發揚。另一方面，狹間積極與打開國門的中國學界交流，介紹、吸收中國的近代史研究成果，同時也影響中國學界。特別是他主持開展的一系列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涉及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梁啟超——為中國研究者熟悉。這些研究除了嚴謹、實證的學風外，未始不依然包含著探索近代中日兩國間的相互影響與非侵略的連帶的可能性的問題關心。這本關于早期亞細亞主義的著作，顯然是這種問題關心的體現。

《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并非專門面向中國讀者而寫，而是由2001至2002年間發表在霞山會（東亞同文會的后繼組織）雜志《東亞》上的系列論文組成（原文尚未結集成書，中文版先行出版）。從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研究史來看，自從竹內好編纂日本現代思想大系中的《亞細亞主義》卷（竹內好『現代日本思想大系　9　アジア主義』、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發表著名論文《亞細亞主義的展望》以來，亞細亞主義就成為廣受近代思想史研究者與論壇論客關注的問題。不過，中國研究者容易忽略竹內好的日本浪漫主義背景，實際上他浪漫與曖昧的文字表達，往往包含了超出具體歷史事實的“情念”的關心，旨在喚醒讀者某種“日本”的文學教養與感情。在其影響下，具有影響力的亞細亞主義研究，如橋川文三、松本健一、渡邊京二等人的業績，學術意義固然重大，但都充滿竹內式的浪漫主義色彩：文章邏輯不甚清楚，主角個人的思想感情經歷被突出放大，而歷史的實際情況有時卻曖昧不明。相比之下，嚴謹的實證研究固然已經出現（如酒田正敏在“對外硬”概念下的研究），但還不是十分充分。此時狹間介入亞細亞主義研究，便有其學術史意義。此后，關于亞細亞主義的實證研究爆發式發展，近年來走向高潮——這個意義上，本書也可以說處在承上啟下的位置。

早期亞細亞主義：僅有的兩國共有幸福幻想的時刻

《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從1870年代末曾根俊虎籌建“振亞社”寫起，至1900年東亞同文會合并亞細亞協會，成為最主要的亞細亞主義團體為止，考察了二十年左右的早期亞細亞主義軌跡。其歷史敘述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時期是1870年代末到1890年代初，這一時期先后出現了振亞社、興亞會、亞細亞協會、東邦協會等團體，作者認為這一時期有真誠的亞洲各國平等連帶抵抗歐美的思想，特別是存在將漢語官話作為東亞共通語言的語言構想。然而隨著中日圍繞朝鮮問題的矛盾激化，亞細亞主義趨于沉寂。

第二個階段是甲午中日戰爭以后的戊戌變法時期，出現了東亞會、同文會和善鄰協會。這一時期雖然在戰爭中被日本擊敗，戰后的中國卻燃起了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同時變法派、革命派等反體制運動的參與者也來到日本，積極尋求支持。這些動向與亞細亞主義產生共鳴，從而產生了亞細亞主義團體活動的高潮期。作者高度評價這一時期包含的中日合作的可能性，也指出其間日本對中國優越意識的強化。

第三個階段始于1898年，東亞會與同文會合并成為東亞同文會，并整合其他亞細亞主義團體。作者指出由于國家力量的積極介入，早先從民間謀求中日聯合的亞細亞主義運動，變得更加積極配合國策，從而逐漸喪失早期運動的亞細亞主義本質。作者將其視為整個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從早期向中期的過渡。

敘述手法上，本書以各個亞細亞主義團體為經，從人物論與中日思想人物關聯兩個角度展開。前者論及各個團體的主要組織、參與者，后者考察與這些團體有關的中國人的思想行動，及其與日本人的互動。

在介紹1880年代“興亞會”的活動時，狹間敘述了該會的緣起、組織、綱領所反映的亞細亞主義思想后，就介紹了重野安繹、廣部精等人與該會的關聯。重野是當時著名的漢學家，為近代日本歷史學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同時他也關心“興亞”問題，為訪日的王韜提供很多幫助。廣部主張學習中文官話，將其作為亞洲的通用語，他使用中文編輯《興亞會》報告，體現了從語言上追求東亞共同性的努力。

接著，狹間又敘述了中國人對該會思想與活動的反應。駐日公使何如璋、知識人王韜等人都對興亞會的思想予以積極評價，甚至還參與該會的活動，但同時又與之保持一定距離，甚至提出批判。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時期圍繞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問題，中日兩國關系緊張。中方無論對日本“志士”提倡的團結起來抵御西方入侵的亞細亞主義命題有多少共鳴，面對日本強行吞并清朝的朝貢國的行為，都不能不感到疑慮。王韜尖銳地指出：“故興亞第一義，無過于中日相和，而中日相和第一義，則在還琉球之故土。”（55頁）對此，曾根俊虎等人均表示這只是小事，是中方人士的“杞人之憂”。

關于1890年代末東邦協會、東亞會、同文會與戊戌政變后流亡日本的維新派、革命派活動家的關系，也是本書的一個重要內容。這方面中國讀者熟悉的有桑兵的名著《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狹間在有限的篇幅里，也從各團體的視角描繪了這一中日兩國相互交錯的歷史片段。如梁啟超東渡后積極在東邦協會的刊物上呼吁日本干預中國政局，扶持維新派。梁的不少文章都發表在《東邦協會會報》上。同一時期唐才常非常期待日本支援中國變法，主張日本“實心保華”：與西方只教給中國器物之學不同，日本教給了中國如何從制度上建立改革的學問，中國應完全信賴日本等等。狹間認為這是從甲午戰爭到義和團時期“僅有的兩國共有幸福幻想的時刻”（103頁）。

《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在學問上獨特的貢獻之一是發掘了岡本監輔與善鄰協會的活動。岡本通常被認為是開拓樺太（薩哈林）的探險家，然而狹間通過史料發現，他在戊戌變法后組織了“善鄰協會”：該協會旨在積極翻譯日本有關西方近代文明的文獻，以推動中國的變革。岡本與退役軍人吾妻兵治等人建立了名為“善鄰譯書館”的出版社，翻譯出版了重野安繹的《大日本維新史》、伯倫知理的《國家學》等書，大受中國讀者歡迎。由于當時中國尚沒有版權法，這些書遭到書販的大量翻印。吾妻兵治遂訪問中國尋求解決。結果清政府特地頒布“翻刻禁止令”，解決了問題。狹間認為這反映了歷史上罕有的戰敗國對戰勝國“大有信賴之念”（141頁）的情形。此外，占全書一半篇幅的“附錄”收錄了狹間發掘的有關善鄰協會與善鄰譯書館的史料《岡本韋庵先生文書》，包括原件照片、整理稿和中文翻譯，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火中能否取栗，知行是否相符：坂野潤治的解釋

誠然，狹間直樹的這本著作以團體為中心向人物、區域等問題輻射的視點，為我們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但受篇幅所限，以及由于作者問題意識的關系，相關課題仍有進一步思索的空間。

狹間雖以亞洲主義為課題，關注初期亞細亞主義的“平等的聯合”可能性，然而隨著論述的展開，他思想史的關心卻比較稀薄，換言之，在思想意義的解釋上，他仍然依存于竹內好式的亞細亞主義解釋。盡管竹內好本人強調“火中取栗”的邏輯，侵略與連帶并不可能完全分開，但其亞細亞主義解釋，最后也在于區分真正的、主張中日平等連帶的亞細亞主義與欺瞞的、配合日本侵略政策的“大亞細亞主義”。這種敘述中，西鄉隆盛等人所體現的亞細亞主義的原點是“真正”的東洋的倫理精神與亞洲的“連帶”，但這種“古典亞細亞主義”精神隨著日本近代化與帝國主義化的推進逐漸喪失，最終在所謂“大東亞戰爭”中徹底淪為為侵略辯護的意識形態。狹間也將陸羯南的“引導未開之地，扶持不幸之國”的思想看作西鄉隆盛思想的延伸，“當此理想可以實現之時，亞洲主義就會煥發其本來的光輝”（82頁）。

可是，狹間不得不意識到的是，在這些“真心主張連帶”的早期亞細亞主義者中，反對明治時期一系列對外侵略的，恐怕一個也沒有。相反，很多人在這些侵略活動中積極活動，充當尖兵，例如興亞會的主要創立者曾根俊虎作為海軍軍人，就長期從事對華諜報活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不少早期亞細亞主義者活到了“日韓合并”，他們對此普遍的反應是歡呼雀躍，認為自己亞洲聯合的理想部分實現了。對此能否以“變質”解釋，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作者敘述了日清戰爭前后亞細亞主義團體活動的興衰，如果按照這種“變質”論解釋，就會得到亞細亞主義隨著日清戰爭“變質”，又隨著日清戰爭中日本的勝利而恢復其本質的奇特結論。

對這一亞細亞主義研究中的“難題”，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歷史學家坂野潤治就給出了頗具啟發性的解釋（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創文社、一九七七年）。坂野將明治時期對外論的話語區分為“亞細亞主義”與“脫亞論”兩種傾向，前者主張“亞洲連帶”對抗西方，后者主張與西方協調侵略亞洲。這兩者的對立本來是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理解的前提，然而坂野通過對福澤諭吉、陸羯南、山縣有朋等人的對外論與時局的分析，尖銳地指出，在明治期，往往同一人物的對外論在“亞細亞主義”與“脫亞論”之間來回搖擺，只不過當時的人們并不認為他們思想有什么根本的變化。這是由于“亞細亞主義”與“脫亞論”并非原理意義上的“思想”，而是為了將發言者所主張的對外政策正當化的“表現”。

壬午兵變以前，福澤諭吉積極提倡“亞洲連帶”，其目的是為了給日本干涉朝鮮內政提供理論依據，而到甲申事變后，清朝強大的軍事實力阻止了日本的意圖，福澤諭吉就轉而主張“脫亞論”，提倡同西方列強一同侵略亞洲。山縣有朋在晚清新政時期主張“脫亞論”，認為日本是近代國家，與野蠻的清朝根本不同，其意圖在于對清朝新政下的近代化動向保持警惕。而到辛亥革命后，山縣轉而提倡“日中連帶”，其目的自然在于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國分裂的局勢，干預中國內政謀取日本的利益。果然，當袁世凱主導的中國統一推進的時候，山縣又主張起“脫亞論”了。

坂野指出，當“西方威脅”并未真正發生時，“亞細亞主義”就會強調這種威脅近在咫尺，而當西方真的侵略亞洲（如中法戰爭）時，“亞細亞主義”者就會搖身一變為“脫亞論”者，將其視作天賜良機，號召和西方一起侵略亞洲。中國四分五裂、內部混亂之時，中國是“亞細亞主義”者“連帶”的對象，而當中國走向統一，圖謀自強，中國就會被說成是前近代的，是“亞細亞”式的野蠻，成為日本軍隊暴力地“引導文明開化”的目標。

與狹間批判侵略、褒揚“連帶”的心情相比，坂野的研究并非要反省近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它毋寧帶有一種去意識形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氣息。本來所謂是否“真心”主張“亞洲連帶”，就是一個值得推敲的思考前提。思想與行動是否“發自真心”，在單獨個體的心理與行動分析中，或許有重要意義，但當分析一種思想潮流、一個參與人數眾多的團體，乃至國家行為的時候，這種“真心”與否的邏輯，究竟有多大的說服力，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畢竟團體與國家沒有所謂統一的人格，國家要持續存在必須根據國家理性來行動。

極而言之，不論參與亞細亞主義運動的個人如何“發自真心”，其自我認知與其在日本對外政策中所扮演的實際角色，仍須區別對待。畢竟俗話說得好，你以為你以為的就是你以為的嗎？個人的自我理解與行為實際的歷史意義，并非必然一致。超越“真心”與否的觀念，從不同視角考察“亞細亞主義”的思想與行動，或許可以成為今后這一領域的課題。或者說，亞細亞主義研究的可能性，正在于“亞細亞主義”概念本身的相對化之中。這，也是狹間的書帶給我們的啟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