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長期居住英國的女子孫某回國時患病，在沈陽“北新區某醫院”打點滴時，被護士遺落在椅子上的針頭扎傷。之后，她索賠30萬歐元，還在醫院黨委書記的辦公室對醫院領導、工作人員進行謾罵，踹壞了沙發，在辦公室中便溺……最終，該女子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遼沈晚報》5月2日）

上門胡鬧式“維權”絕不容提倡，受到法律懲罰也是必然的。但是，要反問一下，那個新聞報道中都沒有出現全名的“北新區某醫院”，就完全是“受害者”嗎？就不該對自己的過錯付出沉重代價嗎？

護士將針頭遺落在椅子上，扎傷患者，存在嚴重的感染風險，使受害者陷入包括感染艾滋病在內的巨大心理恐慌中。這不是受害者在“矯情”。

醫院究竟該承擔什么樣的賠償責任？沈陽這家醫院最初只愿意負責消毒，協商多日才肯出500元檢查費，并承諾“如果孫某因此染病醫院會負責到底”。媒體報道的時候也隱匿了醫院的名字，維權困境可見一斑。

前不久，美聯航毆打乘客事件發生后，受害者隨即聘請律師要告美聯航，事后庭外和解達成賠償協議，有傳言稱賠償金達1.4億美元，引來一片議論。

雖然“懲罰性賠償”已經寫進了中國的《侵權責任法》中，但至今沒有司法判決做出過“天價賠償”。相反，還有個別消費者因為提出天價索賠，身陷囹圄。

維權需要法治化，這有賴于執法者建設更多管道，理直氣壯地為受害人的正當索賠權保駕護航。在“懲罰性賠償”已經寫入中國法律的情況下，司法判決就不能自縛手腳，就應該讓那些不負責任的經營者，無良商家付出慘痛代價。

另一方面，消費者無論如何也必須在法律的渠道內進行維權，尋釁滋事、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行為，注定不能維權，反而會讓自己從有理者變成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