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既是書齋內的學問，又和人類政治生活的公共實踐密切相關。它既要通過思辨的方式為政治價值提供哲學上的辯護，又試圖通過理想的政治圖景來指引現實生活中的行動，推動建立正義的良序社會。如何平衡政治哲學蘊含的這兩種內在品格，勢必對游走在學術研究和現實關懷之間的學者構成挑戰。

近日，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哲學工作坊就“書齋內外的政治哲學”這一主題，邀請了華師大哲學系教授應奇、中山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譚安奎、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周保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垚展開圓桌討論，由華師大哲學系教授葛四友主持。

率先發言的應奇教授結合對自己學術生涯的重新規劃和調整，發表了對書齋內外的政治哲學這一主題的看法。他認為其中既包含著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維度，更蘊含著理想與現實關系的維度。如果說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體現的是政治哲學的政治方面，是一個以反形而上學面貌出現的形而上學時代的問題，那么理想與現實的關系體現的則是政治哲學的哲學方面，是一個后形而上學時代的形而上學問題。

一名合格的、優秀的政治哲學從業者，既要重視政治哲學的政治方面，更要著力于政治哲學的哲學方面，這兩個方面和兩重維度的結合既是真正打通書齋內外的不二法門，也是具體理解作為哲學問題的“中國往何處去”之有效視域，更是學院體制下一個自由知識人的安身立命之道。

應奇教授認為，在當今這個知識內容分化、價值立場歧異的時代，一方面，政治哲學學人要在形成優質學術共同體的基礎上致力于跨學科的協同合力和知識整合，切實改變知識生態和蘊含在其中的知識品格，努力提升學術話語的質量和能量。另一方面，仍然要以多元并存的方式聚焦中國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問題，特別是要從哲學上重新發掘和闡釋中國的體用不二和辯證思維傳統，在捍衛普遍主義的人類價值理想的同時，致力于使我們固有的哲學和文化傳統超越作為“思想史材料”的“宿命”，而進展到“概念工具”的層次。一言以蔽之，通過做出重要的哲學工作為人類作出重要的貢獻。

周保松教授分享了兩段打動他的哲學家名言。1996年在英國留學即將攻讀博士之時，他曾去倫敦拜謁馬克思墓地。在墓碑上看到那句著名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關鍵在于改變世界（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另一段是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在重要文章《兩種自由概念》中的話，告誡人們千萬不要輕視觀念在歷史中的作用，正是這些觀念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式，支配我們的行動，并改變世界：“The German poet Heine warned the French 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ideas: philosophical concepts nurtured in the stillness of a professor's study could destroy a civilization.（德國詩人海涅曾警示法國人不要輕視觀念的力量：教授在寧靜書房中孕育出的哲學概念，可以毀滅一種文明。）”周教授認為哲學不僅僅是以不同方式解釋世界，它也在改變世界，因為解釋本身是改變世界的一部分。

對“政治哲學”這一學科，周保松教授的定義是：一種規范性學科，并非單純描述世界。這一學科關注的是價值問題，其功能有理解（understanding）、證成（justification）、批判（critique）三種。所謂理解，是指透過概念分析對自我和生活世界的認識，對自身信念和信仰的分析。證成，是指我們在公共空間的討論中若要支撐自己的立場，必須提供理由。當代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哲學作品，實際都是為構建一個理性公正的社會提供背后的理由，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證成的工作。批判，則是針對現實中不合理之處進行反思，當有一個合理的理想標準存在，我們的目的是改變現狀，從而追求一個更好的社會。同時我們要針對主流的政治哲學理解進行批判，不存在沒有地域和時間區分的政治哲學，所有偉大的政治哲學作品都是特定時代特定學術傳統中產生出來的。哲學家們寫就著作所面對的問題和使用的語言完全不同，但都與他們自身的時代緊密相連。我們學習西方最好的學術傳統與理論，其目的是理解中華文明和我們自身的觀念。真正的理論建構工作，是立足于我們的現實社會做理論證成與批判。

周教授最后指出，現今重大的哲學挑戰就是中國近百年來怎樣走向現代，怎樣將中國轉型成現代社會的問題。他感覺，書齋內的政治哲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經過最初的翻譯引介階段后，到現在仍缺少具有原創性分量的作品能回應我們的時代，書齋內的步伐節奏甚至遠遠落后于時代。而在書齋以外能做的是，盡可能在不同領域將政治哲學觀念傳播出去，不能忽視好的觀念對人們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倡導要讓更多大眾能夠理解基本價值，使得政治哲學中重要的觀念得到普及。這樣，人們在做道德判斷時，這些基本觀念可以在理性上對他們有所幫助，由此成為改變社會的道德資源。

總之，在周保松教授看來，最好的政治哲學是有生命力的書寫，要求作者看到自己真實的生命關懷，把真實的思想與時代勾連，讓讀者能夠真切感受到時代的力量。他以自身寫作經驗為例，感到閱讀歷史上的哲學家的思想不能真正回應自己當下的問題困惑，必須誠實面對自己和所處的社會并且產生痛感，清醒意識到書齋以內沒有理想世界。

譚安奎教授以“反思的距離”概括書齋內外的政治哲學。他認為，政治哲學的理論構造本身只能面對少數的讀者群體，政治哲學家們所提供的并非是關于政治生活的未來藍圖或“千年大計”，其最好的貢獻恰恰是為社會提供一種反思的參照，這也是政治哲學家們必要的謙遜和誠實。與現實保持適當的距離并非冷漠無情，相反，試圖完全以一己之理論指導現實，反而是狂妄且危險的。但即便不直接介入現實政治，政治哲學家們也可以有許多為現實的公共生活做出貢獻的機會。他以自己新近開設“公共生活中的修辭與倫理”課程的經驗為例，認為政治哲學的學者們能夠推動公共說理氛圍的營造，指導學生如何理解和討論公共生活中有爭議的問題，以及如何去證成自己的觀點。同時，政治哲學學者個人當然也可以通過觀念傳播的方式承擔社會責任。

就政治哲學的研究議題而言，他認為，經典有經典的意義，前沿有前沿的價值，難以簡單處理。而他本人的研究著眼于現代性語境下，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內部是否連貫，權利的不斷擴展是否能夠凝聚成一種牢靠的現代政治秩序；同時，在尊重個人價值與尊嚴的現代社會中，我們有必要探究現代政治共同體的構造方式，其中涉及到一些現實政治領域中被濫用的概念，例如“人民”該當如何理解。除了上述實質問題而外，現代社會如何通過恰當的公共討論與推理程序尋求共識特別值得關注，例如公共理性問題。最后，他強調，盡管存在不同的構造政治哲學理論的方式，但它們與真正的良善生活之間的關聯性需要不斷地被追問，無論我們是主張一種強的還是弱的良善生活觀念。

林垚博士在發言中指出，雖然政治哲學就其核心而言確實是一門規范性的學科，但我們在進行規范論證時，應當避免沉醉于概念分析與邏輯推理的游戲固步自封、洋洋自得，而忽略了對社會、經濟、歷史等經驗素材的攝入、消化與整合。實際上，周老師前面引用的馬克思那段話，恰恰出自對那種脫離實際的、經院哲學式的學問家的鄙薄；而當代規范政治理論遭到的許多詰難，也是源于批評者不滿于其對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缺乏關切、了解與反思。

林垚博士舉例說，對于主張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學家來說，一個可能的挑戰來自對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的某種推演：根據這種推演，整個世界貿易體系必然存在中心與邊緣、上游與下游，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行自由民主制，是因為他們占據了世界體系的有利地位，能夠源源不斷地從邊緣和下游國家攫取資源，以支撐其國內的公共政策開支；相反，位于產業鏈下游或世界體系邊緣的國家則缺乏維持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社會經濟資本；不但如此，倘若某些邊緣國家經濟轉型成功擠入中心，必將同時擠走另一些原有的中心國家，對后者的自由與民主造成沖擊。換言之，根據這種推演，世界體系的特定社會經濟事實對可行的規范路徑構成了極其嚴重的約束，令對自由民主的普世追求形同烏托邦。當然，這種推演未必是對的；但是要想為自由民主辯護，政治哲學家必須有能力從經驗層面提出一種替代的推演。換句話說，政治哲學在保持規范性內核的同時，還必須具備學科交叉性，能夠謙遜而敏銳地借鑒經驗研究的成果。

林垚博士還指出，不但書齋內的政治哲學需要在規范性與交叉性之間尋找平衡，而且書齋外的政治哲學還需要在抽離性與介入性之間尋找平衡。所謂抽離性，是指從事政治哲學研究不能太過于熱衷靠攏權力，包括公權力、資本的權力與輿論的權力；所謂介入性，則是指視野必須始終涵蓋當代現實，對當下切身的重要問題及其歷史肌理，都要極力尋求可靠的診斷。這些看似矛盾的性質，確實需要從事政治哲學的學者本身有充分決斷力。

在提問環節，大家圍繞政治哲學對年輕人的召喚是否只能依靠道德熱情和勇氣、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中沒有政治基礎的政治哲學觀念與現實之間溝壑難填、政治專業的意見和專業政策間的落差等問題，展開了進一步激烈的爭論。在座的與會者一致認同，在政治哲學的學科發展中關注內部的觀念分析和整合外部學科的知識是并行不悖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會起飛。